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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经济学“时代指数”理论

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30年来,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巨大的。如果把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作成一时间坐标上的曲线,其是上升趋势线;同时,把人类社会30年来经济生活的变化,也作成一时间坐标上的曲线,它同样也是升趋势线。把两个图相叠,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趋势线,是高于人类社会30年来经济生活变化的趋势线的。

但,谈改革开放成就时,必须扣减30年来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值。也就是说:谈改革开放成就,不能与中国自己的30年前比,没有可比性;因为,30年来人类社会也同样在进步与发展。为什么要一定扣减呢?因为,中国原本就应该随人类社会一同进步与发展。因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只能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高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那一部分。

经济学“时代指数”理论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一千三百四十四

在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时,有人说: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拍马屁、忽悠老百姓。

时代指数及指数曲线比较

一、人类社会变化与中国经济生活的时代指数及曲线比较

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30年来,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巨大的。如果把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作成一时间坐标上的曲线,其是上升趋势线;同时,把人类社会30年来经济生活的变化,也作成一时间坐标上的曲线,它同样也是升趋势线。把两个图相叠,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趋势线,是高于人类社会30年来经济生活变化的趋势线的。

但,谈改革开放成就时,必须扣减30年来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值。也就是说:谈改革开放成就,不能与中国自己的30年前比,没有可比性;因为,30年来人类社会也同样在进步与发展。为什么要一定扣减呢?因为,中国原本就应该随人类社会一同进步与发展。因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只能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高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那一部分。

二、中国社会变化与各群体变化的时代指数及曲线比较

在建立了时代指数概念及其在时间坐标上的曲线后,我再说明一点:由于30年来,中国的大发展及人类的进步;所以,作为各类群体的人的经济生活变化曲线,大体呈上升趋势。

至此,我们再来谈:中国,是不是所有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就容易得多了。我们只要把自己所属的人群的经济生活变化曲线,叠加进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与人类社会30年来经济生活变化的比较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你所属的人群30年来受益或不受益。

如果,你与你所属的人群的经济生活变化的趋势线,高于那条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趋势线;那么,你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受益者。
如果,你与你所属的人群的经济生活变化的趋势线,在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趋势线与人类社会30年来经济生活变化趋势线之间的话;那么,你就不能算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只能算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受益者。
如果,你与你所属的人群的经济生活变化的趋势线,在人类社会30年来经济生活变化趋势线之下;那么,你就更不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了,而且还落后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道理就这么简单。尤其是最后一种,这一部分人群,已经被抛弃在了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岸边、即时代的岸边,怎么能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呢?是不?

在时代指数的曲线图上,谁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受益者、受益者或少受益以及不受益与受益度和受益的大小及其值,就都可以一目了然了。

以上,摘自“顾晓军主义”(0039)之《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2009-2-22著)。

由于“经济学‘时代指数’理论”嵌在我的《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中,所以仅被不多的中国网友与个别外国学者知道(他曾用博客收藏、转载)。现,我将其摘出,单独成篇,以便于引起更多的经济学人及普通人关注或引用,惠及整个人类社会。

题外的话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忽悠住全世界那么多人?因为他用剩余价值理论解释经济与分配、解释了剥削。

张维迎说他是“双轨制”的发明者(百度百科过去是这么介绍的)。我在《一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说过,“双轨制”是沿着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路发展出来的,张维迎是贪天功为己有。何况,“双轨制”的弊端,如今随处可见。好,就算“双轨制”是张维迎发明的,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解释全世界自然经济的经济与分配的普遍现象,引伸出“剥削”。而张维迎的“双轨制”,是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如何突破。打个比方,马克思是医学家,张维迎只是个主治医生。

而茅于轼呢,连“双轨制”这样的东西也没有,怎么号称“著名经济学家”?他的功效,主要是打出提前量、为权贵资本服务,引导加紧瓜分原国有资产等等;所以,我说过他是“导盲犬”。如果类比,他顶多算是健康顾问或保健师。

那么,郎咸平呢?最近,他搞出了“美国阴谋论”,以解释经济现象。这,就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有点相似了。但,“剩余价值”是对经济领域的普遍现象而言;而“美国阴谋论”,是对这一时段的特定现象而言。如是,也就可以定位他们各自不同的级别了。

而我的“时代指数”呢?也是解决经济领域的普遍问题的。过去,有人找出几个因素,拿这段时间的经济与那段时间的经济作比较、或拿这国的经济与那国的经济作比较,然没有可比性。有了“时代指数”,就一切皆可比。由此可见,我的“时代指数”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一个级别的;其所不同,是他是医学家,而我发明了“B超”。

因为我发明了经济领域的“B超”,所以我能喊出《世界经济的主升浪走完了》、能当时就反对“四万亿”、能说楼市到顶就是顶、能说《股市无灾 下跌仍继续》就一路阴跌……可惜,中共已利令智昏,见我总是批评、就封杀我;却不能从我这里汲取智慧,以躲过将来临的经济大萧条。

再把话说白点:如果中共继续封杀我,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犯罪。

最后,回过头来再说一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其实“剩余价值”就是一堆废纸。因为还没有人能够发明出经济及分配的“B超”。谁能说出各种不同行业的老板与员工应该各拿多少、最合理的标准?不能。而不能,也就无法证明谁剥削了谁。且,新科技、新行业等不断出现,又怎么预先确定他们与原有行业的比例呢?因此,目前还只有通过税收与税收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来加以调节。

顾晓军 2011-12-29 于南京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