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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将赞美送给乌坎事件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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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村村民领袖林祖銮。

那些喜欢为别人争取公正的人在任何国家都只占少数,所以他们才被称为精英。这些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不至于走向野蛮的重要保证。

这些人常常被边缘化、妖魔化。“一小撮”、“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怀好意的人”、“被敌对势力利用的人”等中国特色的贬义词总是落在他们的头上。

在官员们的眼中,他们基本上是坏人,是刁民。因而,在我们的各路媒体中,基本上听不到他们的发声。

人言可畏,官言、媒言更可畏。一个哪怕是非常好的人,经过官言、媒言的妖魔化,就会变成上述那几类人。

“与人民过不去”不是罪,“与政府过不去”就是罪,执政理论在这些官员的心中已经彻底颠倒,他们视为理所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是骨子里的“与民为敌”。这真是中国的悲哀。

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不乏有坏心眼的人,但他们大多数是好人,是我们这个时代可爱的人。他们的精神远在那些一心捞权捞钱的官员们之上,这是当今中国往前进步的强大动力。

乌坎事件得到舆论的好评,然而,赞美声几乎一边倒地送给了地方政府领导人。让人听起来似乎是这些好领导将权利送给了村民,村民要又一次感谢领导。赞美者忘记了这个事件的真正主角,那就是集体表达的村民,尤其是组织村民表达的带头人。

中国每年十多万起群体性事件,每个事件都有这样的带头人。他们构成了中国维权精英部落。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群体性事件。韩寒说国民“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其实,哪个国家的国民都一样,人们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有更多的愤怒,这是很正常的。那些喜欢为别人争取公正的人在任何国家都只占少数,所以他们才被称为精英。这些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不至于走向野蛮的重要保证。这些群体性事件说明,中国不乏这样的精英,他们也许性格很坏,脾气暴跌,也许还有些私心和野心,让你看的不大顺眼。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内心中有本能的正义感,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行动力,因而在集体表达中得到周围人的普遍认可,有的享有很高的威望。

然而,这些人常常被边缘化、妖魔化。“一小撮”、“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怀好意的人”、“被敌对势力利用的人”等中国特色的贬义词总是落在他们的头上。其实,这些人的内心并不复杂,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来衡量,他们就是“一根筋”,认为不公正的事,就是要讲个道理,讨个说法。他们比通常的“一根筋”多一个特征,就是能够带领别人一起讨说法。

然而,在官员们的眼中,他们基本上是坏人,是刁民。因而,在我们的各路媒体中,基本上听不到他们的发声。依靠媒体而生活的国民,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对社会、对政府有什么看法。经过媒体过滤的大脑,尽管不大相信官员们的说辞,但也没有对他们形成多少好的印象,不清楚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人言可畏,官言、媒言更可畏。一个哪怕是非常好的人,经过官言、媒言的妖魔化,就会变成上述那几类人。

这次乌坎事件,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大赞了一翻群众,说“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亲、群众最可怜,但是群众也最有力量。”同时,他大骂了一通干部,说 “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甚至不用上街当着官有人送。他哪里想老百姓之艰难?”他认为乌坎村民的要求大都是合理的,没有理由不解决。然而,如果没有这次乌坎事件,这些合理的要求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决呢?全国还有多少像乌坎村民同样合理的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呢?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应该对组织这次事件的人记头等功,发最大奖。然而,在政府官员的眼中,哪怕是在和平处理此事的朱明国的眼中,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朱明国在12月20日的干部群众大会上谈了六点,表达了政府官员对这些人的深层态度。“林祖恋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只要在两个月内,多做促进问题解决的事情,不再组织村民妨碍进村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公务,用实际行动悔过自首和争取立功,政府是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不抓捕。若再有重大立功行动,可既往不咎。林祖恋和杨色茂等组织者和挑头者明知政府已经在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如果仍顽固不化,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这段话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朱书记所称赞的那些 “可爱的群众”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至少是恐惧和反感吧。连开明的朱书记都这么说,可以想见,这种心态在中国官场是多么的普遍。

“与人民过不去”不是罪,“与政府过不去”就是罪,执政理论在这些官员的心中已经彻底颠倒,他们视为理所当然。村民维权,具体而普通,这是朱书记后来承认的。为什么非得要扣上这种帽子呢?这不是简单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是骨子里的“与民为敌”。这真是中国的悲哀。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将中国共产党变成执政党。然而,这个党所培养的很多官员内心中对人民充满敌意。当然,他们会辩解说,自己只是对极少数人有敌意,对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充满好感的。这种说辞只能骗得了自己。这些极少数人大多是受群众拥护的优秀分子,是富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的民间精英。对他们的敌意与对群众的好感不可能协调起来。

任何维权行动都有可能被利用,有好人利用,也有坏人利用。如果是被坏人利用,那么官员们追究的应该是利用者,而不是被利用者。现实是反过来的,官员们对利用者和颜悦色,对被利用者声色俱厉。对强大的利用者无奈,拿弱小的被利用者开刀。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官场文化。

后来由于认识到形势有了变化,传统的定性手法可能会让事情更加恶化。于是才有了六点变成五点,斥责改为赞扬。

朱书记深入乌坎村,与村民平等协商,这在其人生中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希望这个经历不仅改变他对维权群众的看法,而且改变他对维权精英的看法,更希望通过他的经验,改变舆论对那些为着大伙儿的利益挺身而出者的看法。不要再边缘化他们的声音,不要再妖魔化他们的形象。要振兴中国的公共生活,振兴中国的道德文化,就必须让这样一些人进入主流话语。

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不乏有坏心眼的人,但他们大多数是好人,是我们这个时代可爱的人。他们的精神远在那些一心捞权捞钱的官员们之上,这是当今中国往前进步的强大动力。

总结乌坎事件的意义,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他们才是这个事件的主角,不要吝啬地将赞美送给他们。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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