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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与胡锡进、李承鹏:苦逼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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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村民11月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打出的旗帜,不但印有「反对官商勾结」、「还我耕田」等主诉求,更有「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惩治腐败」等针对现体制的政治口号,为六四后内地示威游行之罕见。

韩寒说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其实真的不在于你是不是党员,而在于你有没有足够的势力和财力。假如你有足够的势力和财力,党是会主动吸纳你的,现在不是马上有一个世界级富豪要进入政治局了吗。

目前党员的身份还值点钱,现在的具体价钱我不清楚,大概十年前我在部队的时候,时价两千元人民币,(拿“人民币”买“共产党员”,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它就像教师资格证一样,表明你获得了“掠夺资格证”,但有了这个资格,还不一定分配给你掠夺的权力和位置,只是在获得掠夺的权力和位置时相对比较便利。

而且这个资格证的价钱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逐渐递减,最后成为零。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党员了,没有了一个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明显区别,大家只好互相掠夺。

天鹅绒革命不太可能发生在中国并非是因为现在的政权稳固,而是因为现在政权的顽固,因为没有“执政者的忍让”。至于如何顽固,从他们如何囚禁一个瞎子,以及如何殴打和驱赶前去看望瞎子的网友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这个还不能证明,那么你可以看看面对强拆者自焚者的视频,或者搜一搜王朝、聂树斌,再看看《李庄“认罪”背后的真相》。面对这样的政府你不可能指望它会“忍让”。

天鹅绒革命当然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它是损失最少、时间最短的实现民主自由的方式,但这个选项被取消了,原因之一就是执政者不会忍让,他把这条路堵死了。韩寒并非在为现在的政权辩护,相反,正是因为现在的政权不能“忍让”民众的诉求,才证明这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天鹅绒革命是什么?天鹅绒革命就是你自焚了或者威胁要自焚,强盗马上放下屠刀,和你或者你的亲属商量给你一个什么价钱才肯搬迁。但在现实的中国,这就是一个童话。

在这个一切美好的事物只存在于童话里一切正当的诉求只被当成笑话的国度,你如果不肯被强拆,只有另一条路:把汽油泼到强盗身上!这就是暴力革命。

期待执政者主动的改良那是胡锡进先生传播给我们的美好幻想,我们还是应该主动去“苦逼”改良,在苦逼中要求我们的权利,逼迫执政者成为博弈者。当然,如果苦逼也无法改良,就只好拿出最后一个筹码了。就像乌坎事件,如果广东省委不去谈判,那些没水喝没饭吃也不屈服的村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环球时报》总主编胡锡进先生12月25日12:21的微博:“韩寒连发博客,他“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发生在中国”,认为“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因此支持“更有力的改革”。他还认为中共有8000万党员,3亿亲属,“已不能简单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阶层了”,“党组织庞大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人民就是体制本身”。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

难得胡锡进先生能夸奖韩寒,并且说韩寒说的是“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但本着关心胡锡进先生的政治生命的态度还是要提醒一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收获者!

胡锡进先生从韩寒文章中摘出这些语句联系起来,给人的理解是韩寒已经“华丽转身”:韩寒“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发生在中国”,说明中共政权的稳固。“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又说明了革命的危害和非正义或者并非实现民主的正确手段。而现在中国改革的主体是中共政府,则“支持‘更有力的改革’”即是支持政府。中共党员加上亲属3亿8千万,势力庞大,且将来有庞大到“就是人民本身”的可能,到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将真正成为“三个代表”,支持率百分之百,这相对于只有百分之几十的支持率的西方国家政府来说,中共政权简直合法得无以复加了!

最终,这些从韩寒文章中摘出的语句连贯成一个逻辑清晰的意思:中共政权固若金汤,且革中共政权的命会导致灾难,因此支持中共政权主导的改革是最佳选择。而且中共人数庞大,且有庞大到人人皆党员的可能性。到那个时候,英特纳雄耐尔就会实现。所以,安心等待吧,政府会把自由和民主赐给你的!

有许多人对韩寒的《说民主》和《谈革命》的理解与胡锡进先生想要给人的这种理解一样。这让许多人高兴,他们以为韩寒加入了自己的阵营,许多人痛心,他们以为韩寒离开了自己的阵营:韩寒加入五毛党了!韩寒是在以素质论、国情论、文化论为中国不能马上实行民主自由辩护。王晓渔12月25日的微博说:“读到《说民主》的第一反应,就是韩寒和胡锡进会师了,《说民主》的观点和逻辑,都是《环球时报》常用的。不知为何有些朋友批评《环球时报》,却认同《说民主》?但愿这是韩寒和胡锡进的一次“偶遇”,两位不可能是同路人。”

但是,不完整的事实不再是事实,而经过精心裁剪的事实则是谎言。胡锡进先生能做到一份可以指导其它媒体如何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报纸的总主编,自然使用剪刀的水平非同一般。而期望通过韩寒的文章理解韩寒的本意的朋友应该把文章当成一个整体来理解。

韩寒在他的《说民主》和《谈革命》中说了三条路:非暴力革命或者说“天鹅绒革命”;暴力革命;改良或者说改革。他选择的是改良。并且他已经开始在《要自由》中开始实践这一道路。

关于天鹅绒革命,韩寒的原文是:“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

韩寒“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发生在中国”,但他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发生天鹅绒革命的条件,而非不应该发生天鹅绒革命。是能不能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的问题。革命的对象是政权,该不该革命关乎政权是否合法。而能不能则预设了一个前提:这个政权是非法的,必须改变。思考的重点是改变是否有可能、应采取何种手段。

胡锡进先生摘选了韩寒文章中的相关“大实话”,大概是认为这些话可以说明中共已经或将要真正成为“三个代表”,能够代表全体人民:“他还认为中共有8000万党员,3亿亲属,‘已不能简单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阶层了’,‘党组织庞大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且不说韩寒把党员和党员的亲属都算到一起是一个多么明显的讽刺,且不说这个国家除了党员和他们的亲属之外还有十亿中国人。即使这个国家的全体百姓从出生到入都佩戴着党徽,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这个国家的体制就是一个掠夺者的体制,大家的真实身份是掠夺和被掠夺者。区别只在于掠夺权力的大小和被掠夺程度的高低。

韩寒说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其实真的不在于你是不是党员,而在于你有没有足够的势力和财力。假如你有足够的势力和财力,党是会主动吸纳你的,现在不是马上有一个世界级富豪要进入政治局了吗。

目前党员的身份还值点钱,现在的具体价钱我不清楚,大概十年前我在部队的时候,时价两千元人民币,(拿“人民币”买“共产党员”,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它就像教师资格证一样,表明你获得了“掠夺资格证”,但有了这个资格,还不一定分配给你掠夺的权力和位置,只是在获得掠夺的权力和位置时相对比较便利。而且这个资格证的价钱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逐渐递减,最后成为零。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党员了,没有了一个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明显区别,大家只好互相掠夺。这个时候,把你称作党员还是人民都没有区别。其实现在党员身份就已经不是区别掠夺和被掠夺者的标志了,而是公务员与老百姓。所以现在才会出现上千上争夺一个公务员名额的事。而公务员越抢手,证明政府掠夺民众的程度越大。

天鹅绒革命不太可能发生在中国并非是因为现在的政权稳固,而是因为现在政权的顽固,因为没有“执政者的忍让”。至于如何顽固,从他们如何囚禁一个瞎子,以及如何殴打和驱赶前去看望瞎子的网友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这个还不能证明,那么你可以看看面对强拆者自焚者的视频,或者搜一搜王朝、聂树斌,再看看《李庄“认罪”背后的真相》。面对这样的政府你不可能指望它会“忍让”。

天鹅绒革命当然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它是损失最少、时间最短的实现民主自由的方式,但这个选项被取消了,原因之一就是执政者不会忍让,他把这条路堵死了。韩寒并非在为现在的政权辩护,相反,正是因为现在的政权不能“忍让”民众的诉求,才证明这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天鹅绒革命是什么?天鹅绒革命就是你自焚了或者威胁要自焚,强盗马上放下屠刀,和你或者你的亲属商量给你一个什么价钱才肯搬迁。但在现实的中国,这就是一个童话。

在这个一切美好的事物只存在于童话里一切正当的诉求只被当成笑话的国度,你如果不肯被强拆,只有另一条路:把汽油泼到强盗身上!这就是暴力革命。

韩寒所说的天鹅绒革命不会发生的另两个原因也是暴力革命不容易发生和不应该发生的原因。

韩寒说“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其实革命的最终收获者是心狠手辣者这一危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几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那更多的是学者的事。最现实的考虑是我革命会有什么危险、有什么好处。绝大多数人只要能活着就不会革命,因为不革命还能活着,一革命恐怕就没命了。而政府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不断的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压榨民众的利益。这一点有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你只要看看那些面对强拆时自焚的人就明白了:面对入室抢劫的强盗,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反而是以自杀来“威胁”强盗。强盗巴不得你死掉,这样他掠夺你的财产时更加省事。但这样的事多了之后,你明白了强盗抢你的钱时是不顾你的死活的,再遇到强拆就会把汽油泼向强盗。这样强盗抢钱时就会有危险,虽然强盗不重视你的命,但自己的命还是爱惜的,因此在自焚的事闹大的时候他还是要当着你们的教训一下小弟,以平息一下民愤,使你始终抱着“政府会为我做主”的幻想继续自焚,这样强盗才不至于在抢财物的时候被泼汽油。养猪者还会训斥他儿子不好好养猪呢,因为虐待猪,使猪不好好吃饭、长肉,会直接导致他少卖钱。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革命,且不要说精英人士马上就会过起每天早上读外国报纸的日子,中国只剩下一帮穷哥们儿。首先是这帮穷哥们儿在赶跑精英们时流血、死人是免不了的,而穷哥们儿们在民主进程中的曲折也是免不了的。 一不留神就又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了。当然知识分子会声嘶力竭的呼喊着“民主”、“自由”、“理性”、“宽容”,但是你只要看看能够宽容胡适的蒋中正先生就会明白听知识分子的话的革命者是什么下场了。而你会认为我们现在的素质和形势都要比那个时候好吗?最起码到现在我还没看到有哪一个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和实践程度能超越胡适先生的,相反看到的更多的是“公知”和“非公知”约架、对骂、定点摘除、互骂汉奸和五毛。而那些真正发出声音开启民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传播而已,而有幸传播出去的声音也大多会被误读。

韩寒很准确的概括了革命的特点,革命最容易成为一场利益掠夺和重新分配的狂欢。有人说韩寒把我们最后的底牌都亮出来了,让对手知道了我们是不会进行暴力革命的,因此对手不再畏惧我们。

韩寒说暴力革命只是一个筹码,是的,这是一个筹码,而且是最后的筹码。但是就像是面临强拆时除了自焚的人,还有把刀子捅向强拆者的房主一样,逼到绝路,最后的筹码也会拿出来的。

说不想革命不是说承认这个政权是合法的。“妥协”是民主诸多义项之一。但此妥协不是向你屈服,而是和你商量。为什么要妥协?因为你我都有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可能会产生冲突。在冲突时互相不退让一步,就要变成互相捅刀子。当然可能你手里有枪,不等我拿出刀子,你手指一动,我就变筛子。但也说不定你会变筛子。因为你手里的刀枪棍棒还是要用大量的军费和维稳经费雇人来挥舞的。那些挥舞刀枪的人若是感觉受你的伤害远比受你的好处大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把枪口转向你,把刀子捅向你。前段时间那三名携枪出逃的战士已经是个苗头了。这一点不必我提醒。政府已经很聪明了,所以最近才出现军队高调为一名家中遭受强拆的一级军士维权的事情。

暴力革命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是一条代价最大的路,是面临绝境时的孤注一掷。而这一条路还有洒了一路的血和泪之后又回到原点的危险。

韩寒选择改良,支持“更有力的改革”,但这句话从胡锡进先生的嘴里说出来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大家都在说改革,但改革的主体是谁?改革涉及到的各方关系如何?改革方式等等细节由谁来决定?这些具体的问题决定了大家说的改革不是一回事。

韩寒所说的改革是由民众和政府共同主导的,在改革过程中,民众和政府是博弈和对话的关系。改革方式、改革力度、速度等等由双方共同协商。当然就目前而言期望政府同民众协商不太现实,但民众可以通过种种较为平和的手段表达诉求,迫使政府从统治者变成博弈者。最近的乌坎事件即是此种策略取得成功的一个例子。(但这一成功现在还是孤例,而且实在偶然,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改变态度的话,很有可能成为暴力革命。还有政府和乌坎村民之间的对话能否持续下去,能否不“秋后算账”,也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韩寒发表的第三篇文章《要自由》正是这种改革的实践。

而胡锡进先生所说的改革是政府单方主导的,是否改革、改革力度多大、如何改革都由政府说了算,在此过程中,民众始终是处于被支配地位,民众的诉求政府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12月27日《环球时报》的社论《抗议之年,思想不能输给口号》中称:“首先,中国切不可在抗议的自由度上与西方攀比。事实证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比不过西方国家。中国社会不可在这个问题上逞能,理想主义。第二,在慎对抗议示威的同时,中国社会一定要有对它们的偶然爆发,甚至一定规模的爆发,拥有承受力。中国公众得有独立判断国家政治形势的能力,而不被西方舆论的裁决所左右。不建立起这样的承受力,中国的社会稳定永远都差一份关键的富余量,缺一份必有的从容。第三,在抗议和示威不受鼓励的中国,社会治理管道的疏通必须是主动、积极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推进速度,必须比抗议自由的国家更快。中国在民生及反腐、社会公平等领域都需不断建树,政府必须有抗议正在进行的紧迫感。”

这篇由胡锡进先生任总主编的报纸的社论中的文字验证了对胡锡进先生的判断:意思只有一个,即:政府对民众的限制都是合理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切不可在的抗议的自由度上与西方攀比。中国社会不可在这个问题上逞能,”社会民众唯一要做的就是具备“一份必有的从容”,相信政府、理解政府,要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不要被西方国家忽悠了,要耐心等待政府的改革。而改革力度、改革速度等等全由政府确定。但改革的目的和原因、动力只有一个:维持政权。因此《抗议之年,思想不能输给口号》最后特别提醒政府:“必须有抗议正在进行的紧迫感。”

插一句题外话:这篇社论说在中国“抗议和示威不受鼓励”,实际上在哪个国家抗议和示威都不受鼓励,没见过哪个国家重奖抗议和示威者的,也没见过哪个国家花纳税人的人在纽约街头宣传抗议和示威的。但是在正常的国家,和平的抗议和示威不会被鼓励,也是不会被禁止的,只要你不打砸抢,警察不会管你,因为这是你的正当权利。而在中国,抗议和示威不止是这篇社论所说的“不受鼓励”,而且是被严厉禁止的,民众若要抗议示威是需要冒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的!而且不要说你在大街上的抗议被禁止,你在网络上打几个字也先要自我审查一下,以免因为有XX词导致网站对你说“抱歉”。

韩寒并非转向,而是开始探索如何行动。他以前的文章看着很过瘾,因为他用犀利的语言说出了事实,但只是说事实找毛病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话语没有什么力量,行动才能改变。革命的口号很振奋人心,却有各种各样的危害。渐进的路来得最慢,最考验人的意志和耐心,却是代价最小的。他在妥协吗?是的。但这种妥协不是屈服和归顺,而是对话和博弈。在这种博弈中,民众不是被的服从者,而是与政府平等的博弈者。

最近的乌坎事件,即是一场对话和博弈。《人民日报》12月22日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中说“有利益博弈并不可怕。有了这样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协调关系,让整个社会处于动态稳定之中。”尽管这篇文章遮遮掩掩的把利益博弈双方暗示为地方官员和村民,仍把上级的党和政府定义成裁判员,但实际上党和政府在这起事件中已经成为与村民进行博弈和对话的一方了,最明显的证据是广东省委“口头承认”村民自发形成的维权组织的合法地位。

李承鹏在博文《民主就是不攀亲》中用这件事证明中国人素质低也可以搞民主,并以此暗讽韩寒的改良之路。但他的暗讽是建立在对韩寒的误读上的。乌坎事件中村民的行为恰恰符合韩寒的主张:在政府不主动与我对话时,我以行动和话语要求我的权利,但我尽可能不暴力革命。这一点可以从军警对乌坎围困数天未出现大规模暴力事件可以看出来。

这是民主,但这是即兴式的民主。村民们在这次利益博弈中获得满足。乌坎事件并非革命,只是要求利益。能够要求利益本身就是推动进步。当然正当的利益必须要通过抗议示威才能免于被掠夺远远不够,理想的状态是正当利益完全没有被掠夺的危险,但现实是现在正当利益随时会被掠夺,成功的保住正当利益只是偶然,在这种现实中要求利益有不被掠夺的保障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一次次的实现偶然才能达到理想的必然。

乌坎的这次民主是以村民因为共同利益团结起来与官员对抗,是临时集合起来共同对外的民主,而民主不仅仅是抵御外侮,更重要的是团体内部的民主。当乌坎村的村民之间出现利益矛盾时,他们又如何呢?又要上演一出“迷你乌坎事件”吗?被“口头承认”的乌坎维权组织能否转型为村民自治组织并公正公平的履行职责?

我出生的村子也曾经民主过。当年因为农民“三提五统”收费过高,村民们在村里聚焦抗税,县里前来维稳的警车都差点被欣翻。抗税成功之后,县政府抓了一个村里的二愣子,以“搞税罪”判处缓刑一年,关了两天放回去了,县政府又解散了村委会,由村党支部负责村内事务。临近的村子都因此对我的村子敬畏三分,认为是“暴民”,惹不起。

后来村民们轰轰烈烈的搞过村委会海选。在数次选举中,有给村民发大米的,有炖了红烧肉请客的,虽然有贿选现象和宗族联合选举,但毕竟还是开始了选举。

李承鹏说“你养成民众珍惜选票的习惯,他们就不会为了Q币出卖尊严。”道理当然是这样讲,但现实是养成是需要环境和时间的。我出生的村子数次村委会海选时各候选人都在贿选,而有选举权的村民也接受贿选。他们可以因为吃了一碗红烧肉而投票,也可以因为得到了五斤大米而投票。或者不接受贿选,但是会随意填上亲朋好友的名字贿选者和被贿选者都认为这很正常,唯一感觉不正常的是惊讶自己居然在一张纸片上写三个字就可以吃到肉或者大米,感觉像是白给的。当村民可以因为一碗红烧肉而投票的时候,当然也可以为了Q币投票。

但贿选相对于不选还是一种进步。我相信经过了几次这样的选举训练之后,村民们能明白自己手中选票的价值,不再会廉价出售。但这种民主素质的提高也是需要先有一个海选的制度做前提。村民需要在选举的实践中学习如何使用选票。如果没有海选制度,另一个方法就是告诉他们,外面还有一个人人都有选票的世界。但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第一我们的电视网络上全是伟光正的报道,你想把目光从天堂转向人间就得翻墙。第二大多数人还是对民主什么的没兴趣。所以韩寒的这几篇文章引起的争论就是文章价值之一。

现实是,我的村子从第一次选举到现在十几年了,还是没有选出村委会。村级选举中的贿选、宗族势力还是在发挥作用,而且村级民主和大的制度是不兼容的。村子毕竟还是处于乡、县的管理下。村子的选举会受到各种压力,上面希望在村子里有自己的代理人,所以会采取各种办法阻止村委会的产生,所以现在还是只有党支部。但是村民设立了村民代表,在村党支部讨论村内事务时参与协商。

李承鹏《民主就是不攀亲》中也说了,他参选人大代表的意义更大于当选的意义,但他的参选为什么是一个苦逼的过程?为何正常的询问选举情况要低声下气,还要请自己的老妈出面,自己在背后做地下党?李承鹏的低声下气不就是对现实的妥协吗?为何李承鹏不大闹居委会,主张自己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其它各种权?

素质低当然能搞民主,但韩寒说的是,素质低可以搞民主,但能决定民主质量。那些政治警惕性巨高的居委会大妈民主素质高不高?她们已经在降低当前本来就低得可怜的民主质量了!

即使李承鹏顺利当选,当然这个也不太可能。当选之后呢?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你当了人大代表,做好做坏全靠良心了。因为你一旦进了体制,马上就会被拉拢,而且你即使令投你票的选民们失望也无关紧要,只要你参与掠夺,你就是“自己人”。而那些再次想取你而代之的自荐候选人会成为你曾经当过的苦逼地下党。在目前这个体制下,当官当人大代表全是“良心活”,怎么干全凭自己的良心。李承鹏有参选的权利,他可以通过争取选民的选票竞选,也可以通过向上级赠送自己的钞票贿选,而前一条路明显比后一条的风险和危险要大得多。所以李承鹏干的是“有良心的活”。

上文说要提高民主素质除了要有一个民主的环境外,也可以通过获取信息达成,我相信李承鹏先生的民主素质就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和了解外部世界提高的,因为他只是接受学校教育和同居委会老太太交流的话,只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自己的民主素质提高之后,李承鹏和韩寒都可以通过言论传播民主自由,这也是促进改良的方法之一。但即使接触到了外部世界,民主素质或者其它素质也不一定会有什么改变,即使改变了也不一定会继续传播。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学习过的周其凤校长就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但在中国批评美国是非常“政治正确”的,所以周校长说的是不是真话或者真心话实在没法判断。但在自己国家的公民教育还一塌糊涂的时候批评别国的世界公民教育,实在是有违“见贤思齐”的圣人之道。在世界各地拿纳税人的钱建孔子学院推行圣贤之道,自己却不遵行,这一点和给小学生开思想品德课有点相似。

国际歌里说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期待执政者主动的改良那是胡锡进先生传播给我们的美好幻想,我们还是应该主动去“苦逼”改良,在苦逼中要求我们的权利,逼迫执政者成为博弈者。当然,如果苦逼也无法改良,就只好拿出最后一个筹码了。就像乌坎事件,如果广东省委不去谈判,那些没水喝没饭吃也不屈服的村民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在目前的情况下,改良是一条代价最小的路。在改良过程中,韩寒所说的制约中国不能出现天鹅绒革命的三个方面都会有发展。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过程中掌握博弈技巧和理解民主,学会运用自由,政府则逐步退让直到明白并成为博弈一方。而知识分子则在此过程中“说三道四”,起辅助作用。并且作用会越来越大。但知识分子只适合做一个辅助者,永远不可能成为不应该成为博弈中的一方。韩寒说文人应该是反向的墙头草,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但不应该有自己的站位。这句话和“知识分子应该是永远的反对派”意思一样,这应该是“知识分子”这个词最恰当的定义了。村上春村也说过:“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哈维尔当了总统,但当他当上总统时,他的身份就成为政治家,不再是知识分子了。

李承鹏可以参选人大代表,韩寒可以讨价还价要自由,本质上都是要作为政府的平等博弈方向其索要自己的正当权利,并以此迫使政府成为博弈中的一方。就此来说,李承鹏暗讽韩寒实在是选错了人,因为两人本来走的就是一条路。

还是借用一句话做结尾吧:没办法将军,就坚持拱卒!

(张安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