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哈维尔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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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剧作家、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摄影:黄频/中欧社)

“宪章”的计划没有颠覆政府,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一项目,所以它也无意攻击现存的法律秩序。相反,为了恢复公民意识,它要求法律得到维护和充分实施,提醒当局注意随意干扰法律的现象,希望不要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是要有法必依。即便“宪章”认为某项法律条文不合适,它也只是希望通过法律的程序加以修正。这也就决定了它与各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行为方式。尽管当局对它的上书表面上不予理踩,不予研究,它仍不断地向国家机关投书进谏。

BBC消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去世,享年75岁。他以作家身份在70年代参与起草启发东欧人权运动的《77宪章》。从此他也成了举世知名的异议人士。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领导捷克进入民主,也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捷克经由公投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我相信什么》
( 1991年)崔卫平译

·什么是我真正的立场?首先,我不采纳任何意识形态或教条教义,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以及其他任何对于这个世界封闭的、事先准备好了的推论体系。与此相反,我总是试图独立地去思考,运用我自己的理性权力,并且极力抵制种种将自己束之高阁的诱惑。我感到自己随时准备接受有意思的和有说服力的每件事情,随时准备吸收新的观念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图景。

·我拒绝将我自己定义为左派或右派。我站在这两种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前沿之间,独立于它们。我的某些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右派的,无疑地,另外一些却像是左派的。我甚至可以想像同一个观点对有些人来说是左派的,对别的人却像是右派的。老实说,我对此从不介意。而我最讨厌的还是将自己看作一个处于中心的人物,将自己置身于某个地形学上的位置是荒诞的,这更多地因为虚构的中心位置完全依赖于所采取的某个角度。

·每天的报纸都在谈论一个具体的政治或政党如何视自己为左派还是右派,是偏左还是偏右,或者是右派中的左派或左派中的右派,或是右派中的偏左派。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也并不感到有以这种方式定义自己的需要。这样做会构成对我的自由的一个事先的限制,预先地将我和某件事或某些人捆绑在一起却没有透出任何我的主要观点。

·像“社会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推广和庸俗化的一个概念,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必须接受它,尤其是对这个概念不费力气地加以运用,是一种喜欢通过接受类似的意识形态标签而使生活简单化心理的典型,并且还和许多具有危险的文明现象联系在一起,它们并不在我的框架之内。

·如果不去打碎极权主义制度的基本柱石,破除这种权力的根源及导致物质匮乏的原因即中央集权经济,便不可能推翻这个制度和重建民主。

·我们总是忙于追赶,在许多事情上反应总是慢半拍,并且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复杂时期以及与一个复杂的遗产打交道。我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总是将对自己工作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之间微小的分歧中去,转向我们自身的争吵,我们缺乏互相之间的信任,缺少自信 (表现为政治上的虚张声势) ,缺乏宽宏大量而互相恐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承担我们刚刚赢得的自由的责任。

《1990年新年献辞》
崔卫平译

·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它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

·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 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1975年4月)崔卫平译

·在单靠由各种各样统计申报数字、官方声明和有关社会政治牵连的治安报道等所衡量的范围来看,我们几乎不感到任何怀疑——稳定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稳定的进一步含义,社会中一种真正的精神状态?假定我们开始询问更持久、也许更敏感和更无可估量然而是有意义的事实,譬如以真正的个人及人类经验的方式来看,什么是隐藏在所有数字背后的东西?假设我们询问——例如为了社会道德和精神的复苏,为了生活的真正人性尺度的扩展,为了高水平的人的尊严的提升,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自由和意愿——迄今所做的?因此当我们将注意力从仅仅是从外部现象转到它们内在的原因和结果,它们的联系和意义,一句话,转到那些现实的更不明显的层面上。在那里这些现象或许正获得一种普遍的人类理解时,我们能发现什么?难道我们还能认为我们的社会是“稳定”的?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

· 这是那种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是那种所有恐惧的道路最后消失的尽头;是没有人可能向这个国家的权力挑战的最后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为了在那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之内的表现自己。

·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一旦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时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中准备做任何事情的没有原则的和没有脊梁骨的人;乐于任何羞辱,随时打算为了一个巴结当权者的机会而牺牲他们的邻居和他们自己的忠诚的钻营的走狗。

·这种冷漠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这不是简单的冷漠,它比恐惧更有力量,它将许多人带到投票站,去开会,成为官方机构的会员。这个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懒惰,在其背后除了放弃什么都没有。参加谁也不相信的政治仪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个人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但是也许会失去那种平静的生活。

·在某个前景中,站立着那个崇高的人类理想欺骗人的外观,而在其背后,蹲伏着一个谦恭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方面,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标语口号,关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自由增长和无可比拟的生活结构上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生活被缩减成前所未有的追逐消费品的单调乏味和卑劣。

·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冷漠的基础上的制度,一种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存在的单人掩体和给予他们伪善作为与社会交流的主要形式,将会对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将社会缩减成为一种策略,在那里仅仅是为了表面上的秩序和普遍的服从,而无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以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什么样水平的社会?

· 无需什么想像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它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它无非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现代技术文明中人的状况的那些悲剧方面,我提议称之为“人类个性的危机”。

·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其代价是精神上的麻痹、心灵的麻木、生活的荒芜。表面的“稳定”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代价是社会精神和道德危机。

·这是一个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个文化政策首先意味着文化警察力量操作的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化所达到特殊的偏离程度,许多事情已经被谈论和写到了:关于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书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肃清的期刊;关于删掉的出版计划和剧场节目及切断所有知识分子团体联络;关于对展览厅的掠夺;关于在这个领域中实行迫害和歧视的荒诞不经的做法;关于解散所有原先的联盟和无数的学术机构及它们被一些傀儡所替代,而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热者、声名狼籍的野心家、不可救药的懦夫们,在普遍的空虚感中急切地抓住机会的不够格的暴发户所操纵。与其再一遍描述所有这些事情,我宁愿思考与我的这封信的主题更密切的事态更深刻的方面。

·足够真实的是,秩序正在实施:一种官僚主义秩序,它机械的准确性压抑每一个有独特性的事物,它发霉的惯性排斥超常的、出类拔萃的东西。正在实施的是没有生命的秩序。足够真实的是,这个国家是安定的。你不想说安定得像一所陈尸所或一座坟墓?

·那些掌权的人们,多年来习惯于绝对听从,习惯于一致的和无保留的支持,习惯于整个是虚伪的统一整体,当他们感到曝光于这样一种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对于被压抑的情感的暴涨感到震惊。并且在这种心情下 (设想他们自己是拯救世界的唯一保证人) 察觉到这样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其余的人们也是空前未有的威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召集了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挽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

·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中间最坏的是——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屈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这样一些东西正在系统地发挥作用和得到蔓延。但是,即使是今天的民族的领导人也有机会通过其政策影响社会,以唤起人们身上更好的东西,而不是更坏的东西。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
( 1978年10月)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

·一个幽灵,一个西方称之为“反叛”的幽灵,正在东欧大地徘徊。这个幽灵并非从天而降,它所困扰的制度,正进入了一个历史阶段,它乃是这个历史阶段不可抗拒的自然产物。千万条理由都注定了现制度依赖纯粹和残暴无理的权力来扼杀一切异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叛的幽灵应运而生。现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尸,因此在体制内的任何异动、背离都是无法进行的。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通常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个操纵了社会经济、政治命脉的官僚制度。

·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意识形态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掩盖他们的真实境况和不光彩的动机,自欺欺人。意识形态很讲求实用,但有时则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它既面对芸芸众生也面对在天之神。它是一层面纱,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的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它是人人都能用的藉口。

·专制制度的生存是依靠各种复杂的官僚体制、等级制度的传送带、种种间接的控制手段来保证其天衣无缝的整体运转的。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来为一切开脱,为每一部分找寻借口,那简直是难以想像的。

·在权力金字塔中,个人不论职位高低,在整个制度里他们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这个自动的大机器的部件和能源罢了。因此,个人的权力欲只有在与整个制度自动性的方向一致时,才能够允许实现。

·虚伪与谎言充斥着社会: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名义之下被奴役;个人地位的彻底丧失说成是人的最终的解放;剥夺人民的新闻渠道被称为保障人民的新闻渠道;用权势驾驭人民说成是人民掌握权力;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便是实行法治;压制文化就是发展文化,扩张帝国主义势力,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支援;毫无言论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论自由;选举闹剧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独立思考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当权者作了自己的谎言的俘虏,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颠倒黑白。它篡改历史,歪曲现实,虚构未来;它捏造统计数据;它假装不存在一个无孔不入和无法无天的警察机器;它装作尊重人权,从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它假装从不弄虚作假。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 (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

·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

·在后极权制度统治的社会,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建立政治组织。由此产生的空白,则由意识形态的仪式来填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自然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还可能存在的独立政治观点看成不现实的、牵强附会的、自我陶醉的游戏而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太远。人们还会觉得这些独立观点也许值得推崇,但却不着边际,因为一方面纯属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险。众所周知,当局对任何这样的举动的迫害,都是残酷无比的。

·如果各种“不同政见者运动”后面的推动力来自从事“非政治性职业”的广大群众,这不是因为这些群众比那些以政治家为己任的人更聪明,这是由于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没有让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习惯所束缚,因此反而对真正的政治现实有更多的认识,对在这种情形下该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要想避免所有过去的错误,政治就必须回到其起点本身——个体的个人。在民主社会,对人的侵犯并不显得那么明目张胆、残暴无情;基本的政治革命有待发生,情况也许非得变得更糟才能在政治上反映出革命的急需。

·作为表象世界的一侧面,法典不仅欺骗了检查官的良心、欺骗了公众、欺骗了外国观察者,也欺骗了历史本身。

·这些社会自我组织的早期活动,正是让社会的某些部分在真实中生活,让社会摆脱后极权主义自我维持的因素,从而让社会自身从后极权制度里脱身而出。这些人民的非暴力活动,正是为了从自己开始彻底否定后极权制度,并且在自我人格的新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生活。这些倾向,正是对于向活生生的人性复归的原则的再度肯定。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由、真实、尊严的生活而坚持不懈、不图报偿、永不停止地奋斗,永不自设限制、决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决不陷入政治伎俩的圈套,不臆测自己行动的成果,也不幻想未来。当这场斗争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保持斗争的纯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证。

·归根结底,任何存在的革命都应该给人类的道德重建带来希望,也就是彻底更新我所说的“人类秩序“,即人类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政治的秩序所无法替代的。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这些因素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追寻的方向。

注:①扬·巴托契卡(Jan patocka 1907-1977)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哲学家,现象学家,《七七宪章》理论的创始人。

政治与良心
(1984年2月)崔卫平译

·人类每一次激进地、一劳永逸地和毫不留情地企图取消曾经谦卑地尊敬的“本来的世界”的界限,取消谨慎的个人知识,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还将会为试图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嘲弄其神秘性付出代价;同样也为取消上帝和以上帝自居而付出代价。事实上这些已经发生了。

·制度、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内容,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国家甚至越来越像一部机器,人民被转化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投票人、生产者、消费者、病人、旅游者和士兵。

· 这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这种权力很久以来只是和少数专横的统治者相关,而毋宁说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因而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个人,它是一头怪兽。

·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反政治的政治”是有可能的。政治“来自下面”。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并非偶然的,这种充满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处于“日常规则”之中,我们必须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见星星。

《回忆弗朗蒂塞克·克瑞杰》
(1988年1月)崔卫平译

·好像我们以两种分离的姿态在生活: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和作为某种理论和报告的抽象般的东西而活着。然而,当人们越是夸张这种“我们”的利益,——不管是出于真正的着迷,还是虚伪、例行公事或麻木不仁,我们作为真实的人便越加受害弥深。

·当一个人有受穷的经验,有受不公平的待遇及民族仇恨的经验,而又作为一个试图去寻找在个人关心之外的更普遍的原因的受过教育的人,克瑞杰在他早年生活中便意识到他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好邻居、好医生而面对人类苦难,如果他对自己的良心忠直,他便不得不试图去理解苦难的社会背景和发现解决它的社会途径。

·真正的民主怎么可能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及权力始终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的原则相调和? 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权力民主竞争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担保经济一劳永逸地以一种唯一的、事先规定的方式来组织?

·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受其自身良知或日常世界的基本道德概念指引的人,有可能在政治中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吗?还是他们总是必须,哪怕是在心中的一部分,也要从属于那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也要同样接受各种教条和胡言乱语?对他们来说,相信生活、相信善、相信自身的理性便已足够? 还是也必须相信某些不再是纯粹和单纯的东西,诸如他们自己的政党? 在这样一个局部利益的、非理性激情的、“政治上的现实”、追逐权力的意识形态以及盲目反抗的现代文明的喧嚣的世界上,那些内心纯粹的人们,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能否达到权力的顶峰? 在这些领域中这样的人能成功吗? 还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卷入——不管是出于现实的妥协,还是理想主义的信仰——某种东西,某种他们发现更能接受的东西,某种暂时看来符合他们的良心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可能转而反对他们的东西?

注: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医生,1968年杜布切克的主席团中唯一拒绝在莫斯科协议书上签字的人。1979年去世。

《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1986年7月)

·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不久前还是强大的团结力量崩溃了。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

·“宪章”不是因为它是制定一种纲领去反对另外一种纲领或意识形态而产生的它无意成为一支与执政党竞争、抗衡的政治力量。它也并不标榜自己比执政者更明。它的签署者中虽然有些前政治家,其中一些人至今仍从事政治活动,某些人也许会利用“宪章”活动提供的这样那样的机会去争取扮演政治角色。然而这些丝毫也改变不了“宪章”的宗旨,即它不试图从政治方面着手解决社会危机。在民主的国家,或在政治或多或少有些开明的社会里,以政治手段解决危机不失为良策。然而,对于“宪章”来说,采取这种方法,只能说明它脱离实际,自不量力。

·与其说他们是由于政治观点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是因为人的本性而走到一起来的。在这里,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动机首先是道德方面的。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必然的,决不是在政治上的见风使舵,投机取巧。道德观念不是分析、权衡出来的,产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宪章”的产生不是建立在人们对形势的逻辑推断基础上的。它的产生根源于事物内在的逻辑性,即形势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必然反应这一逻辑。它的产生是出于每个公民对道德沦丧的反应。人们开始反抗伪道德的压迫,不愿继续唯心地阳奉阴违;渴望超越自我,克服个人恐惧,冲出自我的牢笼,关心国家大事;不愿再昧心地赞美皇帝的新装,而是要说真话。总之,人们希望自己的行为与良心保持一致,挺起胸膛做一个“大写的人”。

·道德方面的动机促使我们在干某件事时,不去考虑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什么时候会获得成功,也就是不要去考虑什么保障或报偿。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然而公民意识作为实现任何政治的前提,是不变的。它要求大家像名符其实的公民那样,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勇气,怀有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有良知、思想自由以及具有顾全大局的精神,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具备所有这些素质了呢? 可以用拉迪斯拉夫·黑依达莱克的话来回答:政治目标是有限的,而“宪章”的目标是无限的。

·“宪章”的计划没有颠覆政府,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一项目,所以它也无意攻击现存的法律秩序。相反,为了恢复公民意识,它要求法律得到维护和充分实施,提醒当局注意随意干扰法律的现象,希望不要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是要有法必依。即便“宪章”认为某项法律条文不合适,它也只是希望通过法律的程序加以修正。这也就决定了它与各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行为方式。尽管当局对它的上书表面上不予理踩,不予研究,它仍不断地向国家机关投书进谏。

·对真实生活的渴望的追求,尽管遭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却仍在权力结构内部无声息地生长,无所不在,暗暗在施加压力,并逐步认识权力的真面目。权力在社会面前开始妥协,因为与之联系广泛、密切的社会迫使权力向它作出妥协。社会将会从权力当局手中夺过一部分权力,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这些足以说明,社会在冷酷外表下掩盖的一切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