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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韩寒的革命观与中国的前途

革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条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发生。在一个社会深入转型、矛盾多发和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国度,革命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论证革命的诸多危害性和不必要,但无法否认,当一个国家在面对民众强烈的诉求却缺乏改变的意志和举措时,将诱发和导致革命从不经意中产生,就像发生在中东很多国家的故事一样。

而避免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的诉求,主动地及时地彻底地改变自身。不主动改革,将会导致被动的“革命”;不及时改革,也将导致仓促的“革命”;不彻底改革,更将积聚“革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不经过斗争,就可以轻易获得的权利和利益。当民众无法通过合法化途径取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和支持,争取自身权益的时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极端方式。

无数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暴力并不是冲突的必然形式,但当冲突无法和平地解决的时候,暴力就是冲突的必然延伸。革命亦然。

逼近年尾,韩寒写了几篇不是文章的文章,开场篇谓“谈革命”,感觉很操蛋。但就是这么操蛋的文章,引来众议一片,缘何?大概就因为他是广受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从文章本身来看,他离所谓的“公公知识分子”只差五十米了。一些善良的人们为他辩护,觉得他在“抛砖”,可是他的砖引来的很可能不是“玉”,而是更硬的砖头。

首先,我得肯定,他的观点是有市场,也能引起一些共鸣的,其中一部分观点甚至还很有道理。

比如他说,“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从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革命实践来看,革命并不一定带来民主,这句话似无不妥。即使是最靠谱的一次民主革命,也是经历了长期动荡和政治妥协后才逐步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大家都知道,这里指的是辛亥革命。而革命可能带来的非民主的恶果,想必中国人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无需赘言。

又比如他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同样,我也认为,那种爽快激昂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真的未必是好的选择,但原因并非如同韩寒所说的:反腐败诉求不能持久,而“自由”、“公正”又没有市场,特别是东方革命的收获者必定是心狠手辣者。至于是何理由,下文我们再阐述。

再比如,他不无深刻地指出,“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中国人不团结,遇事一盘散沙,缺少携手合作、矢志不渝干事业的一股劲,地球人都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作为如此地大物博的国家,却被比自己小很多的日本长时间侵入的重要原因。只管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是中国国民的普遍民族心理,这一点几乎可以成为共识。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如此自私和隔膜的民族,想要达成共同目标,的确存在难度。

他还说,“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的确,民主是个伟大的目标,在实现它的过程中,需要无数的牺牲和努力,而且确实不是革命、普选、多党制和推翻XX等等元素的简单叠加,就可以达成的。

可以说,在上述几个观点上,我和韩寒都有着相同或者类似的看法。

但更多的是分歧。

韩寒给出的反对革命的理由是,反腐败难以持久,自由、公正无市场,革命最终将导致暴君统治。和他相反,我认为,反腐败是革命最有力、也最立竿见影的武器,最能激发公众的痛恨和意志,同时自由、公正,是所有中国人历来的普遍的愿望。历史上起义或者革命成功的,都是有效利用了民众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反感,同时提出了公正或者自由的理想,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如是。现实中泛滥的贪污腐败、妨碍公民自由和新闻自由、法治不遵和贫富悬殊现象,都使得廉洁政治、自由和社会公正,成为民众强烈的渴望。当这些渴望无法满足时,就会引发民众反弹,乃至触发革命,当革命被野心家利用时,就会产生新的暴君。

韩寒故意割裂民主和自由的关系。他从所谓的公共道德出发,认为民主将带来不自由。在他眼里,除了文化人,普通中国人想要的自由,就是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他的这种观点,无疑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来说的,在他眼里,是鄙视普罗大众的,觉得他们除了那些劣质的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政治上的自由;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眼前的享受,而非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普通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的定义。由此他得出结论,既然民主这么坏,导致这么些“自由”,中国人还有必要追求民主和自由吗?我很惊讶于他竟然会有此种观点,想必他已经从一个为公众利益仗义直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蜕变为一个卫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有产者了。

关于这一点,他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革命将导致新的掠夺式的“均富”,通过劫富济贫,实现革命的目标。众所周知,韩寒是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拥有大量财富,早已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了。为了提醒人们革命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他不无恐吓性地强调,“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通过这段话,他奉劝这个社会的多数人,不要再相信革命,而要明哲保身,满足于现有的物质享受,而不是去多管闲事,追求什么普世价值或者公众利益。

“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不知韩寒对埃及和利比亚“革命”究竟了解多少,才妄出此言。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革命,都不是轻易成功的,都是民众作出大量牺牲、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达成他们的目标的。特别是利比亚,卡扎菲当局和反对派武装,在经历了惨烈的战争洗礼后,才最终决出胜负,又岂是韩寒轻描淡写就完结了的?

“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韩寒干脆运用了诡辩术。他从选举依赖金钱,而共产党拥有大量资金,得出了共产党必然获胜,因此普选不是中国所需要的奇怪结论。

“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在他眼里,中国人显然素质不高,开车交会时会忘记关掉远光灯,甚至连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关心过,又如何有资格革命,并享有直接选举权?

从韩寒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人不缺自由和公正,中国人很自私、不团结,中国人中很多人有钱也有很多人没钱,中国人没素质,因此,中国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民主,不需要选票,也不需要利益调整。大家各安天分,等到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真到了那份上,什么事都自然而然发生了……

韩寒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就当前敏感问题,提出集中国特色论、中国阶段论和民众素质论的大杂烩为一体的“革命观”,在中国社会并不孤立和孤独,也以其特殊影响力迷惑了一批人,拥有一批支持者和同情者。尤其是他迎合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说了别人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做了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的言论危害性比通常的要大,即在于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从韩寒个人想法的角度,当这种革命观按照利益集团的意图,渗透到国民包括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中时,对中国前途的影响,可谓更加深远。

就像韩寒反复想说明的,我总体上认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革命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或者,即使发生革命,真正的弱势者和普通大众,未必是主要受益者。革命后势必重新进行利益调整和分配,那些在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阶层有可能将攫取革命的果实,使得普通人无法从革命中获得利益。但革命将带来社会动荡和混乱的风险,则毋庸置疑,至于它能延续多久,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不管怎样,在一个动荡和混乱的社会,处在多数的民众的利益将无法获得有效保障。

相对于风险造成的民众生存的困难、更大的不公正、不自由乃至于“换汤不换药”的腐败而言,我更倾向于主张采取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改变现实政治和社会,满足民众诉求。

然而,革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条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发生。在一个社会深入转型、矛盾多发和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国度,革命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论证革命的诸多危害性和不必要,但无法否认,当一个国家在面对民众强烈的诉求却缺乏改变的意志和举措时,将诱发和导致革命从不经意中产生,就像发生在中东很多国家的故事一样。

而避免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的诉求,主动地及时地彻底地改变自身。不主动改革,将会导致被动的“革命”;不及时改革,也将导致仓促的“革命”;不彻底改革,更将积聚“革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不经过斗争,就可以轻易获得的权利和利益。当民众无法通过合法化途径取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和支持,争取自身权益的时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极端方式。

无数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暴力并不是冲突的必然形式,但当冲突无法和平地解决的时候,暴力就是冲突的必然延伸。革命亦然。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