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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琴:三篇文章看完才看清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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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其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韩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实反映了韩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认为这是由于韩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堕落。毕竟,韩寒的名言曾让我视作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愿韩寒能够遵守自己的这句名言。

2011年岁末,韩寒以《谈革命》、《说民主》两篇博文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韩寒被收买了,变成犬儒了,彻底堕落了,网上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对于韩寒的两篇博文,我也有不同观点,但一直没形成文字。因为,我感觉韩寒这个系列文章起码是个“三部曲”,应该还要写篇《论自由》。

果然,今天在韩寒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是题目不是《论自由》,而是《要自由》。

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其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韩寒反对革命理由,是因为他认定和平演变式的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中国发生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破坏性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令人担忧。那么,韩寒凭什么说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呢?韩寒的论据是:“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原来如此!韩寒反对革命的理由,源于对中国人素质的极端绝望。他的各种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劣等民族如果革命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革命的果实必然被心狠手辣者窃取;低素质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也必然是多数人的暴政。

这些论点其实并不新鲜。关于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发生过,最后还是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内忧外患频仍的清末,一开始谁都不愿流血革命,谁都希望渐进式的改良,谁都知道这样代价最小。最坚定的革命派孙中山最初也是个改良派,他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在吃了闭门羹后才立志推翻清朝的。

然而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专制体制之所以具有刚性和隋性,是因为这种体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官为本。掌权者充分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又怎么会有革掉自己权力的动力?再说了,独裁者必然作恶多端,作恶越多,越需要紧握权杖来保护自己。历史和现实中虽然也有独裁者主动还权于民的特例,但更多的例子是紧握大权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不用列举了吧?

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其实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或民主的目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正义的阳光普照,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所以,韩寒的第三篇博文主旨是“要自由”。韩寒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要自由)了。”

革命,是逼迫独裁者交出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民主,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来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又如何能得到你渴望的自由呢?须知,讨价还价,是要以双方实力相差不多为基础的。一方独大,你凭什么与人家讨价还价?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下令镇压,武汉革命军苦守弹丸之地,除了誓死抵抗,并没有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直到十八省陆续宣布反清或独立,清政府在袁世凯的要胁下,才不得不与南方谈判,才不得不宣布退位。我们都知道,在戊戌变法之前,大家就寄望于清政府改良,改了二十多年,只不过是在这也绝不那也绝不的前提下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愚弄国人。事实证明,统治者往往只听得懂枪声,而听不见乞求。

与虎谋皮可以,前提是你有了把老虎打死的能力。

说到民主,韩寒又唱起了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老调。

这里,韩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论。试问韩寒:您是中国人吗?如果您是中国人中的一员,那么您的素质是高还是低?如果您认为自己素质高而别的中国人素质低,那么您应该特别说明:中国人并不包括我韩寒;或者应该特别说明:除韩寒之外的中国人素质低。如果您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素质低,那么您也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么,您凭什么“要自由”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国民素质低,不是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而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如果说人民的素质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将导致人民的素质更低。难道指望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吗?

韩寒想要的自由并不过分,甚至有些卑微——“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看完他的第三篇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韩寒其实并没有“堕落”,但也没有成熟。他的乞求有些幼稚,有些搞笑。

韩寒写道:“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我忽然想起了被西门庆差点踹死的武大郎。武大伤重卧床,对潘金莲道:“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

瞧瞧,武大郎在向潘金莲承诺“不清算,向前看”时,尚且知道抬出武松。如果没有武松的武力作后盾,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武大郎有资格向潘金莲、西门庆承诺“不清算,向前看”吗?

而韩寒先否定武松,即而开始乞求,居然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作出了宽容大度的承诺,却不知这乞求是何等的卑微无力,这承诺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最可笑的,是韩寒捣起了“党即人民”、“人民就是体制”的浆糊。

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乍看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这就如同将政府、国家、祖国混为一谈一样,很容易混淆视听。

且不说八千万党员和三亿党员亲属是否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即使是全民皆党,人民与党也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个党员认为自己代表党、自己就是党。中国人都有自谦的传统,只有在吹捧别人时才谀词如潮。如果哪个人时时处处吹捧自己“伟大光荣正确”,高呼自己“万岁”,不被人视为精神病才怪。文革之时,全国人民都胸戴毛像章、手挥毛语录、高呼毛万岁,唯独毛自己不戴自己的像章、不举自己的语录、不喊自己万岁。大概毛也知道,肉麻地自吹自擂是可耻的。而党员可以毫不脸红地赞颂党,说明大家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就是党,所以也歌颂起来就不以为耻。韩寒却说党“就是人民本身”,恐怕认可的人不多吧?

不用说人民不能代表党,就连党的总书记,也代表不了党。那么,党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党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躯壳。谁能掌握这个工具,谁能操控这个躯壳,谁就能代表党。而普通党员,什么都不是!

如果把体制比作一条大船,那么入党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挤进体制的船票。有了船票的乘客,不见得就能代表这条大船,不见得能够左右大船的航向。掌握航向的是船长以及掌控关键部位的少数人。如果大船偏离了航向,或撞到了冰山,那么,乘客也是受害者,对事故或沉船是没有责任的。而韩寒的逻辑是,既然人人有船票、人人在船上,那么人人都是船本身,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船出了事故,乘客都有责任。这不是捣浆糊是什么?当你认为“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的时候,胡作非为的船长们正在偷着乐呢!

当然,韩寒的文章绝非一无是处。我也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改良实现人的自由。我更认同韩寒所说的“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但是,我并不一味地反对革命,也并不痴心寄希望于改良。如果改良能够进行,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革命。革命从来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当人们开始谈论革命的时候,往往是改良无望之时。时机不到,早来也会夭折;时机成熟,该来的总会到来!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韩寒大概把知识分子定位为“文人”了,他说:“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这番高论,更是莫名其妙!“文人”既然有自己的正义,当然要有自己的立场。既不能做依附强权的墙头草,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做“反向墙头草”,“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难道眼看卡扎菲不行了,就必须转头倒向卡扎菲么?

韩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实反映了韩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认为这是由于韩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堕落。毕竟,韩寒的名言曾让我视作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愿韩寒能够遵守自己的这句名言。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