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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敦基金会:胡锦涛领导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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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全家福——胡锦涛和他的对手们。

胡锦涛因“无为”而受到谴责——“无为”这个词不管是在中国博客还是日常交谈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甚至将胡锦涛领导的两个五年时期公开称为“十年迷失”。

随着胡锦涛进入执政期的最后一年,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回顾他的整个执政期,和许多观察家一样,他们都对胡锦涛深感失望。胡锦涛因“无为”而受到谴责——“无为”这个词不管是在中国博客还是日常交谈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甚至将胡锦涛领导的两个五年时期公开称为“迷失的十年”。最近中国人对上一代领导人的怀旧情怀——在去年10月江泽民大张旗鼓的公开亮相中和人们一窝蜂去买朱�基的新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更显示出了人们不大买胡锦涛的账。

作为即将卸任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开始变成“跛脚鸭”。但这可不是导致人们对他以及他的任期越来越不满的原因。虽然从表面上看,他和一位处于第二届任期最后一年的美国总统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在中国政治中,“跛脚鸭”这个概念只是个传说。在中国,即将卸任的高级领导一般会握紧权力直到不得不撒手的时候,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选择继承人或是摆某位候选人一道,作为他们在任期中的最后一击。

国外的观察家可能会对中国人“十年迷失”这一批评感到困惑,因为中国在过去十年的崛起中一直都以经济巨人的形象示诸于世,在金融、运输和贸易方面简直是龙头老大。在胡锦涛的带领下,北京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作为“世界中心”的上海在举办世博会后重新崛起、沿海和内陆基础设施建设都进展神速,中国还首次实现了载人航天计划。

国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实力非常认可,而中国的精英们却对胡锦涛的领导力评价越来越低,我们该如何理解其中的巨大差异?胡锦涛该为中国出现的问题买单吗?胡锦涛声名远播的“无为”而治是否可以归咎于集体领导的本质和从未停止过的内讧,包括因政治局常委中胡锦涛的对头使坏而致使一些政策无法实行呢?

虽然无法确定且必然会引起争议,但如果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观察家们评价胡锦涛的执政将更加中肯——他最初的承诺是什么,为什么最终搁浅,明确指示过什么,实际政绩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些讨论可能触及到中国的深层政治变革——不仅关乎精英政治,而且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胡锦涛的成败可以让我们明确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胡锦涛的继承人将面临的新局面又是怎么样的。

胡锦涛的钦定上位和最初的乐观主义

可以说胡锦涛是带着相当乐观的心态走到权力顶端的,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观察家们当时都对这位充满雄心壮志的平民领导人寄予了厚望,尽管他有些神神秘秘。在2002年党代表大会中当选中共总书记后不久,胡锦涛为中国的崛起制定了三个全新的步骤,这可和他的前辈江泽民先生大相径庭:

一、江泽民对台湾一向是虎视眈眈不买账,胡锦涛却一上来就给“胡萝卜”——为了缓和两岸的紧张局面,他推动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进行高层互访并开通直航。

二、在对外政策方面,胡锦涛表示将进行“全方位外交”,以所谓的“睦邻友好政策”为重点。这貌似和江泽民的“大国外交”在战略上完全是两码事。胡锦涛重视的是改善中国同周边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东南亚。

三、和江泽民一心关注GDP增长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发展战略不同,胡锦涛采取的是“和谐社会”理念,他更注重社会经济的平衡和中国内陆地区资源的合理配置。

胡锦涛执政初期似乎一心要完成最初的理想。胡锦涛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讲话即强调法治的重要性,首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主题也是“宪法的不可侵犯性”(《金融时报》,2003年6月11日;新华社,2002年12月4日)。在胡锦涛的首创下,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关于中国社会动荡的数据,并赞同人民有权知道真相这一概念(知情权),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胡温政府在2003年春季非典疫情中表现出了政府积极的一面,行动迅速果断,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因对疫情处理不力而丢了乌纱帽。因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果,作为平民领导人的胡温都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你可能对胡温政府过去9年里的执行力有所质疑,但那些政策本身其实和他们的理想计划是一致的:取消农民的农业税,对民工采取更宽松的政策,经济上率先扶持内陆城市使之“后来居上”,实施基本医保制度,增加城市地区的最低工资金额,建设适用房项目。

胡锦涛的千虑之失:和谐,和谐,再和谐

和世界其他地方高层领导的遭遇一样,最初的被民众鼓舞的热情很快便转变为了深深的失望,胡锦涛也不例外。在上述的三个步骤中,可能胡锦涛有所建树的只有其中一步:两岸关系。显而易见,海峡两岸的关系变得十分稳定,一部分是2008年马英九当选的原因,另一部分就是胡锦涛对此问题处理得很好的原因。

除了两岸关系以外,中国还面临更加复杂和具挑战性的国际局势,虽然——也或许是正因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和影响力都空前强大。目前,中国边界和海域又出现了各种新问题。中国对北韩的支持可能导致和美韩的大型军事冲突,美国是韩国的主要盟友。和日本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随时都可能因两国的终极民族主义情绪爆发而加剧紧张。在中国南海的领海争议也可能使中国和若干国家的关系恶化,包括菲律宾和越南。中印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关于领土分歧和水资源的问题)再不解决就无法收拾。所以不难想象,一些中国国内的批评会认为胡锦涛的“睦邻友好政策”很失败(《联合早报》,11月3日)

胡锦涛最失策的一点就在于其宣扬和谐社会。他对和谐社会的粉饰漏洞百出——并且很讽刺——因为近年来中国在国内公共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飙升,甚至超过了2010年的国防支出,总共是840亿美元(《金融时报》,3月6日)。这个数字中包含着国内警力支出和处理抗议支出,并暴露了许多越来越尖锐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差距的增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即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从2002年开始就持续上涨,到2010年已经涨到了0.47,远远超过了0.4——有学者表示到达0.4就预示着有社会不稳定的危险。这在国家垄断的主要行业中很明显,比如铁路,石油,公用事业,银行业和通讯。中国的官方媒体近来报道说中国铁路部门一位局长级人物在瑞士和美国银行拥有高达28亿美元的资产(《每日电讯报》,8月1日)。

公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幻想破灭

如果说所谓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对胡锦涛在官员严重腐败的重大问题上”无为”表示谴责的话,那自由派知识分子可能就对胡锦涛的政治改革空头支票以及越来越严厉的媒体和网络控制倍感失望。自从2009年秋季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党内选举在内,几乎毫无进展。实际上,许多重要的党内选举制度不是在1987年第十三届人大上制定的就是在1997年第十五届人大上制定的。据推测胡锦涛还下令——或者至少默许——迫害刘晓波和其他政治持异见者、骚扰人权律师、非政府机构进行重重限制。

无可置疑的是,对胡锦涛政权幻灭感最深重的要数广大中产阶级了。中产阶级最有理由对胡锦涛失望,看看上述的腐败、媒体和网络审查、国企得寸进尺的垄断和私营部门的缩水吧——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国进民退”。中产阶级经常抱怨肩负胡锦涛和谐社会政策带来的沉重负担的一直是他们,而不是那些富人,而此政策的指向却是社会经济弱势群体,比如农民、民工和城市的贫困户。而大学毕业生面临的高失业率——他们通常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每年都有超过一百万人找不到工作——也是中产阶级愤懑的原因之一。公务员考试的录取率也相当低,今年只有1.9%,和十年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的公务员都跑去下海经商了(新华社,11月27日)。

在思考这些批评的时候,不妨别太早对胡锦涛的贡献或其不足之处下定论。同时,在胡锦涛统治期间出现的或一直未能解决的诸多问题背后或许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或恶性循环,这是胡锦涛个人无能为力的。也许有人会义正言辞地说所有批评只是反映了某群人的意见,比如舆论领袖、学者或中产阶级。而胡主席可能在广大农民朋友和民工朋友心中非常伟大。在信息时代,通常是无孔不入的社会媒体、中产阶级,尤其是舆论领袖掌控着政治话语权。

中国著名的“77元房租”事件尤其典型。去年1月,为了展现政府“住房援助计划”多么成功,胡锦涛去看望了住在北京补助房中的一对母女,据报道称该房月租只有77元(12美元)——是正常房租的十分之一。“看望“事件过后,网上便爆出了租客其实在演戏骗人和地方政府的腐败。此事大大损害了公众心中胡锦涛这位平民领袖的形象,这使得访谈节目主持人和一些舆论领袖借此嘲讽其完全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多维新闻网,1月6日)。

集体领导制和替罪羊

有道是:成功时人人都来邀功,失败时却无人担责。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政治上常用的权宜之计就是为政策问题和政治难题找替罪羊。没有任何高层领导人愿意将在其任期内出现的政府失职和社会经济问题全怪到自己头上。

领导中共这个统治集团的不再是某位强人了,而是两股非公开的政治联盟势力,他们实力均衡,相互制约。胡锦涛仅仅是九位政治局常委的“首席”而已。中国政治的两大联盟即胡温为首的“平民集团”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政协主席贾庆林为首的“精英集团”。两大集团互相竞争下届领导人人选,最终是副主席习近平和副总理李克强各代表一股势力胜出。

精英集团通常代表大企业和沿海地区的利益,而平民集团则代表工人阶级和内陆地区的利益。精英集团主要是太子党和上海帮,平民集团主要是前共青团领导,也就是胡锦涛的大本营。

某种意义上,胡锦涛完全可以把阻挠他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罪过归咎于精英集团。在几年幕后交易后,胡锦涛终于可以扳倒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部分原因是陈良宇曾直言对胡锦涛此政策绝不买账。房地产利益集团大大阻碍了胡锦涛受人欢迎的住房补贴计划,而他们又和精英集团关系密切。现在,胡锦涛可能对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非常恼火,薄熙来是精英团体中的重要人物,还是太子党成员。薄熙来最近利用胡锦涛平民政策计划暗中搞破坏,对胡的统治非常不利。薄熙来也一直在积极进行自我宣传,其宣传目的是将重庆建设为全国政治模范城市(“薄熙来为政治局常委之位和中国未来政治领导积极奔走”,《中国简报》,11月11日)。

逐渐的政治透明化,开放意识形态争议和政治辩论,这些都是中国统治令人欣慰的进步。即使高层领导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议和背黑锅游戏因太根深蒂固而无法和解,而决策过程也将变得更加漫长复杂甚至陷入僵局,我们期望的时代可能终会来到。

在中国,和在美国一样,高层领导的“三板斧”时期非常短暂。早在2005年,著名的中科院哲学家徐友渔和成都大学的法学教授王怡都曾表示对胡锦涛很失望。徐友渔称“胡锦涛的政策和江泽民相比差的太远。”王怡据此评论回应说胡锦涛“在意识形态上比江泽民还保守”(《亚洲时报》,2005年3月10日)。如果他们所说属实,那么在2012年秋季将成为总书记的习近平根本就没时间适应这种政治环境。习近平肯定会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采取实际行动纠正固化问题以表明自己和前任主席的不同。

最后,这篇分析文章并不是想责怪谁或讨论胡锦涛的政绩,而是明确中国的政治进程已经进入了另一轮更加艰苦卓绝的内斗,而这很可能导致中国的政治僵局。从局外人的立场看,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社会在快速变革、中产阶级和社会媒体力量增强、舆论的重要性和中国政治体系亟需变革以更好地适应这一切的变化,最后这点才是最重要的。政策问题不能全怪在胡锦涛身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都有份儿。之前已经说过了,胡锦涛只是正在崛起的国家的最高领导而已,这个国家本身就有诸多希望和难题。正如前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所说:“责任止于此”。胡锦涛因“无为”而受到谴责——“无为”这个词不管是在中国博客还是日常交谈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甚至将胡锦涛领导的两个五年时期公开称为“十年迷失”。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