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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再回韩寒-《说民主》背后的反民主

假定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都不爱民主?我认为党员当中很多精英分子,他们在满足了生存和安全的需求之后,也有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你把他们都假定为一群只懂追求物质,丝毫不热爱自由民主的人,这是不对的,要不怎么解释他们中的很多人把孩子都送到美国去呢?

在我发表了《可惜韩寒不读书》一文后,我看到韩寒对于我的质疑都做出了回应,比如天鹅绒革命,比如素质决定论,他的《说民主》一文,显然比《谈革命》一文更有诚意,但是同样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

有网友希望我再度回应,作为辩论的一方,如果不回应对方,那是对他最大的藐视和不尊重,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一个男人,关键时刻还是要硬挺着,真要为此下岗,那也只好认命了。

韩寒: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答:中国国民素质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客观条件约束,就是人多资源少,孔子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对于一个快饿死的人,他偷面包,你用道德和素质去要求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中国现在一个特殊的情况,是贫富差距太大,整个社会财富已经足够让每个人平均过上较好的日子,但是却因为权力的集中以及利益集团的极度自私,导致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民主有助于解决这种贫富差距(请注意我不是在说平均主义),让底层的百姓也能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生活体面了,大家的素质就会提高了。你天天为了明天的口粮发愁,还顾得上体面,顾得上素质吗?所以,现在是到了不民主,素质没法提高的阶段,你不能苛求一个天天为了口粮而搏命的底层,素质能够突然有一天提高,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进行财富的相对合理分配,才能提高素质。

韩寒: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答:这句话是有毛病的:

1、假定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都不爱民主?我认为党员当中很多精英分子,他们在满足了生存和安全的需求之后,也有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你把他们都假定为一群只懂追求物质,丝毫不热爱自由民主的人,这是不对的,要不怎么解释他们中的很多人把孩子都送到美国去呢?(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将需求分为五种,象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2、中国有13亿人,即使扣除3亿人,加上韩寒眼中素质不够民主要求的4亿农村人,那还有6亿其他人呢。难道为了7亿人的愿望,消灭另外6亿人?

3、民主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我说的利益互相博弈,这一方面保证多数人利益,但是更重要的是让少数人的利益也能得到承认,民主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承认多数人利益,同时也保障少数派的利益,否则就是多数人暴政。我曾经批评过一个观点:就是有种论调说,要把朝鲜作为中国安全的屏障。按照这个逻辑,为了国家安全,朝鲜之后要把东北作为屏障、东北之后要把上海作为屏障、然后华中华南,都可以为了“国家利益”牺牲掉。所以多数人暴政导致的是逆向选择。是一种反民主的思维方式。

韩寒:如果革命到来,文人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是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

答:我认为韩寒是错的,文人该干的事情,是站在自己认为对的那一边,你连自己认为正确的都不能坚持,还指望你能站在弱小的那边?弱小未必就是合理,强大未必就是错误。利比亚的最后,卡扎菲和反对派相比,卡扎非算弱小吧,你准备怎么办?

韩寒: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长,需要耐心阅读,所以放在最后。

有一次,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不看电视了),里面一位嘉宾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李稻葵,他有一个说法让我记忆深刻,他解释中国为何不会像日本那样,进入失去的十年,他的话大意是:日本的经济停滞,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日本社会缺乏变革的共识,所以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并没有从体制等各方面进行相应的变革,这导致它的经济结构很难调整。而中国,应该说,遇到困难需要改革的共识,三十年来一直就有,(哪怕现在已经形成各大利益阶层板结的局面,这句话我加的)但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还是有着变革的意识和危机感的,所以他认为,对中国不要太悲观。

说实话,之前对李稻葵的很多观点未必赞同,但是他这个表态,我还是感觉到了什么。

然后我和冬眠熊2010、吴伟BJ等前辈交流时,也得知,对于未来变革的强烈愿望和危机感,无论从高层到底层都是一直存在的,尤其是张木生先生说的那句话:“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还有吴敬链老先生一直呼吁的改革;所以,确实不能轻易地断定,中国的精英阶层看不到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悲剧局面。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导致现在各大利益集团的形成,要推动改革,单独依靠一种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乌坎这样的理性维权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样的理性维权,是可以给体制内开明力量以推动力的,是可以推动变革的。研究中国社会变革的学者专家们不应该小觑。

所以,这是我对中国社会相对乐观的理由,一方面是体制内的危机意识很强,另外一方面则是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步高涨,比如汕尾市委书记说: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说的就是这种状况,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达,民众的学习能力在提高,维权意识和技巧也在进步,这就导致社会管理的方式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因此,这是我反对把革命简单理解为暴力革命的原因,作为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个人一直是反对暴力革命的,而且,暴力革命是很难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的,而是很可能变成李自成进京。

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底层变革的愿望,也许恰恰是乌坎这类的理性维权,给社会管理者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做出了应对,只要管理者不是抱着秋后算账的心态,而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将成为未来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遗产和社会管理路径。所以有人把乌坎比喻为小岗村,也许并不是很过分的。

但是,这里需要很多要素,比如民众有明确的维权诉求,自律而不过激的行为,社会管理方能够控制使用暴力的欲望,依法办事,类似的个案才不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死结。

没有底层的维权意识觉醒,那是不行的,但是,只有底层的意识觉醒,却没有上层的主动推动,那更是不行的。未来的中国,一定是在双重作用力下互相推动,靠任何一极,都很难成行。

在文章最后,还是要以个人名义表达下对韩寒先生的感谢。如果没有他的《谈革命》,我恐怕是没有勇气去谈及这些领域的。恰恰因为有了他的先行,让我们有了讨论的机会和空间,所以这个感谢是发自内心的。尽管昨晚,有网友,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不厚道地嘲笑韩叔在找回场子,但是回头想,人家说的也是在理的。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有标题党嫌疑,《可惜韩寒不读书》,只是调侃,算是模仿下韩寒的风格吧,不料遭致很多网友抨击误解,特此澄清下,韩寒一定是读书和思考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精彩的文字贡献给大家,但是在这个领域,我愿意和他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带着其他更多的色彩。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