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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二○一一年关键词——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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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扼杀一切温和渐进的改革要求,只会将人民逼上梁山。统治者应该明白,决定时代走向的最终还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军队。

又是一年将终,庞大的帝国没有真实的兴奋,连真实的痛苦也没有了,有的只是虚假的繁华,有的只是若隐若现、若有若无却挥之不去的不安感,这种不安不仅是底层为日常消费日益高涨的不安,不仅是中等社会对正义、公平缺失的不安,也不仅是帝国特权阶层可持续地捞取最大利益的不安,而是一种深入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时代的根本性不安,如果要为这个年度找一个关键词,我想,就是「不安」。

我认识一个在餐馆看门的保安,他来自内陆农村,已年过半百,有一次他听我们几个朋友聊天,淡淡地对我们说,现在的日子还不错,但恐怕好日子不长了。他的感受是朴素的,却是真实的。谁都知道,中国已进入大转变的前夜,怎麼变?往哪个方向变?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变是确定的。

不能靠高额维稳求长治久安

今天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国家机器布下一张维稳的天罗地网,充其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根本解决之道,连治标都算不上 。它可以延缓但阻挡不了变的步伐,就是维稳本身也只是时代不安和求变的派生物,维稳是应对这个大时代风浪起伏、暗潮涌动而產生的对策,它也是时代不安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剧变的前奏曲,是国家机器与社会的一种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较量与博弈。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帝国靠这样的维稳手段可以维持长治久安的,维稳的成本将随著时间水涨船高,最终会成为帝国不堪重负的沉重负担。简而言之,维稳类似於鯀的治水之道,不断地筑坝拦截,这种办法或许可奏效於一时,最终还是挡不住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

这一点连许多不在其位的红二代也感受到了 。在不久前举行的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上,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提及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窟洞里对毛泽东提出的「周期律」问题,就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的兴衰周期律。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一直到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党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周期律问题呢?我们能不能避免这条路?可能我们有点著急,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乱,我们最害怕乱了,就因为不愿意让它乱,老百姓过点安生日子,我们的幸福长远一些,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提出一定要反对封建专制,认为「我们现在是短腿,经济和上层建筑应该相应地发展,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缺失了很多。……这个问题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

红二代纷纷发言表达忧心忡忡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列举一系列数据来证明「党的腐败现象严重」,虽然他用的还是二○○四年的数据已经足够触目惊心,这七年还不知到了怎样惊人的地步||「二○○四年,全国公款吃喝三千七百亿、公款用车四千零八十三亿、公款外出旅游三千亿,二○○四年我们财政收入三万多亿,三分之一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权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麼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九,加拿大是百分之七点一,法国是百分之六点五,韩国是百分之五点零六,英国是百分之四点一九,日本是百分之二点二八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百分之三十七,是美国的四倍。为甚麼?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麼办?」(见《炎黄春秋》二○一一年第十一期)

这种感受与普通民眾是接近的,到处在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暴力化的趋势,这也是社会情绪恶化的不安信号。钱明奇十年维权,求告无门,只能以死相搏,既是警告官员,更是提醒世人,这是一个什麼样的时代,一个什麼样的国家。这个广土眾民的大国,汪洋大海般的底层人口,面对超级强大的强权只有深深的无奈、无望和无力感。与无力感相随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安,正在不断加深、不断扩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不安何时才是尽头,但我知道,一个社会经不起这样的不安。 当这些红二代清楚地看到了问题所在,公开对现实发言,呼吁政治改革,我们可以察觉到不安同样困扰著他们。这些红二代之所以忧心忡忡,就是怕如此下去,他们父辈打下来的江山持续不了多久,就将面临新一轮的不可逆转的动盪。

拒绝渐变只会加剧民粹主义

整个座谈会的气氛就是对现状不满,表现出迫切求变的心态,可以看作是他们这些人在喊话。要求掌权者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不要装聋作哑,原地踏步。一位朋友说,中国又一次走到辛丑年和辛亥年之间,歷史留给统治集团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如果没有主动变革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只会维稳一招,把警察、军队作为自己的依靠和磐石,他们将被歷史毫不留情地甩出去。不安的后面是绝望,绝望的后面是什麼?温家宝在南开中学的这几句话倒是清醒的:

「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眾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决定时代走向的最终还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军队。

任何温和的渐进变革主张今天都被视为洪水猛兽,非把一切扼杀在萌芽状态,以保持铁桶江山,维持整齐划一的表面稳定,这样的稳定恰恰是危险的。我经常想,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两极,首先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了保持现有地位不计后果、不惜代价地压制任何不同声音、阻挡任何健康力量的成长。然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民粹主义情绪,当然后者是前者培育出来的,日復一日,温和变革的声音都成为打击对象,只会把越来越多的人赶到民粹主义的阵营,社会心态越来越焦虑不安,根本的缘由在这裡。人们通过自己生活的感受发现,那些有节制的变革主张一而再地遭到拒绝,自然而然对此不抱希望,转而寻求另外的道路。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给公民社会一定的成长空间,而不是堵死一切通道,让中国人有学习做公民的可能性,无论未来如何,通往公民社会的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只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有生命的民主制度。

期待公民社会的成长制衡强权

前段时期,我在一个公眾场合回答听眾提问时曾说,公民社会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永远没有结束,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中国人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在古老的农业社会有一个大同梦想,包括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天下为公」。我们从先秦时代就有大同梦想,这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我们很容易接受高大空的东西,不容易被公民社会这样寻常的理想所吸引、陶醉。公民社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在地上生长出来的,要带有泥土气息,只有在我们的公民生活当中才有可能生长出公民社会。

我们在一起讨论歷史的、现实的问题,这种形式本身也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通往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夜晚,但是这样的夜晚很重要。未来的公民社会就是由一万个、一千万个、五千万个、一亿个……这样的夜晚构成的。有这样的夜晚就会有公民社会。其实公民社会没有那麼宏大、那麼高深莫测、不著边际,它很具体,也许就是我们写一篇博客,发一条微博,一百四十个字不到,也许就一条短信,十个字、二十个字。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当中,我们的公民社会正在慢慢地成长起来,像一棵树一样从土地上长起来。

我特别不相信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夜之间恩赐给我们的东西,我只相信自己用付出努力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那些东西才真正属於我们,才靠得住,虽然我为此付出了血汗。这样的公民社会也才真正靠得住,无论谁来当政,我们都能骄傲地对他说,我们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主人,你只不过是我们临时雇用的公僕。到那时,中国的公民社会就成型了。

在不安困扰的帝国黄昏,谈论公民社会的平凡理想很不过癮,很不雄浑,缺乏大刀阔斧、气吞山河的雄图大志,缺乏激动人心、直捣黄龙的豪言壮语,自陈胜吴广以来,我们经歷了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取而代之,今天我们更要寻求的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不是指向政权的更迭,而是制度的重建,文明的更新,脚踏实地,步步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最终达到制衡强权的目的,这个过程也许点点滴滴,平平常常,缺乏大戏的惊心动魄,但对於见惯了太多大戏的中国人来说,这一轮的转型可能完全不同。这个古老民族在不安中将看到,歷史的又一次峰迴路转如何展开。

(《开放》2011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