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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每一滴水都曾经参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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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慕容雪村。

中国社会是个不正常的社会,许多庸俗哲学一直流传:沉默是金、多言贾祸、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等等。在私人生活中,沉默或许有其意义,但在公共生活中,你的沉默,往往就是对作恶者的纵容。所有这些庸俗哲学,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做一个打死不说话的顺民,看到不平,闭上嘴;挨了打,闭上嘴;房子被拆,闭上嘴;直到被拖去枪毙,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

但这不对。我们追求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必须像正常人一样行事:看到不平,吼一声;挨了打,叫起来,打回去;房子被拆,站出来保卫它。

这样一个只讲谎言、相互提防的社会,就像一个空气严重污染的城市,它是所有人的恶梦,没人可以幸免。即便粮食可以特供,水和菜可以特供,空气怎么特供?你以为当个警察、当个书记就安全了?警察也要维权,书记也要上访。一个让所有人感觉不安全的世界,一个让所有人都痛苦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最终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变,要么崩溃。

每一滴水都曾经参与犯罪
——巴黎问答

按:十几天前我在巴黎,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凯文约我做了个采访,以下是问答内容,感谢他整理的录音,后来我又做了一些调整。

问:卧底传销、探望陈光诚,似乎表明你开始转向社会公共事务,开始政治性的表达,奥斯陆演讲就是一个例子。同时,许多律师、学者和演艺界人士都有类似的转变。你是怎么想的?

答: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外部信息,也能够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产生表达的欲望。

对我个人来说,有两方面原因。我早年只关注文学,不太关心时事,但随着年龄渐渐增长,我现在已经是个中年人。王小波说,中年人要对这个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以前不太理解,但是现在的确感受到作为中年人的责任。第二个原因是,当我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社会,开始独立思考,发现有些话真是不吐不快,必须要说出来。听着那些无耻的言论、愚蠢的观点,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冲动:走到说话者面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对不起,你这是胡说。

中国社会是个不正常的社会,许多庸俗哲学一直流传:沉默是金、多言贾祸、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等等。在私人生活中,沉默或许有其意义,但在公共生活中,你的沉默,往往就是对作恶者的纵容。所有这些庸俗哲学,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做一个打死不说话的顺民,看到不平,闭上嘴;挨了打,闭上嘴;房子被拆,闭上嘴;直到被拖去枪毙,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

但这不对。我们追求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必须像正常人一样行事:看到不平,吼一声;挨了打,叫起来,打回去;房子被拆,站出来保卫它。

当皇帝光着屁股走到街头,众人啧啧赞叹新衣之美,就必须要有一些愚笨而天真的人大声说出来:其实他什么都没穿。当庙堂之上开始公开地指鹿为马,聪明人忙着从科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其实鹿就是马”,就必须要有一些正直但不识时务的人站出来,走到说谎者面前,以常识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马。

常常有人问我:你是一个作家,怎么会关心这些事?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作家,怎么会不关心这些事?

问:你早先的作品都致力于刻画人性之恶,这和今天的批判转型有关系吗?

答:我在小说中写人性,却不喜欢把一切归结于人性,更不喜欢“国民劣根性”之类的说法。既然是“劣根”,就意味着它是很难改、不可改的,这等于在说中国人是低等民族,我不能同意。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同文同种,同样都是黄皮肤、黑眼睛,我们有的毛病,为什么人家就没有?我们常犯的错误,为什么人家就少犯或者不犯?我更倾向于从制度中寻找根源,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塑造一个正常的社会;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必然会造就一个病态的社会,从而产生各种稀奇古怪、耸人听闻的罪恶。这其中当然有人性的因素,但更多地还是应当从制度中寻找原因。

问:你早先的作品把人性恶的一面描绘得很充分,容易让人读完以后对社会悲观失望,你觉得真实情况和自己笔下所描绘的有多大距离?

答:《原谅我红尘颠倒》描述的并不是中国司法界的全景,也不可能是。它只是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片段。那些贪腐肮脏的情节,90%以上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许多都是真实案例。不过这些并非发生于同时、同地、同一个人身上。这本书看起来很黑,因为我把黑暗收集起来放在了一起。现实生活没这么残酷,当然我也必须说,有些人的生活比我写得更黑。

谈到中国司法,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各地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大城市的情况稍微好一些,有些小案子、权力没有染指的案子还能寻到公平,但在某些小地方,尤其在中国北方,有时连很小的案件都难以寻求公平。然而,尽管没有可靠的实证数据,但我还是倾向认为,现在的司法环境和前些年相比还是有所改善,甚至可以说目前正处于六十多年来的最好时刻。

问:但是有很多法律学者和律师都认为法治建设有停滞和倒退的趋势。

答: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之中,几年很漫长,但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看,几年只是一瞬间。最近几年,确实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迹象,但总体上,还是要看到进步。现在有很多案件被披露出来,让人感到黑暗残酷。这并不能说明现在比以前更黑,以前更严重,只是没有曝光而已。能够报道出来已经是一个进步。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法治肯定不能算好,甚至可以归入差的那伙。但是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比,我觉得除了民国一段时间的法治比现在好,现在可以算是很好的了。

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在世界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多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美国人和欧洲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也能知道香港人和台湾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和他们一样,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过同样的生活?

和自己的过去比较是一种无能的表现,一个18岁的小伙子说:你不能说我没长进啊,你看,我比12岁的时候长高了许多。——这不是废话吗?你本来就应该长高。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比以前好,甚至比秦朝好,就沾沾自喜。

问: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腐败,任何一种文明都有糟粕,在毒奶粉、黑煤窑、校车安全等问题上,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制度问题,但也有少数人辩护,认为不要上纲上线、把所有问题都提到制度的高度。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答:从制度中探求原因,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例如校车安全问题,为什么配不起合格的校车?因为教育投入不足,这本身就是制度问题。再如煤矿安全,这些不合格的煤矿是怎样拿到批文的?为什么它竟然可以在没有安全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这都涉及到权力如何运用的问题,而这正是制度的核心。为什么看不起病?因为医疗投入不足。为什么读不起书?因为教育投入不足。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肯用在医疗和教育上?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答案很简单:官员吃掉一大块,大兴土木一大块,维稳一大块,浪费一大块。有人说,校车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校车不够结实,有人说,应该学习美国,给校车以最高路权。但在中国当下,即使给校车以最高路权,即使把校车造成坦克,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军警车有特权,那些神通广大的人就开军警车;如果校车拥有最高路权,相信那些神通广大的人物就会给自己弄辆校车开。

在中国,“让领导先走”是几十年不变的传统。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领导也只是普通人,可能会行使正常的权力,但不可以拥有超常的特权。你把所有人的路都堵死,自己跑的那么快?是想去哪?八宝山么?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制度问题说到底就是四个问题:权力如何产生?权力在谁手里?权力如何运作?谁来监督制约权力?在中国,这些问题并不难回答。权力在哪里?在中南海。权力由谁监督?中南海来监督。这就是大多数问题的根源。

问:你肯定了解微博上舆论分裂状况。你怎么看待这种分裂?又如何看待微博在其中的作用?

答:在正常的国家,人们对重大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中国还是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封锁舆论、篡改历史,新闻等于广告,教育形同洗脑,向民众灌输的大多是反常识的、愚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要不要自由、要不要民主”这种问题,在其他国家早就达成共识,在中国却还有巨大的争论。如果我们把欧美国家视为文明国家,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半文明、半野蛮的国家,离秦始皇的时代并不遥远。但毫无疑问,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既有面包,也有自由。这是潮流所向,所有逆潮流而动的人都将成为可耻的笑话。但中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走向文明,在这曲折的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磨难,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观点,这都很正常。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不仅自己要说聪明话,还要反驳别人的糊涂话。

有人说,有了微博,相当于开放了一半的报禁。或许意义还没那么重大,但它的确意味着更加自由的言论和更加公开的事实。以前不能报道的,现在通过微博可以了解;以前不能谈论的,现在通过微博可以发声。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了微博的力量,我相信,只要它不被禁,它就会改变中国。

问:微博上“公知”与“五毛”的对垒,似乎成了微博时代的基本格局。“公知”们的启蒙姿态,也往往遭到草根阶层的嘲笑。

中国人对“启蒙”一词并不陌生,现代意义上的“启蒙”,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常识告诉更多的人。当年在法国曾经有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很多年,阐明了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常识”。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有过一个很短暂的启蒙时期,但很快就被更大的主题——“救亡”——所压倒,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逐渐抬头,并牢牢占据上风,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过真正的启蒙。近几十年来,那些在别处深入人心的常识不仅没有普及,反而被进一步遮蔽,甚至是抹黑,当你说起“民主”或“自由”,一定有人冷笑:什么他妈的民主?什么他妈的自由?那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有人不喜欢“启蒙”这个词,认为它体现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狂妄自负的态度。我觉得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启蒙的作用。有些东西,就需要明白人来告诉不明白的人。真正的启蒙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更不是口含天宪、以真理自居,而是平等地讨论,平和地研究。

我们的体制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人的“未成年化”。许多人都拥有成年人的身体,但对于人类社会的某些知识,水平和孩子差不多。而启蒙的最初含义,就是让孩子学到知识,让未成年人逐渐地走向成熟。

问:但是“启蒙者”有时可能采取一种激烈的姿态,给人的印象是,所谓呼吁“自由民主”的人,本身并不能容忍不同于他们的意见。

答:这是两个问题,即“自由党”和“自由”并不是一回事。“自由党”并不能完全代表自由,他们有可能是很邪恶的人,但“自由”本身是个好词,值得人类永远追求。学校中也会有邪恶老师,但是“教育”——传授和学习知识,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

有时启蒙者的姿态确实让人反感,他的面目可能和独裁者的面目并无不同,只是讲的话不太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提倡的东西就是坏的。态度确实重要,人们往往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态度而选择赞成他或排斥他。但是我还是要说,不能因为他是个讨厌的家伙,就反对他说的一切。中国人大多都知道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愚蠢的态度。他未必就是你的敌人,就算他是你的敌人,他也可能说几句正确的话。

问:你在奥斯陆演讲中提到“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为之出过力”。但是,即便明确了每个人都应当负的责任,大多数人需要一种动力,如何唤起他们,避免沦入“平庸的恶”?

答:制度问题是当前的首要问题,但也不能忽略其中的个人责任。要改革制度,但也要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我说过: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

从汉娜-阿伦特开始,人们开始关注“平庸之恶”。当一个体制开始公开地作恶,我们作为体制之一员,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职责?如果你是柏林墙下的看守,看见有人翻墙,你是该击毙他,还是把枪口抬高一公分?如果你是大街上巡逻城管,看见小贩惊慌逃散,你是该追上去把他一脚踹倒,还是该告诉自己:算了,混口饭吃,大家都不容易?如果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如果履行职责只会让善良的人感觉痛苦,那就需要检视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

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准,但也必须看到,正是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苦难才会如此深重。当洪水淹没一切,我们必须知道,每一滴水都曾经参与犯罪。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不需要慷慨激昂的生活,不需要有那么多英雄和烈士,人们只需要关心自己的生活。这并非自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权力:我的房子不该被强行拆除,我的杯中不该有毒牛奶,我的碗中也不该有地沟油,如果我没做坏事,我不应该害怕警察……这是我的权利,如果有人侵害了它,我要出来为自己要个说法。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公民之所应为。

如果制度继续做恶,你我都将难以幸免;如果制度变好,每个人都会受益,这就是动力所在。体制外的人要为之努力,体制内的人也要为之努力。我们要的,是一个更好的中国,吃到地沟油,可以要求赔偿;喝到毒奶粉,可以诉诸公堂;自己的房子,没人可以随便闯入或者拆除。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吗?

问:但是矛盾就在这里,例如地沟油问题,很多城市居民深受其害,很多人都焦虑,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场有力的社会运动来反对它。再比如强制拆迁,人人都不希望自己的房子被强拆,但往往只有拆到自己头上,才会奋起反抗,很难同仇敌忾地去声援别人。

为他人的不幸而呐喊奔走,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但高尚不是逼出来的,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么做。不过我还是要说,当陈光诚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却在旁边一言不发,那么下一个就可能轮到你。当邻居家的房子被强行推倒,你自己的房子一定也会跟着摇晃。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这道理,当有人惨遭不幸,会有许多人争相援手;当某人遭到有权者的迫害,会有无数人为之呼号。这已经成了潮流。

在正常的国家,“社会”是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中文的“社”和“会”本意都指民间团体。中国虽然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社会”已经接近消亡,没什么真正的民间团体,甚至没有了宗族,有的只是单个的个体,一盘散沙。这是制度的结果,同时也是制度的原因。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维权。这是当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还想提醒当局,这情形还可能导致另一个结果:如果高压锅没有出汽口,也许可以挡住多次沸腾,但最后一次沸腾将形同炸药。

问:你在《为了光,为了时间》里也很坦率地提到,在探望陈光诚之前,也会觉得恐惧,怕被痛打,怕被抢东西,但一个饭局之后就鼓起勇气了。这种心态变化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是因为人多胆子就大了?

答:软弱的人需要有人壮胆。我一直都想去临沂,但一直都拿不定主意。当初的种种焦虑,前提都是独自前往的假想,一旦几个人聚拢到一起,我反而是胆子最大的那个。

我在文章里提到,王小山说,我们对陈光诚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挣扎得越久,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就会越强,总有一天它会压倒恐惧。

问:也就是说,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可以把个人的行动能力放大很多倍。

答: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弱者,那么自然就需要别人的支持和鼓励。但是说回来,即便你是独自一人,面对暴行,面对是非,也必须做出选择。

问:前段时间的“探望陈光诚”运动应当说有一些效果,据说现在其境遇有所改善,您怎么看待国内外针对陈光诚事件施加压力的做法?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最恰当的?

答:现在中国已经成了大国,手里握着那么多国家的国债,一举一动举世瞩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事都不再是简单的“内政”,或者说,以前视为内政的,今天可能要重新审视。不能一概都当成内政来搪塞。当世界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多,有必要对“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进行重要审视——什么事才算纯粹的内政?说出真相是不是就意味着批评?批评和是否就是干涉内政?陈光诚事件,是单纯的内政,还是带有普遍性的人权问题?两口子吵架确实是家务事,但也要允许别人评论。吵架吵到动刀子,难道还是简单的不许别人干预的家务事?

我们知道,今天的朝鲜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敦促统治者放弃暴政,改善民生,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而没有国际社会的干涉,朝鲜人将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我们不能说,朝鲜人因饥饿和暴政而死,是他们自己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人权高于主权,暴政也不是内政,“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能高于人道主义原则。

笑蜀担心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会让陈光诚的境况更加恶化,所以他希望用更加“灵活”、更“弹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问,这种妥协是能解救陈光诚?这种妥协是否能改变这个使他受难的制度?如果不能,我认为这种妥协没有意义。

我们不难想象,要改善陈光诚的境况,最好的办法不是国际社会的影响,而是劝说陈光诚放弃立场,再写一份悔过书,保证当个顺民,决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但我相信,笑蜀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问:《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名字很有趣,因为好像不仅是给传销开药方,同时也是给整个国家开药方。你说缺少的这味药就是常识。但今天传销猖獗的现状,究竟是民智不开、缺乏常识的结果,还是欲望高涨、民富之路又被堵塞的结果?

答:传销泛滥和前途无望没什么关系。即使来日艰难,也不能跳进火坑。传销根本不可能致富,只会被骗得倾家荡产。

传销团伙的理论荒谬可笑。但这么一套荒谬的东西,为什么会欺骗那么多人?原因就在于,上当的这些人,压根没有思考、或者说没有能力来思考。

比如“吃苦”,在传销者的概念中,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本身就是一件高尚的事。这和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都有莫大的干系,几十年来,我们听到无数这样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不禁要问:不怕苦我还可以相信,但什么样的人才会不怕死?号召人不怕死,这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吃苦确实可以磨练意志,但没人应该吃无谓的苦。能吃饱却要自愿挨饿,如果不是为了减肥,这又是为了什么?脑袋进水了?在我所在的团伙,每个人都自愿挨饿,并且要监督别人跟他一同挨饿,这种人,说他缺乏常识都太厚道了。

问:你对传销模式的揭露,似乎还有意犹未尽之处,比如洗脑的方式、对谎言的服从与崇拜、对伦理的摧残等等。一定程度上说,这些都是中国人似曾相识的东西,传销团伙和某些特定社会的运作是不是具有某种同构性?

答:毫无疑问,传销团伙的首领从我们的宣传和教育中学到了很多,许多理论、许多场景都似曾相识。从这一点说,传销能在中国泛滥成灾,我一点都不奇怪,它甚至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埋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出什么样的瓜,

比如说鼓励告密,我们都知道,在文明社会中,告密是件极其可耻的事。但在传销团伙中,每个人都要监视新人,哪怕是他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要及时汇报他的思想动态、只字片语,甚至是那些极为私密的话。目的就是要形成一种“有集体无个人、有领导无亲人”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们相互怀疑,相互猜测,最后把人间变成一座巨大的监牢。

这种情景,会让人自然地想到文革,在那个年代,谁说句不合时宜的话,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有检举的责任。现在中国还有许多人鼓吹文革,或许他们可以这么想:你是否愿意揭发自己的父母?或者相反,你是否愿意看到你的儿女站出来揭发他的父母——你?

这样一个只讲谎言、相互提防的社会,就像一个空气严重污染的城市,它是所有人的恶梦,没人可以幸免。即便粮食可以特供,水和菜可以特供,空气怎么特供?你以为当个警察、当个书记就安全了?警察也要维权,书记也要上访。一个让所有人感觉不安全的世界,一个让所有人都痛苦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最终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变,要么崩溃。

(作者博客)

评论

  • 赵进斌 说:

    金正日与蒋经国
    北朝鲜的金正日去世之时,金三世已接过世袭衣钵。中国的台湾地区领导人2012年大选还有一个月时间。台湾三个政党推出的竞选人正在作最后冲刺努力,无论谁当选,民众生活都不会立马大起大落,更避免了遭受到无可预测后果的影响。而金三世的世袭,则随时降临灾难性后果,不但使2400多万草民惶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还把东亚变成了无法预测的火药桶。
    民主与宪政、专制与独裁制度的根本优劣,对其他国家构成的无法预见的危害性,就这样一目了然。曾经感同身受的中国十多亿民众,应该刻骨铭心。
    金日成和蒋介石,虽然建政时以专制独裁著称,但金日成和蒋介石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蒋介石是靠自己胆识和智慧做了中华民国的委员长。金日成则长期在中国东北栖身流亡游击。没有毛泽东的抗美援朝,北朝鲜恐怕是乌有之乡。历史造化实在捉弄某些始作俑者,毛泽东以牺牲自己的太子生命和中国人民几十万年轻鲜活生命的巨大代价,培育扶持出金家独裁政权父子世袭,却在不断诠释着中华民族那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蒋介石和金日成,生前都成功地把政权世袭给了儿子。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虽败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而退守台湾,但在台湾后期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在土地改革成功之基础上,从事“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决策,即为以後“台湾经济奇迹”的形成打下良好基础。蒋经国继任主政台湾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并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特别是蒋经国晚年成功开创了实现多党制民主宪政体制,使台湾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的模范标杆,从而得到世界多数国家认可赞扬。而金正日接班后,比其父亲更残酷无情,闭关锁国,穷兵黩武,以核讹诈敲诈勒索周边国家,成为这个世界的麻烦制造者和邪恶轴心,使北朝鲜成为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而遭绝大多数国家唾弃独立。由此可见,同为二世世袭的主要领导人,其人格、行为、性格若是向善,不但是他治下千万民众的福祉,也是这个地球村的福音。而一旦向恶,对这个世界无疑是可怕的潘多拉魔鬼,人类的恶梦。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文明时期后,先后诞生了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正日、萨达姆、卡扎菲等邪恶暴君。这些暴君,必将在人类社会历史中遗臭万年,永久被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今的朝鲜和台湾的总人口数量差不多,但民众生活生存却天壤之别。在朝鲜,金家祖孙三代人的执政最大奢望目标,至今仍是填饱肚皮。在台湾,民众不但早已度过了吃香的喝辣的阶段,已经进入随随心所欲地挑出执政党、执政者的缺点、缺陷、错误,让执政者惶恐不安,低头弯腰道歉。仅以此为对比,台湾民众生活在天堂,朝鲜人民生活在地狱。有鉴于这样天壤之别的强烈对比,多么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制订通过一项对所有国家普遍强制执行的法律,所有国家必须人权高于主权,有违犯者,全球共诛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全人类社会的人们基本生存平等的权利。
    当今世界,之所以还有不少魔鬼邪恶在荼毒人类社会,甚至于兴风作浪、骇人听闻。都源于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诞生泛滥。共产主义的诞生,使人类社会分成两大阵营。由于两大阵营的水火不容,长久敌视、仇视,造成数以十亿计生灵涂炭、灭亡、物种消失。同时伴随着加速度耗尽地球本身固有的一切资源、大气,使地球本身发生灾难性后果的机率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共产主义的诞生,是地球演化存在的耻辱史。假如地球没有产生共产主义,地球将是太阳系的星球幸运儿,这个世界一切生命、生灵将是多么幸运。共产主义从诞生到灭亡(目前还没有确切日期和时间)是地球继恐龙灭亡时代后人类社会的最大灾难。但愿这场灾难早日结束。果如此,也许地球还有延长自身生存期的机率和机会。而能否实现这个人类社会最好的结果、结局,取决于共产主义灭亡的时间和速度。可以这样说,共产主义的幽灵一天不灭亡、消失,这个星球提前消亡的最大隐患就无法排除。
    威廉姆逊在“为什么要民主”的演讲中指出,民主政治有一种稳定性和灵活性,使制度能持久下去。通过选举和民意的信息反馈,民主政治有能力在保持其合法性的同时,修正它们的缺陷。民主国家和平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批评他们政府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政府对它的人民负责。虽然民主政府不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问题的捍卫者,但世界越民主,和平就越可能,这仍然是正确的。
    一生到致力于宪政治国的蔡定剑老师,生前在他的《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中曾说,专制制度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一点已经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而不需要用太多的笔墨论证。人类历史上发生无数的战争主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争城掠地;二是争夺统治权。对统治权的争夺主要原因不外乎:由于王权被认为缺少合法性而易受到攻击;由于专制统治对人们的残酷压迫而引起人们的反抗。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作出的选择。尽管民主制度有各种弊端,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它被证明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和暴力的最适当工具。民主制度带来社会稳定不仅是对人民有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安全和生命最好的保障。
    看看朝鲜全民几十年如一日无限赞颂的金正日主体思想语录,可以看出专制独裁暴君的无耻之尤。
    “革命家的价值观和幸福观、人生观、革命观、组织观、道德观是以领袖观为前提,而领袖观的基本核心归根到底是对领袖的忠诚和孝心。”
    只要领袖伟大,小小的国家也会成为伟大时代思想的祖国、思想的强国和政治大国,四射光芒。
    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创造伟大的人民
    一个民族的伟大取决于其国家领袖的伟大,人民的未来取决于其领袖的英明。
    如果没有英明领袖的领导,群众就等于没有大脑的肉体。
      “人生观的基本核心在于对领袖的忠诚,人生的真正价值和幸福的标准也在于此。”
      “忠诚,是把领袖作为团结的中心、思想和领导的中心来拥戴,遵照领袖领导的革命战士的政治思想品质。”
      “对领袖的忠诚,要实现信念化、良心化、道德化、生活化。”
    再读一读蒋经国这位大半生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你死我活争斗中度过的执政者,他晚年毅然决然抛弃专制制度的心得体会,也许能让某些一贯崇尚专制独裁制度,继续想方设法延续专制独裁统治的执政者的幡然悔悟、良心发现。
    蒋经国曾说过: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結束专制。
    今后,只有国家、民族和三民主义的万岁,沒有个人的万岁。政府在哪里,法统就在哪里。
    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吹捧出来的!
    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同为世袭二代执政者,留下的制度,语词,是令民众真心诚意祝愿其精神思想永垂不朽,还是令民众深恶痛绝,诅咒其尽快消亡、消失,自然不难判断。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句话是莎士比亚赞美人类的。莎士比亚说出这样的诗句时,不知他是否想到了人性与生俱来的自私、贪婪、谎诈、邪恶的成份,莎翁此言差矣。
    当代世界上人类社会生存格局是,共产主义的荼毒,在东方还有极其令之发育成长的土壤,还有泛滥成灾的可能性,还在负隅顽抗。由此造成这个世界上占总人口比例一半的人民,仍在遭受其魔鬼般的统治、压榨。在可预见的短期内,魔鬼还将翩翩起舞。
    地球在21世纪,人类社会推动文明进程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怎样尽快想方设法消灭专制独裁社会制度,这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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