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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这一代中国人光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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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何频先生,著名媒体人和出版人,多维网创办人,明镜新闻出版集团老总。(摄影:黄频/中欧社)

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注定是中国世纪。

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力量,不能寄托于外国,而是中国人民。这一代中国人,有必要承担为子孙后代打造民主、自由、公平社会制度和环境的责任。这是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光荣的机会,还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奉献的时代。历史的使命如此,我们逃不掉。

当今中国的官僚层,毕竟不是杀人放火出身的那一代所谓建国者。即使他们身上可能有一张假文凭,但他们对知识的看重还是真实的。他们了解世界,内心世界也是开放和多元的,他们甚至比民众更了解现行体制的弊端和无可救药,更痛切地知道,只有建立起民主机制,才能解除当政者与民为敌、疲于奔命、四面楚歌的宿命。

一旦民主运动重新来临,情况和1989年将大不相同。有人还可能主张镇压,但几天之后,他很可能会发现枪口对准的正是下令者。

中国的百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蔑视、挑战政府和官员:没有新闻自由,手机上的段子足以表达了民众的憎恶,微博上的短句无时无刻不在讥讽和揭露权贵;没有独立司法,人们却懂得自已权利不容侵犯,即使无效,甚至引来更大的迫害,他们仍在不屈不挠地上访、抗议、示威,群体反抗事件之多,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没有真正的选举,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成百上千的独立候选人。

中国问题没那么复杂,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根由、永远找不到解的症结,其实全在于中共体制。也就是说,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化,中共唯一的出路是下台。

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称王,没有一个党可以永远称霸,没有一个执政者不可以被人民推翻,公平的是选举机制,牢固的是独立司法体系,自由的是新闻出版。

这是中国人尊严的开始,这是中国社会永久稳定的开始,这是中国和全世界文明同步的开始。

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天到来,任何企图阻止这一天到来的人,都将被送上审判台,其丑恶的名字将永久留在档案馆中。

而我们,对于中国沉重的记忆,对于人类惨重的教训,我们的荣耀在于,我们这一代终结了它。

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注定是中国世纪。

这并不是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超级霸权,也不是说中国模式可以和民主社会瓜分天下。而是说,中国将从一个一党独裁国家,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从一个贫富悬殊巨大、官僚资本控制一切的国家,建立起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和公平开放的经济市场;从一个道德完全堕落、平民没有尊严的社会,建立起法治、文化、教育、小区体系;从一个流氓国家的保护伞,变成世界和平的捍卫者。

其意义,如同二十世纪国际社会连手铲除德国日本法西斯,如同冷战摧毁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更加重要,因为,野蛮国家和血腥意识形态的历史可以说正式终结了,人类从此步上了全球性的文明世代。

在这个美景之前,中国还可能走几段弯路,国际社会还可能有几次迷失。事实上,今天的现实就是如此,以牺牲公平、正义、环境、道德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一时繁荣,不但使中国一批窃国得利者内心狂喜,而且由于西方经济衰退,一些国际政客、商人也急功近利,视中国为经济新救星。

中国要不要民主、可不可以民主的争论中,负面论调变得有些堂而皇之,那些对民主提出质疑的人,有的是看到了民主的弊端,有的是为中国繁荣感到自豪,有的是存在政治的挫折感,有的是担忧中国国民性的缺陷和专制转型后的后果,也有的是对既得利益的维护。

这些人永远是存在的,有时多些,有时少些。无论这些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从客观上,他们和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国际社会投机分子形成了一种合力,折损了中国政治转型的动力,延缓了民主社会到来的时间。

然而,这终究只是几股寿命不会太长的逆流。他们的存在,既是民主化的牵制力,但同时又是民主化的动力,迫使我们更迅速更有力推动民主,而且要使民主呈现出高质量。

悲观的声音到处可以听到,其实,有太多的理由使我们对前景可以乐观。

从国际社会而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共的“和平崛起论”,已经被自已抑制不住的狂躁打碎了,挟金钱以玩弄天下,不仅仅比以前更强硬地抗拒改善人权状况,而且迫不及待地输出反文明的意识形态,甚至还摆出一副欲在南海试牛刀的姿态。

这势必引起西方战略家的警觉,即使还不愿贸然将中国视为新冷战的对手,但提防之心正起,牵制力量迅速成形,以美日澳印菲越几个国家之力,足可碾碎中共亚洲霸主之梦,遑论充当什么世界霸主。

中共在非洲、南美、欧洲也不断踢到铁板,这些国家对美国固有不满,但对中共则是根本不信任,他们要的是中共的钱,而不是中共的价值观。中共和俄罗斯的联盟从来就不牢靠,彼此内在的敌意超过了和美国的关系。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并不成熟,但其政体毕竟不再是共党独裁,俄罗斯人民抛弃普京并不需要太长时间,而且普京不可能陪同中共走到黑,他对中共只是利用一时。

才几年功夫,中共的同盟军一个一个被摧毁,能够利用的杠杆也一个一个被折断,本•拉登死无葬身之地,卡扎菲被活活打死,穆巴拉克身陷铁笼,卡斯特罗、金正日们还有几天?

中国经济总量吓坏了很多人,其实以中国人口之数,本早该如此。真实的数字是中国人均收入,还在全世界百名之外。“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西方社会价值的一部份,人们有权表达愤怒、不满,有权迫使权贵检视政策,但没有人将五星红旗插到华尔街。

简而言之,中共不会挽救世界经济,也没这个能力,它连自己都挽救不了。

事实上,即使欧美出现了媒体渲染的衰退、萧条,然而,西方政治制度并没有遇到根本挑战,人民有权逼迫执政者下台,也可以承受执政党下台,福利机制保障了人民平均生活质量远远在中国百姓生活之上,失业和减少消费毕竟是少数人,即使是百分之十的失业者,救济金并不很低,低收入者可以获取食品券,免费的午餐永远有,低廉的政府公屋可以入住,教育更是得到基本保障。

国际社会固然有功利、短视的一面,但其主流价值是民主、人权,这是更神圣和强大的力量。这些年倒退的中国人权状况,重新登上了国际媒体,诺贝尔和平奬得主刘晓波被囚禁,艺术家艾未未被官家构陷,盲人律师陈光诚被政府雇用的流氓围堵,西藏喇嘛的绝望自焚,对比中共暴富猖狂的形象,更使世人愤怒。

可以预计,国际关注中国人权的力量会重新聚结,中共将面临的道义压力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西方社会最终会完全支持中国民主的力量,完全抛弃中共。

即使如此,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力量,不能寄托于外国,而是中国人民。这一代中国人,有必要承担为子孙后代打造民主、自由、公平社会制度和环境的责任。这是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光荣的机会,还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奉献的时代。历史的使命如此,我们逃不掉。

新的技术手段正将地球拉平,人类犹如生活在同一村庄,民主和人权成了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否认得了的普世价值,即使那些企图塑造“中国模式”的人,也不敢公开说专制比民主更好,侵犯人权理所当然,他们也得用“中国特色民主”这块遮羞布,掩饰专制的恶行。即使是中共一个小小支部的空谈会,也叫“民主生活会”,而不叫“专制生活会”。

即使在中共宣传机器刻意、反复渲染民主国家的问题,一些知识分子也传播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质疑中国能否民主的论调,民调却显示,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是支持中国民主化的。

中国的精英阶层,官员、商人、知识分子,表面上是这三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以他们这群人的智力、能力和勤奋,他们在民主自由社会,必然也是成功者,甚至更为成功。问题在于,他们有了钱,却没有生活质量、没有心理安全,有了权力和名气,却缺少了人格尊严和荣誉。

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动作是:将家人送往国外。而且,越是顶尖阶层,越是明显。最有权势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成员,没有家人在海外是极为罕见的。而最富有的商人阶层,没有他国绿卡也是极为罕见的。留学欧美回国者多数是在西方找不到位置、拿不到绿卡者,个别有绿卡甚至有外国公民身份的有能力的回国,抱的是淘金的投金心态。即使留居西方有诸多困难,但多数取得学位的人还是坚持留在西方。

腐败已经成为在中国从政的根本动力,层级越高,腐败程度越高,即使在享受了最高级特权的所谓“一级国家领导人”(历任和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几乎数不出家人不腐败、不受贿、不敛财和没有巨富的例子,中国最顶尖的权贵家族,恰恰就是他们。然而,他们却对他们之下的官员们举起“反腐之剑”。这不是说中共真正有心、有能力消除腐败,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建立起有效的廉政机制,所谓纪委及其附属的监察部、防腐局、反贪局,干的却是保护高级腐败者免除法律追究,以“反贪”为名打击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前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和陈良宇就是典型例子,在更多被抓省部级贪官中大体也如此。可是,中共权力门争,从来不是公开的,更没有什么程序可言,大家都在黑箱中,不知箭从何来。深究下去,就可以发现,反腐败不过是中共最高层控制全党的手法罢了。

当今中国的官僚层,毕竟不是杀人放火出身的那一代所谓建国者。即使他们身上可能有一张假文凭,但他们对知识的看重还是真实的。他们了解世界,内心世界也是开放和多元的,他们甚至比民众更了解现行体制的弊端和无可救药,更痛切地知道,只有建立起民主机制,才能解除当政者与民为敌、疲于奔命、四面楚歌的宿命。

一旦民主运动重新来临,情况和1989年将大不相同。有人还可能主张镇压,但几天之后,他很可能会发现枪口对准的正是下令者。中国军队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只是一党之私,注定了它没有作为国家保卫者应当的荣耀,将领们不但没了血性,也没有真正的统兵权威,做不了军阀,也没能力支持野心家和疯子。而众多的低层军人是充满怨气的,他们不是八十年代那些愚不可及的屠夫,他们出身社会最底层,对社会不公感受深刻,是和手机、网络一起成长的一代,他们也了解世界,强烈的反抗之火一直在他们心底燃烧。没人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我坚信,他们不会永远甘当掌权者的杀人机器。

商人们必须和党政权力者勾结才能生存、发展,这在中国是所周知的秘密。在包间里,商人虽然可以和官员谈酒笑色,但他对自己的命运系于一帮贪官身上是极为不安的,他知道,这不是一次性打点,不是只一批人要打点,这是永无止境的。而且,随便某官员因某事东窗事发了,一批商人便可能是灭顶之灾。他的企业便可能遭遇八级地震。

如果没有体制的牵制、打压、欺诈,中国商人无疑可以跻身世界上最优秀的财富群体。见多识广、敏锐、勤劳、充满上进精神,使中国商人们深知体制之恶,内心极度厌恶那些贪官污吏。他们平时明哲保身,但他们不但不反对中国民主化,在机会来临时,其中不少人会积极参与其中,或者会给予实质性支持。因为他们清楚,没有任何社会比民主法治国家,能给予商人们公平的机会和有效的法律保护。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商人中不少是1989年民运的参加者,他们的理想和激情在眼下的体制中潜伏了下来,这些种籽依然是可以发芽的。

有人将知识分子也列为一个中国既得利益群体。其实这并不正确。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所受摧残的伤痕,并没有在后三十年消退殆尽。他们所得到的待遇,比前三十年地狱般的日子当然好一些,然而远不能和党政官员相比。党的阴影,依然可以罩住所有知识分子的角落,党委书记仍然是教育、科研单位的红老大,社会科学研究更是禁区多多。更关键的是,他们的命运,仍然系于权力者的一念之转,或者一念之差。

中国的媒体上有那么几个张牙舞爪的知识名人,虚拟一个又一个西方阴谋,涂鸦出一个什么中国模式,似乎可以煽起民族主义烈火,有的甚至公然歌唱毛泽东和“文革”。其实这不奇怪,中共几十年掀起的一场又一场运动,从来不缺有知识背景的丑角,但这些人只是党运作团队的一部份,而不是知识分子主体。有意思的是,他们最初是想当中共的吹鼓手,但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又牵着掌权者的鼻子,将中共引入深渊。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共外交为什么突然在2011年底陷入困境?因为中共外交决策者,听的正是那些所谓国际问题学者的谗言,这些学者有的在西方取得了学位,其实得到的只是皮毛,他们没有能力在西方学术界立足和出头,仇视心理便图借中共这个傻瓜得以释放;有的土产学者本来对西方多元世界十分隔膜,却虚拟出西方一幅又一幅围堵中国战略图,正挑动起中共决策者对抗世界主流文明的敌意,进而导致西方围堵中共,不得不成真。

对自由民主,不用怀疑,那肯定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价值。他们是内心对暴政最不甘屈服的一个群体,被迫流亡者也以知识分子为主。即使在1989年血腥镇压民运之后,揭露中共丑恶历史、要求平反“六四”、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维权等等,最勇敢站在前面的都是知识分子,典型如诺贝尔和平奬获得者刘晓波,三度入狱,至今仍陷囹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百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蔑视、挑战政府和官员:没有新闻自由,手机上的段子足以表达了民众的憎恶,微博上的短句无时无刻不在讥讽和揭露权贵;没有独立司法,人们却懂得自已权利不容侵犯,即使无效,甚至引来更大的迫害,他们仍在不屈不挠地上访、抗议、示威,群体反抗事件之多,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没有真正的选举,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成百上千的独立候选人,有一个温和的参选口号,道出了现代政治的必要前提、权力的根本来源:“我不能代表你,除非你选我!”这等于是最大的嘲弄: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被人民选择的,不仅仅政权是用暴力抢夺来的,掌权以来也从来没有被人民选举过。所谓“历史选择了中共”,其荒谬程度,一如强盗将抢来东西说成是“财产选择了自己”。

是的,全球民主浪潮和科技浪潮一样锐不可挡,中国民智已开,这使中共帮凶任何美妙的颂歌和精心的计谋都不可能是救命药方。中共任何迂回的、狡猾的、凶残的统治手段最终无效,统治的成本最终会超过收益。维稳之所以成为中共各级政权、各个单位的头号大事,其实等于宣示中共实质上是已到了悬崖上,任何一个闪失,都可能引发全面性崩溃。

中国问题没那么复杂,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根由、永远找不到解的症结,其实全在于中共体制。也就是说,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化,中共唯一的出路是下台。

必须说明,中共体制没有未来,并不等于每一个中共党员都要陪葬。几乎可以预计,中共体制内终究有人会站出来,呼应民间的声音。他们将不再落到胡耀邦、赵紫阳们的命运,因为时代完全不同,不用等顽固势力下手,洪流就会到来。

这还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中国最后的一批英雄涌到蓝图旁,开始重建宪政体制,还政于民。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称王,没有一个党可以永远称霸,没有一个执政者不可以被人民推翻,公平的是选举机制,牢固的是独立司法体系,自由的是新闻出版。这是中国人尊严的开始,这是中国社会永久稳定的开始,这是中国和全世界文明同步的开始。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天到来,任何企图阻止这一天到来的人,都将被送上审判台,其丑恶的名字将永久留在档案馆中。而我们,对于中国沉重的记忆,对于人类惨重的教训,我们的荣耀在于,我们这一代终结了它。

(2011年12月2日,于美国南端小镇)

(作者赐稿/第23期《明镜月刊》)

评论

  • 赵进斌 说:

    是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官?

    近日,随着去年10月被宣布免职的江西省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两“建国”的复出任职事实,网上又一次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有媒体称被问责官员几乎全部复出,问责免职如休假。本来,广大民众对近年来被问责的官员这边问责那边复出的制度表示强烈置疑、不满,但执政党似乎满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舆论置疑万千声,我自岿然不动。在执政党社会公信力已经跌到谷底的趋势下,两“建国”的复出,则让民众彻底看清了,执政党动辄喋喋不休地 “执政为民”、“拜人民为师” 的“和谐”真面目。
    岂止是络绎不绝复出的官员,网上又曝出就连被判无期徒刑的前国土部部长田凤山最近也因最高领导人的特赦,而高调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新闻。田在被羁押期间,享受的正部级相关待遇一切照旧。而上海市马上跟风提出要求,已经享受保外就医的陈良宇也应享受田凤山的“待遇”。
    近年来,和我在同一机关工作的同事中,因贪污受贿被羁押判刑的也不少。虽然名义上他们应被双开,判刑三五年、十年八年,但他们都是神通广大,不少人在狱中照样呼风唤雨、呼伴引朋,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接风酒、压惊酒接二连三,而且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们大多象征性地在里面待个年而半载就优哉悠哉地光复先前光景,出现在同事朋友面前。我在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场合后,不由不感叹:中国特色制度真好,贪官污吏逢此世道,莫非是他们前世修了的福份?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啊。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
    我身边的同事接二连三被“释放”的案件,网上不断曝出被问责官员休假复出的现实,使我内心沉重悲叹,作为一名党员,想想还是该发出内心的疑问:执政党口口声声地是执政为民,但为何让我们看到的不是执政为官?就是执政为贪?你们能向八千万的“先进分子”详细解释说明一下,让我们口服心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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