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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穷一代与富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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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著有长篇小说《乱弹》、商业管理类《职业人格》、历史类《历史的细节》和《1776:乾隆四十一年》等书。近几年在传统纸媒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时评,以及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随笔。

10年前,德国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中国广西一个偏僻的山区,从此他就生活在这里,他给穷人的孩子们上课,和他们一起生活,甚至这期间屡屡被地方当局处罚和遣送,但他已经和这里的山水这里的孩子连为一体。在这个离最近的网吧要爬十几里山路的地方,他找到了真正自我;在孩子澄澈的眼眸中,他实现了一个人最大的价值。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卢克安。

卢克安说:“很多人过得很可怜,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用钱买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让自己忘掉不能做理想的事。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直接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所以我也不需要拿物质的享受来安慰自己。”

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遇罗克

张作霖出身贫苦农民,幼年丧父,一度沦落至乞丐,后来做土匪再招安,终于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中几经沉浮成为一代枭雄,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中华民国最后一届北洋政府首脑。其子张学良出生在一辆破旧的马车上,当时张作霖作为土匪头子正被人追杀。但张学良绝对与张作霖不同,张学良无疑是衔着金钥匙降生的,即使在一辆破马车上。

可以说,张作霖是典型的“穷一代”,而张学良是典型的“富二代”。

“穷一代”指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也可以叫做“暴发户”。根据“富”的程度不同,有大暴发户和小暴发户之别。穷一代一般深受贫穷的伤害,这种贫穷不仅包括物质,也包括精神。在“阔起来”以后,穷一代一般会在物质上表现出两种可能,一种是补偿性挥霍,一种是继续“艰苦朴素”,或者说,是炫富和装穷;而在精神上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厌恶贫穷,一种是同情贫穷。

贫穷是一种不幸的生活环境,如果一个人在贫穷中长大,那么他会认为一切都是短缺的,因此对任何东西都会非常珍惜,甚至说是无比贪婪。人的需求可以简单地分为生理、心理和精神三个层次,而对穷人来说,一般这三个层次都难以得到最基本的满足。为了得到最起码的满足,比如生理上的温饱、心理上的安全、精神上的尊重,他必须付出近乎极限的努力,这种超负荷的努力往往严重透支和损害一个人的身心,使人的成长偏离健康成长的轨道。

因此,许多穷一代往往经受了或大或小的身心创伤,这种创伤使他们完全异于正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正常人,而这种差异的结果或者是顽强坚毅,或者是冷酷自私,这使他们在社会竞争中或者超越一般人,或者远不及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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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一生几乎不通文墨,张嘴闭嘴“妈了巴子的”,但最终以他百折不挠的毅力和百炼成钢的圆滑而平地崛起。他不仅对权力、金钱寸步不让,对名誉亦是“寸土不让”:“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他果然因为拒绝在满蒙悬案书上签字最后被日本人炸死。在依法处决政治犯李大钊时,张作霖特批要满足李大钊要求绞刑的请求,专门从德国进口了一台绞刑架——他试图得到优待知识分子的美名。

到了“富二代”张学良,已经成为蜚声国际的“民国四公子之一”,抽大烟、玩女人、飚飞机,其风流倜傥自是无人能及。穷一代的老爹“寸土不让”,富二代的儿子说让就把全东北都给让了;穷一代视权力如生命,富二代说易帜就易帜,说下野就下野,将政治视为爱情,将爱情视为儿戏。对一国元首,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对偌大东北,说不抵抗就不抵抗。这种洒脱和超然,穷一代做梦都不会梦见。

张学良虽然在赚钱、夺权和留名方面能力差了些,但在文学、音乐、美术、体育、旅游、建筑、宗教等方面颇有造诣,甚至可以说修行深厚。以张学良功德圆满的100岁寿命,几乎是张作霖坎坷艰辛的53岁的两倍,然人生境界,竟很难说出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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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很穷,至少2000多年来一直穷人很多。这种穷人是指生理、心理和精神都得不到满足的穷人。如果说到富有,实际上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20年前,还是可怜的“万元户”时代。20年来,在和全世界人的劳动竞赛中,我们中国人依靠吃苦耐劳省吃俭用的精神积累起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财富,然后通过不太公平的分配体系制造了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暴富群体。这些暴富群体准确的来说,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穷一代”。或者说,他们都带着难以摆脱的身心伤痕,如同难以摆脱的原罪。如果宽泛一点说,我们大多数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是穷一代,用上卫生纸和抽水马桶不过是昨天的故事。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可以被看作中国当下“穷一代”的典型标本。陈光标出身贫穷卑微,甚至他的哥哥姐姐在毛时代先后饿死。即使如今陈光标已经身价50多亿,每年捐款达数亿,他的弟弟妹妹仍然依靠洗碗看门过着惨淡的生活。陈光标对自己家人的遭遇看得很淡漠,但却极其看重政府和社会所能给予他的荣誉。他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捐款秀使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富人,尽管他远远不是中国最有钱的富人。

应当说,陈光标所受贫穷的伤害最主要是精神上的贫穷,而不是生理和心理上的贫穷。甚至可以断言,他一定是一个生活俭朴的富翁,但他极其看重荣誉,特别是政府赏赐给他的荣誉。因为农民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被政府、被城市、甚至被农民自己鄙视的出身。

比起很多依靠豪宅豪车飞机奢侈品炫富的穷一代来,陈光标无疑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标本。但这种穷一代也难以摆脱一种贫穷所造成的悲哀。当他一次次在电视上亮出他的捐款支票时,当他一次次与受捐的穷人合影时,当他成为政府募捐的积极分子时,这种悲哀越发清晰——人们可以得到钱,但人们得不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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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许多人总跟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在很多时候,人是环境的产物,沙漠中的人珍视水,海岛上的人珍视泥土。陈光标这一代“暴发户”几乎都是毛时代的产物,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中长大,因此难免对物质和荣誉充满无尽的欲望,而欲望是压力和动力的来源。他们的“成功”正是这种被压抑的欲望的结果。

对80后,特别是90后来说,这是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丰裕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因为销售不出去而发愁。对他们来说,能用钱买到的东西根本算不得东西。各种真实的虚拟的精神产品琳琅满目层出不穷,唯一短缺的是时间和自我。或者说,只有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永远不那么足够。

吃喝嫖赌无疑是最没有想象力的事情,对穷一代来说,他们不需要想象力,所以他们最容易在这个时代得到满足。无论官场还是商界,几乎每一个穷一代都是山珍海味妻妾成群澳门豪赌阔宅香车。相对而言,如果富二代仍然和穷一代拥有同样的享受,那他是不会得到满足的,因为他从来不缺这些,他缺的也是穷一代所无法想象的。这就是贾宝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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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一代与富二代之间的鸿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极其看重金钱权力等物质财富的穷一代越来越无法理解看重个性和自由的富二代。在苦心积累的穷一代看来,任何不事经营的行为都是不务正业,任何不追名逐利的富二代都是不争气的败家子。陈光标曾经无不失望地直言,中国60﹪以上的“富二代”都是“败家子”。而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说:90%的私营企业创始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班,但95%的富二代都不愿意接班。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是一位成功接班的“富二代”,他说:“做企业家是最辛苦的一个职业,我周围民营企业的富二代富三代中,有50%不愿意接父辈的班。一方面,如今多元化的社会,他们的兴趣爱好很广泛,对生活、对幸福的理解也与上一代不同。而且对年轻人来说,接不接班与财富无关,即使不进入家族企业,钱也都将是他们的。”

在中国这种非市场化的国家背景下,每一个穷一代都是在权力的杀威棒下苟且求生。在财富的背后,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龌龊阴暗和无奈,正所谓“牛粪上才可以开出最美的鲜花”。但对在相对健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富二代来说,他却无法将自己这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即使有数不尽的钱财权力和荣誉,这些对他来说并不稀罕,或者说,其边际效用要低得多。因此,他宁愿去追求他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别人认为他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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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富二代来说,首先面临着传统父权和杀子文化的压迫和威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与其说衔着金钥匙出生,不如说是带着黄金囚笼来到这个世界。相对于极富金钱欲权力欲和荣誉饥渴的穷一代,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富二代几乎没有任何抗争能力。

去年11月,苏州一名23岁的富二代砍下自己的4根手指,以表达对家人执意要他接掌家族企业的坚决拒绝。他喜欢的是比较接近于艺术和美的动漫。在台湾,蒋介石的曾孙蒋友柏同样开了一间动漫工作室,而不是去做什么官二代太子党。

今年春天,一个重庆女孩以跳楼自杀这种惨烈的方式表达对黑领母亲逼她做“官二代”的抗议:“毕业3年来,妈妈几乎天天念我,吃饭念,看电视念,睡觉也念……我不就是不愿意接受她安排的稳定工作,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吗?20多年来一直都是按她的喜好在生活,难道我真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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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很多中国官员最大的愿望是海外账户和移民一样,很多中国的富二代是在西方现代教育体制下长大的一代,他们不仅不同于教育缺失的穷一代,而且也完全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孩子所忍受的灌输教育。在这种独立自由文化中接受教育,使富二代与穷一代的代沟进一步加深,这无疑是一个吊诡的结局,因为穷一代努力的目标之一就想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以继承自己未竞的事业。

在激赏独立自主张扬个性的西方教育体系中,富人的孩子往往更热衷于较少功利的人文基础学科,而穷人的孩子则比较追逐经济金融工商管理等财富显学。中国的富二代作为第一批带着父辈和家庭希望接受人类最好教育的一代中国新人,他们的理想和愿景正逐渐与西方普世理念融合,同时越来越偏离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这不仅是他们思想进步的结果,也是20年全球化文化所产生的必然结局。中国早已经从一个凝固封闭、由家族和熟人构成的小农专制乡村体系转变成为一个流动开放、由陌生人群组成的自由合作现代社会。

这些吃着西餐的中国孩子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已经完全跟他们筚路蓝缕的父辈不同。一个在暑假里跑到云南贫困山区做义工的富二代很快会意识到,他的一件古奇上衣足够山里的穷人一家生活好几年。很多穷一代每天必看新闻联播,而西方教育下富二代早已拒绝CCTV,他们只看CNN。很多穷一代甚至不会讲普通话不会使用电脑,离了电话就不知道什么叫管理,而他们的富二代孩子却已经玩起了动漫,会多种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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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语讲:贫贱有孝子,娇奢多败儿。如果富二代不是来自惨淡经营的民间草根,而是出自大酱缸的中国官场,情况则要令人悲观得多。尽管官方对于海外盛传的中国亿万富翁90%以上都是高干子弟的说法极力否认,但从来没有举出数据证明这种传闻的谬误。

事实上,无数像高严和程维高这样黑领不择手段的进行原始积累,“染红”后设法把钱转移出去,让自己的子女去外国移民经商。比较爱国的黑领则留在中国,他们懂得“中国特色”——只有权力才是最佳的挣钱机器。这些穷一代官一代采取“易子而食”的古老传统:甲的子女去乙单位做官,乙的子女去甲单位,互相允诺照看提拔。

值得留意的是,现在很多穷一代培养子女的方式竟越来越接近于黑领群体:或者将财产逐步转移国外,让子女出国留学,学成后直接接手海外的事业;或者搭上自己在官商两界的关系,让他们继承国内产业;或者给子女买官,进入仕途。

对很多穷一代来说,虽然他们颇有身家,但却没有多少与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面对黑领强权,他们仍然处处遭遇盘剥勒索,处处卑躬屈膝小心翼翼。崇祯皇帝杀死自己的孩子时所言:愿尔不生帝王家。许多穷一代也深知在中国创业之不易,他们不愿自己的孩子再步自己的后尘,以桃代李僵的方式将自己的富二代用钞票做成的火箭送入官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卖官鬻爵的传统,官就是商,商就是官。

比起积极上进来,人是最容易堕落的动物。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只能悲观地看待中国的富二代。他们毕竟是第一批富起来的中国人,还不懂得富裕可以用来干什么。用富裕来吃喝嫖赌,来玩女人来吸毒来飙车,甚至去犯罪,这无疑是最方便的消遣方式,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完全可以自学成才。超越金钱、超越世俗、超越自我仍然是一个遥远而艰辛的天路,这或许仍不是富二代可以承受,这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但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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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代人已经不再需要为钱而出卖自己的时候,说明这一代人已经真正的富有了,因为他们已经真正拥有了自己。20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可以说,整个一个90后正是中国人集体的富二代。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不再跟我们一样,更不会像我们的父辈一样。他们较少受到短缺的伤害,除非一些较少父爱母爱的留守儿童。他们应当是中国最有希望最健康的一代,也有可能是最绝望最堕落的一代。在一个人格健康绽放的时代,他们代表未来中国的希望。对他们来说,人格、尊严、自由、独立、权利、公平、理想、美感等等东西将作为新的短缺品,而成为一个丰裕时代的新风尚,如同我们贪得无厌地吃肉、喝酒、攒钱、囤房、换车、加班、吃回扣。

10年前,德国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中国广西一个偏僻的山区,从此他就生活在这里,他给穷人的孩子们上课,和他们一起生活,甚至这期间屡屡被地方当局处罚和遣送,但他已经和这里的山水这里的孩子连为一体。在这个离最近的网吧要爬十几里山路的地方,他找到了真正自我;在孩子澄澈的眼眸中,他实现了一个人最大的价值。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卢克安。

卢克安说:“很多人过得很可怜,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用钱买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让自己忘掉不能做理想的事。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直接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所以我也不需要拿物质的享受来安慰自己。”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