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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社会震荡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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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木然,1962年生,1985年本科毕业,1987年研究生毕业,1997年博士毕业,博士生导师。有言:“民主我所欲也,自由我所欲也,民主与自由可兼得也。”联系方式:muranblog@126.com

中国社会不但进入了危机社会,而且进入了震荡的社会,社会的震荡在不断加剧。

表面看来很多国家都是黎明静悄悄,而革命或改革几乎就是几天或几个月的事。

革命会带来革命本身也不愿意看到或愿意要的结果,如果拒绝革命,就必须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迅速地及时地提到日程上来。

不改革是等死,改革一定不会死,改革是给所有人以出路和活路。

革命,一些人必死,一些人活着也难受。

原先写过一个博文,叫做《中国已经进入危机社会》,这个博文也可以看作是上一篇的姊妹篇,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挥与完善。中国社会不但进入了危机社会,而且进入了震荡的社会,社会的震荡在不断加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第五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中国严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把民主化浪潮分为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一波是1828—1926,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100年的时间内总共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二波时间是1923—1942,民主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波时间在1974其后的15年时间里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顺着他的思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就是苏联东欧的民主化,时间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五波是非洲的2011年开始的民主化浪潮。亨廷顿认为每一次民主化浪潮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回潮,但民主化的浪潮终归还是向前发展,他把这称之为历史的辩证化。对于中国来说,第四波的民主化浪潮尤其是第五波的民主化浪潮对中国影响巨大。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民主化的讯息在互联网时代迅速传播,使得国人看到了民主的希望,甚至采取了民主的行动。

与此同时,2012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选年。美国、俄罗斯、法国、韩国将举行总统选举,日本也有可能更换首相,台湾也将进行地区选举。阎学通认为,在选举之年,各国政治精英对本国国内事务的关注程度增加,因此领导层互访减少,这将不利于防止大国冲突的及时化解。某些国家的候选人还会以牺牲对外关系为代价取悦选民以利当选,因此他们鼓吹或实施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这可能导致大国之间的政治摩擦增加。不但如此,各国的选举还会给中国的民众带来示范效应,强化选民的选举意识、竞选意识,使得目前中国的选举渠道严重过载,选举战车严重超员,而独立候选人的失败并没有使他们退却,队伍还会不断增多,给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和伦理压力。中国的经济大门开放了,政治的大门也就关不上了,经济与政治本来就分不开,经济带动政治,政治也会带动经济,民主观念也会带动民主的行为,更会带给国人巨大的民主想象空间。

第二,政治统治能力和权威同时下降,而且下降趋势加快。以下几个方面是例举式的说明: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每年都以万计增加,2011年发生11万起,这表明维稳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功效,反而走向反面;政府公信力持续下降,政府承诺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及时解决;人们对政府说的话正确的不信,真的不信,假的也不信,宁可相信谣言也不相信政府,对政府公信力进行大拒绝,有人主张不看中央电视台就是大拒绝的表现;权力私有化、权力政党化倾向严重,公权成为地方政府的保护伞,甚至政府也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政府对社会各种价值观失去整合能力,对价值多元化十分不适应;对批评进行放大式、甚至一触即跳式反弹,对言论自由压制过度,甚至粗暴对待批评,对批评政府的言论进行超越宪法般地无理打击和报复;对执政能力缺少自信;政府炫耀式消费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年底突击花钱,给马其顿赠送校车,给非洲学生进行援助;裸官现象增多,腐败增多,贪污数额巨大;政府官员的言说直接公然蔑视民众的感受,把国民的看法称为弱国心态,而且强词夺理;对新闻媒体的责任担当视为对某一政党责任担当,摧毁了公众可以容忍的底线;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方法极为有限,小矛盾大矛盾都靠暴力去解决;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时捉襟见肘,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社会公平底线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社会警戒线超标并走向社会动荡线;“三公消费”、财产申报公然挑衅公众忍耐的极限,表面看来是有统治能力的表现,实际上却是没有自信的表现,以为“三公消费”、财产公布一旦公布,社会就会不稳定。

上述事件表明,中国政党和政府还没有从革命型政党、革命型政府转向执政党、服务型政府,没有从封闭性政党、封闭型政府走向开放性政党和开放型政府、没有从威权政党、威权性政府转向现代政党和现代政府。传统政党、传统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已经枯萎,还没有学会从民主提取资源的能力。

第三,社会各阶层自我繁殖严重。也许回顾一下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可能对我们有些启示。托克维尔认为:法国跛足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奇特的景观,它使人们私欲膨胀,社会道德下降,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只考虑自己发财致富,他们生怕社会地位下降,拚命往上爬,为了金钱、为了社会地位,不顾一切、不顾廉耻获取金钱,人们拚着命去攒钱、赚钱。金钱成了人们活着的唯一动力,它把人们分为三六九等并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使得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对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情感。专制制度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即使道德毁灭也在所不辞。专制从本质上支持和助长了这种情感,成为这种情感的合谋。专制者因此垄断了权力并从中获得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好处,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政治和社会的双重不平等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以为经济发展就是唯一的硬道理。跛足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极为奇特的社会关系,即自我封闭又相互敌视,温良恭俭让又冷酷无情。他指出,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务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变得深不可测”,他们之间就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说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那么“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如果说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那么“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其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都进行自我繁殖并互相仇恨。

与法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一开始就是以权力为主导,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到一定程度之后权力在市场中退出,反而与市场经济结合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权力与市场结合,生成了官二代、富二代、官富二代或富官二代,权力垄断政治资源以换取经济资源,富人垄断经济资源以换取政治资源,二者联手把穷人阻挡在大门之外,使穷人没有上升为富人和官人的空间。在官二代、富二代自我繁殖的同时也使穷人自我繁殖,使其既具有法国大革命前的特点又有了本国时代特色,老问题带来新问题,老问题是革命,新问题是革命带来革命并不如同法国般带来自由平等博爱,而是革命会导致复辟,这是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地方。

张鸣教授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摇晃的中国》,写的是辛亥革命的事,讲的是针对现代中国的理儿,中国在摇晃,在摇晃中震荡,在震荡中摇晃。如果不能及时化解,经济发展的成果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这些话给人的感觉是危言耸听,实际上并非如此,表面看来很多国家都是黎明静悄悄,而革命或改革几乎就是几天或几个月的事。革命会带来革命本身也不愿意看到或愿意要的结果,如果拒绝革命,就必须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迅速地及时地提到日程上来。不改革是等死,改革一定不会死,改革是给所有人以出路和活路。革命,一些人必死,一些人活着也难受。

(首刊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已遭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