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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进斌:为史上某些“汉奸”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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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宁博物馆最近开馆,馆中有一尊雕像,为原籍江宁的宋朝著名奸相秦桧,但雕像一改秦桧「捆绑跪姿」罪人状,而是站立起来,且面目慈祥。学者斥当局为地方扬名罔顾民意,为历史罪人洗白;馆方辩称「只是尊重历史」。据悉,这尊秦桧站雕是馆方特请上海艺术家製造,艺术家还为雕像起了一个名字,叫「跪了 492年,我们想站起来歇歇了」,明显与各地秦桧雕像「五花大绑下跪」罪人状不同,有为秦桧平反之意。而第一尊秦桧跪雕建于 1517年,为岳飞后人所立。(北京晨报)

爱国不等于爱朝廷,为专制独裁、荒淫无道的朝廷陪葬根本不值得。

一个始终崇尚一党专制独裁的国家,是没有多少国人爱的,更别提“热爱”了。一个只让少数权贵世世代代活在天堂,看着大多数民众在他们施舍的狗洞中出没的社会和环境,就只能逼迫、造就、培养、潜伏着更多的“汉奸”、“华奸”。这样的民族,在国际上能有有多大尊严和地位?假如遇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潮流动荡、动乱中,想不分崩离析都难。但愿动辄骂同胞为汉奸者深思、反思、三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大规模对建国近三十年来林林总总的冤假错案的清理、平反昭雪,特别是对国民党、特务、地、富、反、坏、右这些令几亿人民几十年如一日遭受沉重打击,导致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株连九族的冤案的平反、纠正、恢复名誉,这些曾令中华民族付出沉重代价,在无数人民心中留下阴影、心有余悸的恶梦渐渐淡忘。随着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团结一致向“钱”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80后年轻人出生,走上社会舞台,这些名称一度在在广大人民生活中渐行渐远,甚至销声匿迹。

我个人认为,所谓中华民族振兴最重要标志之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除了日本侵略战争导致中国民众死伤几千万的国殇外,另一个就是让人民永世不忘毛泽东建政后,络绎不绝地发起十一次路线斗争,残酷无情的屠戮自己数千万同胞的国之内殇。中华民族只有前事不忘这两之师,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振兴。应该集这种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几乎导致民族分崩离析、留下惨痛民族创伤记忆的巨大疮疤史实,以国家名义建立象九一八、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式的永久性纪念馆、纪念碑,在规定的节日里,全民族来集体开展悼念、纪念仪式活动,来永远警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汲取教训,且莫重蹈覆辙。而在广大民众日常工作、社会生活中,尽量少揭这种惨痛聚集的创伤伤疤,以免使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几代人,勾起噩梦,屡屡被迫联想、回想起那些曾经令人悲痛欲绝、不堪回首的历史伤痛。

但由于执政党自始至终强调以一心一意谋经济发展,以不折腾为命题,不肯彻底清算毛泽东本人专政思想及文革荼毒,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故意拖延,甚至有意无意地遮盖、回避,使中华民族没有实现真正的卸下沉重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稳定局面。更由于在这个事关中华民族振兴的问题上没有严肃认真地正本清源,近年来,导致文革左倾回潮,沉渣泛起,意识形态管教由于几十年如一日的把执政党的历史粉饰为伟光正,导致假大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大兴其道,其日益泛滥的歪风邪气已经严重污染社会风气,干扰民心士气。

时下的标志就是以孔庆东、张宏良等所谓学者,动辄对南方系,法家界专家学者,频频以文革语气、口吻、词汇、腔调,照搬文革时期流行语言,把“汉奸”帽子随意、肆意给同胞戴上,污蔑、污辱同胞,以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人。这种倒行逆施虽屡遭多数正义良知之士的反驳、抨击,劝导,但他们仍不思悔改、昧着良心,仍乐此不疲地在信口雌黄、强词夺理中洋洋得意。看看他们在毛左的乌有之乡网站上,动辄抛出类似文革火药味十足的洋洋洒洒驴唇不对马嘴的文章,凡具有正义良知之心,稍有分辨能力和正常思考能力的人,不由不无奈感叹:一个人厚颜无耻、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是本性残忍、可能就是人类社会中某类人由于某些方面的环境污染发生了身心基因突变、出现了返祖变态征兆,智力退化所致。

从社会制度管理方面,执政党对这种左倾回潮的容忍包容,表面现象是胸襟宽宏,包容言论自由,实则是为一党之私,执政者执权一已之私,以某种名利为钓饵,让这类左倾急先锋施放烟幕、试探民意,窥伺方向,以便趁机浑水摸鱼,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卑鄙伎俩。这种恶语伤人六月寒的狂吠,由这种狂吠吸引不明历史真相和被应试教育洗脑的部分青年,对因“改革”自身利益被剥夺而对现实社会产生种种怨恨的各阶层部分群众,数十年如一日被过把瘾就死的娱乐性形成精神依赖娱乐慢性中毒,只追求网络围观效应的精神偏执的部分人,不约而同地成为孔庆东、张宏良这类人的粉丝。在这类粉丝狂欢点击率和歇斯底里狂言中,孔庆东、张宏良等人更加精神阳亢,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把汉奸意识逻辑思维固定化、口语化,言必汉奸。这样争论下去,社会各阶层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在争论中增进共识,形成共识之结局。一味放纵这样的“争鸣”持续,最后是挑起阶层、阵营互相仇视、敌对,造就暴民、暴虐意识,在酝酿的革命浪潮中再次重蹈文革覆辙。

中国共产党虽然建国以来,一直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信仰无神论著称,但几千年来儒、道、佛、释文化的博大精深影响源远流长,人民心中自有他们的鬼神信仰。别的不说,从中国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信仰来看,至少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逢年过节要例行世世代代流传的祭祀祖先、上坟烧纸摆供、祷告求天地君师、祖先庇佑子孙后代,来世报应这个最朴素宗教仪式的。我相信、依孔庆东、张宏良等人目前的智商和身份,也肯定会这样做。民间广泛流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自有其内在历史与现实因果验证。正是这种朴素的信仰,支撑着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同胞心中向善、崇善的人伦道德观念、行为、生活准则。如果没有这些,以毛泽东思想、邓、三、科来替代主宰这引起信仰,这个民族恐怕早已退化到丛林茹毛饮血的时代。

基于这个民间最朴素的信仰,同为黄皮肤、黑头发的孔庆东、张宏良等人应该幡然悔悟,良心发现,闭上屠嘴,逐渐向善,累积口德,让汉奸一词从自己乌鸦嘴中销声匿迹。这样做,对自身现世报,对子孙后世报,对百年后下黄泉后是否下十八层地狱、遭受阎罗王层层酷刑拷问,来世托生什么,尔等扪心自问吧!
当然,尔等如不思悔改,一意孤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汉奸帽子满天飞。我相信,必会遭到越来越多被上述信仰的良知驱动的同胞,在认清其包藏祸心后逐渐所不齿、所抛弃,尔等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一天也就不远了。

数千年来,正是我们这个号称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从奴隶社会制度的家天下、封建社会制度的一姓王朝,中国民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朝,都是反贼、流寇、暴民、土匪、汉奸产生最频繁、人数最多的国家。历朝历代史家的史实就不用说了,仅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说起。当毛、蒋、汪三足鼎立,都为各自党争,视对方为寇仇,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国势中,4亿多人口的中国四分五裂,涌现出400多万“汉奸”。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类在世界各国的对外对内混战中均为常见。但中国历朝历代或自愿、或被迫当汉奸的人数之多,独步天下。这个问题的根源,我认为主要是因统治者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丧失亲合力和号召力,逼良为娼式的产生、蜕变为汉奸的主要根源。而宗族意识浓厚、国家意识淡漠,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也是因素。如抗战淞沪战役中,据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合著的《国共抗战肃奸记》中记载,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另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在孔庆东、张宏良等人的眼里,被视为汉奸的,就是认“美国为爷爷,盼美国打进中国后,做他们的带路党”。一定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这而后快。其实具备正常历史常识,懂得1840年以来近代史发展脉络的同胞们都知道,美国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退出时,没占有中国一寸领土、领海的国家,抗战时又是美国鼎力相助,才彻底战胜了日本。抗美援朝,依目前最新披露的史料看,完全是独裁暴君斯大林大国分治之阴谋诡计,加上毛泽东个人专断误判,从而做出了一边倒错误决策,导致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直接与美国及联合国军在朝鲜兵戎相见,令中国人民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而这种至今仍源源不断付出的巨大代价却造就扶助了一个专制独裁政权。金家父子不时薄情寡义、忘恩负义,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代代执政者不时剪不断理还乱挥之不去的噩梦。六十多年来,“美国爷爷”与“老大哥”、与“鲜血凝成的友谊”,与“同志加兄弟”,与“兄弟加胞波”等国相比,令中国人民遭受层出不穷的割地赔款,渔民、侨胞被驱逐被烧杀掳掠,不时遭受重大损失的事件,仍是最少的国家之一。虽然执政党高层权贵集团动辄把“美国爷爷“视为“亡我之心不死“的主要根据地,但私下里他们个个却和这个爷爷眉来眼去、打得火热,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子孙后代送去深造。对“美国爷爷”的绿卡、护照、颁发的国籍永久居留证青睐有加、梦寐以求,还把十三亿同胞当牛做马挣的血汗钱都慷慨大方地给“美国爷爷”保存使用。如果孔庆东能不斜视正眼多留意一下上述事实,还能对“美国爷爷”数年如一日的肆意攻击、诋毁、仇视吗?

国、共、汪对峙抗战时期,虽然曾诞生了史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为代表的十大汉奸排行榜。但我想强调指出的是,400多万汉奸队伍里,固然有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卖国求荣者,但为养家糊口、生活所迫,被抓壮丁者其实也众多;虽当了汉奸但自始至终三心二意身在曹营心在汉者也为数不少,拿着军饷、专为共产党政权、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传递情报、卖枪弹药品,护送伤病员,除暴安良,最后带领队伍投诚起义,加入到共军行列的汉奸更是不乏。甚至有不少汉奸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只要看一下建国至今无数出版记载、说明,讴歌、缅怀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中的史实,大抵就无可争辩了。近年来,看一下国内外身历那个时代的耋耄老者口述的真实历史资料、回忆录中,又披露出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有不少生前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等政权力量,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甚至于舍生取义、大义凛然爱国的同胞。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们虽光明磊落无愧于人格尊严,却不知被迫无奈命殒落到哪片哪堆黄土之下,湮灭无闻,至今还顶着汉奸的罪名,令其子孙后代、家族亲属蒙受不白之冤。当历史发展到今天,当年的国、共、汪党派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的阶段时,一天不为这些“汉奸“们正名,中华民族各党派一代代执政者逝去后,就没有资格进入这个民族的历史神圣殿堂。

我们所读过的历史,所谓抗战八年。(歌词: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事实中国抗战始于80年前的1931年9月18日。因此中国抗战14年,而非8年,不要忘却前6年惨绝的抗战历史。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战而退。我们的历史一直堂而皇之印证是卖国贼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把整个东北给丢了。60年后张学良在纽约回忆这段历史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没认清日本人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他们,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这位已经死去的当年的“不抵抗”的将军,这一卖国之举,致使白山黑水亿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境,客观上成就了日本侵华关东军大本营和伪满族国,所作所为应该属于名符其实的汉奸罪行,但他却一直顶着最大爱国者光环。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之间有3万8千至4万次战斗,中共参与了100至200次战斗。中国抗战正面和国外战场战场的绝对主力是当时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牺牲了数以百计的将领和数以百万计的官兵。直至今日,我们对这个真实历史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每想到此,不免唏嘘不已:执政者目光短浅,执政党的仇视成见,何日正本清源?

在抗战14年里,国民军死亡365万,国民军高级少将以上死亡203人,中共方面,少将死亡有1人(左权)。虽然今天国内大部分媒体对此保持沉默,但是血与火的历史不容忘却。365余万国军将士战死沙场,正是他们让我们免于再次亡国!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哪怕只用十秒、一分钟的时间默祷一下那些伟大的亡灵呢?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白骨不知所在,而且不少还是顶着“国民党反动派、汉奸”的罪名遗臭万年。

反思中国为什么出这么多汉奸,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现实与历史,找出自己民族的弱点,看到别的民族为什么强大的原因,这是民族振兴的关键。

时下的“和谐”社会,由于执政者对孔庆东、张宏良等人的汉奸言论宽宏大度,使汉奸口语泛滥成灾,每天网络上,有数以万计的人骂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是汉奸。孔庆东、张宏良等人更是以出口成奸为荣。这样的 内忧国殇持续下去,假若再次发生八国联军、抗日战争般的局势,十三亿同胞中甘愿加入“汉奸”队伍者,究竟有多少,我想有良知的同胞大多心里有自己的判断和答案。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顾炎武看来,改朝换代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而文化的沦丧,具有更为严重的历史后果。

儒家的“忠义”史观,是中国数千年传统道德的最高原则。“忠义”,乃“忠为报国”。孔孟之后,封建统治者则将其异化为“忠君报国”。顾炎武这痛心汉族文化衰亡之感慨,显然仍未从根本上捅破君权专制下的“忠义”观念这层薄纸。这就是,爱国不等于爱朝廷,为专制独裁、荒淫无道的朝廷陪葬根本不值得。

一个始终崇尚一党专制独裁的国家,是没有多少国人爱的,更别提“热爱”了。一个只让少数权贵世世代代活在天堂,看着大多数民众在他们施舍的狗洞中出没的社会和环境,就只能逼迫、造就、培养、潜伏着更多的“汉奸”、“华奸”。这样的民族,在国际上能有有多大尊严和地位?假如遇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潮流动荡、动乱中,想不分崩离析都难。但愿动辄骂同胞为汉奸者深思、反思、三思。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