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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被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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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木然,1962年生,1985年本科毕业,1987年研究生毕业,1997年博士毕业,博士生导师。有言:“民主我所欲也,自由我所欲也,民主与自由可兼得也。”联系方式:muranblog@126.com

社会阶层自我繁殖使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维稳代替了改革,甚至把维稳当成了改革,维稳就是维护碎片化利益诉求。

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与权力,绑架立法权,使法律、法规、政策为他们服务,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国家立法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同时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绑架行政,使行政执法形同虚设,或者执法对他们网开一面。绑架司法,干涉司法立,使司法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使公平正义的底线全面崩塌。绑架新闻,使新闻媒体成为他们的吹鼓手、代言人。

既得观念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他们有着与既得利益集团一样的诉求,那就是拒绝改革,拒绝政治民主化、拒绝人类的普世价值,甚至把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的人视为汉奸。

知识分子用观念绑架政治体制改革。还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的改革不能总提,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已经很好了。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已经没有必要,政治体制已经过河。

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国结一致向前看的主导思想推动下,国人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两个方面取得基本共识,这也如邓小平所概括,第一要是经济发展,第二是政治民主,并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口号。经济发展的战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民主,就是吸取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对专制。专制既不能带动经济发展,也让政治失去活力。三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用限任制代替终身制。但二者的发展都同样带来了问题,经济发展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反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政治发展滞后,不适应经济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两个怪胎,一个怪胎是社会各阶层自我繁殖,另一个怪胎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观念集团,这两个怪胎都严重影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观念集团绑架了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阶层自我繁殖使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所有社会阶层的要求,以使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最大的合法性,这是好事。好事中有坏事,社会各阶层失去了流动的机会,自我繁殖凝固化。具体说来就是官二代自我繁殖,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富二代自我繁殖,富二代、富三代、富N代。穷二代自我繁殖,穷二代、穷三代、穷N代。这种自我繁殖的后果使穷人没有了上升的空间,富人和官人阻碍了穷人的上升空间。官人、富人、穷人的价值观诉求强烈,从而他们之间失去了妥协和理性沟通的愿望、要求和能力。从而迫使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选择。左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左转,右派希望政治体制向右转,社会底层要公平,社会高层要效率,既得利益集团要原地踏步走,这必然使政治体制改革左摆右晃,撕一片给左,满足左的平等要求,再撕一片给右,满足右的自由要求,再撕一片社会底层,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再撕一片给既得利益集团,满足他们的贪婪。维稳代替了改革,甚至把维稳当成了改革,维稳就是维护碎片化利益诉求。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有人把中国定位为国家社会主义,还有人把中国定位权贵资本主义。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是很坏的主义,不是好的主义,也没有走向好的主义的迹象。坏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就是形成了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人是在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后,又大规模进军政治,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官员。第二部分人是先当官后经商,他们利用政治上的关系经商,进入商场自然有天然的权力优势和权力资源。第三部分人就是权与钱结合,用权换钱或用钱换权,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受益者。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与权力,绑架立法权,使法律、法规、政策为他们服务,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国家立法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同时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绑架行政,使行政执法形同虚设,或者执法对他们网开一面。绑架司法,干涉司法立,使司法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使公平正义的底线全面崩塌。绑架新闻,使新闻媒体成为他们的吹鼓手、代言人。

第三,既得观念集团绑架政治体制改革。既得观念与既得利益有关,是既得利益的观念表达。但还有一部分人非常特殊,他们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的失去者,却有着与既得利益集团相一致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没有既得利益的既得观念集团。这部分人以中国的左派为代表,他们的基本观念来自于毛泽东,主体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改革开放使他们失去了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他们不赞成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导人进行鞭挞,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寻找失落的世界。他们有着与既得利益集团一样的诉求,那就是拒绝改革,拒绝政治民主化、拒绝人类的普世价值,甚至把主张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的人视为汉奸。最为吊诡的是,既得观念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在价值观上携手共进,在实际上行动上又坚决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视他们为敌人。

第四,知识分子用观念绑架政治体制改革。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为其鼓与呼,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本来知识分子的功能在于传播知识,讲专业的基本道理,但有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持知识分子立场,在价值观争论的大潮中持非理性立场。他们或有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有斯德哥尔摩症,或者有躁狂症或者有求新癖或者有超越癖。非理性战胜了理智,超越了理性的限度,不自觉地把某种价值观推向极致,把情绪推向极端,把非理性偏见当成真理,破坏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共识。比如众所周知的中国模式论、重庆模式论、广东模式论,这些所谓的模式至多是中国改革进行中的探索和取得的经验,模式还基本谈不上。一些知识分子却把这种探索固定化、模式化。还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的改革不能总提,中国的政治体制模式已经很好了。也就是说,政治改革已经没有必要,政治体制已经过河。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本来就是宪政民主化,至于改革的方式方法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被绑架,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改革已经不再是不改等死,改革找死的老问题,而是增加了改革或是革命的新问题,何况中国本来就有穷人活不下去就革命的老传统。告别革命,继续改革,明确方向,这又成了国人绕不开的话题。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