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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斌: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任务

自周以来,中国的知识界的发展与变迁,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代不如一代。 纵观汉史,为区分知识界的特点可分为四个阶段, 即先秦, 秦到清,晚清到民国和解放(1949年)后。概括地说, 这四个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

先秦——学风素朴,色彩纷呈;
秦到清——附庸儒道 思想禁锢;
晚清到民国——革命理想,势单力孤;
解放后——风骨殆尽,气节无存 。

先秦富有特色的时期就是春秋后战国初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那几百年里,知识界思想活跃,有主张,有抱负, 重品德,重仁义。 这一阶段同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可平分秋色。 当时,出现了不少思想家,创立了儒家,墨家, 道家, 法家, 兵家,纵横家等不同的学说。 儒家强调仁义道德,重礼仪;墨家讲博爱非攻,注重 自然科学;道家的哲学有深度,讲辩证;法家强调刑罚, 依法治国。国与国之间学术自由,各派学说互有短长。自周以来,知识界涌现出不少富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有抱负和作为的如,管仲,乐毅。苏秦,张仪; 重人品的如伯夷,叔齐; 助人为乐淡泊名利的介子堆; 谦恭让位学识渊博的季札;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注重友情生死之交的羊角哀与左伯涛;爱国诗人屈原等。 这些人的身上从不同的角度汇聚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至今仍然被奉为为人处事的楷模。

自秦朝以后到清朝末年,由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视知识如仇雠,放了一把大火,烧掉了先秦诸子百家的繁荣盛景,把一统后的中国推下了黑暗。到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把知识界的思想禁锢起来,知识分子开始失去了思想建树,衰变成统治阶级的附庸。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可分为权贵型,依附型和超脱型。权贵型的代表人物是汉末魏初的曹氏父子, 曹操与曹丕。父子二人的文学造诣很深,曹操的代表作有短歌行,龟虽寿,曹丕的代表作有典论,成为中国文学评论的鼻祖。父子二人指鹿为马,欺君罔上,专横跋涉,独霸朝纲。 被后人画上白脸,成为奸雄的ICON。明朝的书法家严嵩可说是另一个权贵型代表。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书生气,进入这一范畴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属于依附型, 还有小部分属于超脱性,潦倒型。属于依附型的知识分子,又分为得志型和落魄型,献媚型与刚正型。得志型的知识分子有的大权在 握,享受朝廷俸禄,虽未黄袍加身,却也是荣华富贵,耀祖荣宗。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有诸葛亮,张九龄,张居正,狄仁杰,范仲淹等。尤其是诸葛亮,受先王三顾之恩,竭忠尽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典范。范仲淹身处逆境,矢志不移,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名。 这些人虽然忠良睿智,但所作所为还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地位,各为其主统貔貅。 虽能齐家治国,安邦立业,但思想上没有突破。这些得志者有不少人忧国忧民,行为磊落, 是知识分子里的正面人物。

另一部分值得肯定的知识分子是廉洁刚正型,这类的知识分子有柳宗元,包文正,文天祥,方孝孺,海瑞等。为官不贪,廉洁奉公。柳宗元死后,家属竟无钱财把尸骨运回故里。文天祥面对蒙人威逼利诱,‘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就义于菜市口法场。方孝孺拒绝为明成祖起草诏书,掷笔于地,遭灭九族。海瑞不畏惧强暴,抬棺上谏,刚直不阿。这些响当当的侠肝义胆之士经过了反右和文革以后,几乎已经绝种, 实属知识界之悲哀。如果明天成吉思汗举兵南下,中国还有人能背着胡总书记去过零丁洋吗?文臣武将怕是早已怀揣护照和绿卡里通外国去了。

在得志一类的知识分子中,除了正义凛然,政绩卓著的一批文人,还有一些趋炎附势,献媚取宠的家伙,代表人物有唐朝的沈全期,宋之问,号称沈宋,诗名相当。二人虽然诗文严谨,音律完美,但阿谀逢迎武氏宠男张易之, 据说竟然为张执便壶。其人格之低下,为后世所不齿。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天那些拿着老婆来换升迁的奸佞小人,真可谓沈宋有后矣。

落魄型的代表人物有李白和杜甫,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异途同归。两人都未及进士第,但怀有报国之志。李白从‘生不愿当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到‘安能摧眉弯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从满腔热情到心灰意懒,沉湎酒色,最后,于酒醉之后,水中捞月而亡。杜甫的命运比李白还要坎坷,穷困潦倒,颠簸流离,客死异乡。 如果说李白诗情浪漫,杜甫则是把民间疾苦,化作笔底波澜。从人民的角度,杜甫更值得怀念。但是郭沫若先生为了让毛泽东高兴,竟然把杜甫划为地主阶级,只因为他家的房屋比贫下中农多铺了两层稻草。幸亏诗圣早死了几年,躲过了郭老面对面的无情批判。怀才不遇的典型是唐初四杰,老大王勃吃了官司,无路请缨,20几岁在去交趾省亲时,落水身亡。杨炯教过书,做过小官,活了40几岁。卢照邻年轻中风,后来脾气狂躁,落井而亡。 洛宾王参与徐敬业起兵失败,经受牢狱之灾。此四人的才气之盛与遭遇之苦已经值得同情,但却遭到马列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一顿狗血喷头的痛骂。王杨卢骆从未反对过毛泽东思想,不知范老的阶级仇恨从何而来。

然而坎坷型的知识精英里也有豁达大度,随遇而安的。这就是北宋的文豪苏轼,三起三落,志趣不减。超脱型的代表人物有陶渊明,谢灵运, 孟浩然, 王维,丘为等,喜欢山野园林,通禅好静。另一种超脱型的代表人物是柳永,风流才子,仕途失意,缠绵于秦楼楚馆,花街柳巷之间,为乐工歌妓填写了不少歌词,传咏于街头巷尾,后来流落而亡。改革开放后,大家都知道荷兰印象派画家梵高,才华出众,但精神压力过大,曾经割下自己的耳朵,自杀时才37岁。其实,先于梵高200多年前,中国在明朝就有过一位集画家,诗人和戏曲家与一身的奇才,徐文长,屡试不中,求官不成,最后,走火入魔,杀妻自戕,以锥刺耳,以斧击头,怏怏不得志,抱愤而终。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大悲剧。

在唐宋两朝,由于对知识界的宽松政策,使得知识分子在文化与政治上,发挥了相对积极的作用,用几代人的集体智慧,谱写了唐诗、宋词,产生了古文八大家,一扫魏晋以来的萎靡文风,为中国的文化事业留下了绚丽的一页。纵观这一历史阶段,知识分子思想偏于保守,从百家空谈转到崇尚实际,保有先秦正直,磊落,忧国忧民的品质, 对发扬文化,稳定社会起了进步作用。

晚清后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实力的渗入,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倡导这一运动的知识精英有魏源,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利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几年后,主张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们又发起了戊戌 变法 。遗憾的是,封建势力过于守旧,过于残忍,杀害了为首的六君子。谭辞同本来有机会出走,但是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国家,为了事业,坦然受刑。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视死如归的英气。100年后,到了64学运,这种英气就流失殆尽了。此后,以孙逸仙和黄兴等人为首的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向封建主义的最后堡垒毅然宣战。这些国民党的先驱们为了事业,杀身成仁 舍身取义,不怕牺牲, 不怕流血。 鉴湖女侠秋瑾从容就义,生当人杰,死作鬼雄, 为后人称颂。章炳麟坐牢后,18岁就写了《革命军》的邹容自告奋勇,与张炳麟陪坐,死时年仅20。早期的国民党中不乏这样的仁人志士,诚然可歌可泣。然而,中国的不肖子孙太多,这些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篡夺,继而又被集党政军为一身的蒋介石掌握,给中国带来了贫困与不安,还招致了8年日本人的侵占。

除了民国初期的仁人志士,中国的知识分子里还出现了一批以科学教育兴国的知识精英。这些人留学欧美,事业有成,本来,可以继续在国外发展事业,享受生活。但是他们却愿意回到百孔千疮的祖国,带来了世界上最新的知识与成就,辛勤耕耘,教育中国的后人。这些人里有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严济慈等, 他们身上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比起今天上百万计的受过国家培养,滞留不归的海外学人,显得那么高大,令人肃然起敬。相比之下,现代的知识分子更加看重个人的名利,自私狭隘,当然也包括笔者自己。在这些前辈的面前,显得无地自容。说到底,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没人能够改变它。这种现象也宣告了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的失败。

民国时期,知识界也出现了两股逆流。一个是日本占领期的汉奸文人,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这些人自称曲线救国,卖身投靠,为虎作伥, 不光失去了文人的骨气,还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另一股逆流则是,借国难危急之际,秘密成立武装政党,兴风作浪,争夺江山。这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领袖。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又把中国推向了全面的内战之中,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最后,以暴易暴,断了中国自由民主的后路。

民国期间,还有一批廉洁奉公的知识分子代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曾经把自家的金银首饰捐给国家。外交部长顾维钧曾经破私财举行外交官招待会,为财务拮据的国家支撑门面。现在的知识分子官员,不贪污的没有几人,其清廉程度比民国时要差多了。 由于民国打倒了满清的封建统治,由于军阀们忙于争夺领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享受到相对自在的环境,在1919年的54运动中,推动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文化革命,砸掉孔家店,实行白话文,使各种思想、文学和艺术能在中国开花壮大。 尽管国家贫穷落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还是值得肯定的,值得后人效尤。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先镇压了地主富农,又斗倒了资本家,没几年的工夫,就开始对知识分子的大开杀戒,把知识分子当成最大的政敌,把自由民主当成洪水猛兽, 一直延续到今天。反右斗争抓了几十万的右派,成了老毛笑话秦始皇的本钱。从此,对知识分子的清算,一直没有中断。 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成了社会渣子,被打成继地富反坏之后的臭老九,受到统治集团无情的鞭打和抛弃。共产党的铁血政策,使得本来就胆小脆弱的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思想,失去了灵魂,失去了脊梁。要么唯毛说是从,歌功颂德,助纣为孽; 要么清者自清,坚持己见,最后投湖上吊,自我了断。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可分为迫害型,被迫害型,和逍遥型。迫害型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的小组成员,就是极左派的写作班子梁效,就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就是那些手里拿着棍子,老毛点谁就打谁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知识分子成了消灭同类的打手,成了独裁者的鹰犬。被迫害的就是那些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教授们,以及持有不同观点头脑清新冷静的知识界精英。不少人在硝烟弥漫的批斗声中愤愤死去。文革无疑是一场灾难,文革无疑也考验了知识分子。如果打分的话,应当是不及格。知识分子的优点应当是善于思考,应当能判别是非,应当讲究天理良心,可是他们却沦为一群糊里糊涂的帮凶,后来还挑起了武斗。敢于坚持真理头脑清醒者如凤毛麟角。 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作为的确值得反思。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冰火两重天的新的境界。在这个新时期里,中国的上上下下,都在不择手段,都在争当能抓钱、能致富的白猫。在金钱的怂恿下,社会道德如江河日下,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混屯世界,BIG CHAOS。可惜的是,在这场所谓崛起的类似大跃进的运动中,知识分子们没有能够洁身自爱,一个个头朝下也扎进了财富的海洋。放眼看看中国今日的鸿儒们,外科专家成了买凶行凶的被告,软件工程成了修补防火墙的工具。学位成了领导人信手拈来的装饰,学部委员成了官员们炙热抢手的头衔。导师成了压榨学生的机器,考博成了出国和当官的阶梯。大学成了赚钱的商会,学术领域成了弄虚作假的俱乐部。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清高,被翻滚的金色海浪所吞没。与商人不同的是,除了争利, 还要争名,把知识当成了名利双收的资本。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写照。

当我想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倒在血泊之中时候,再看看当年指挥学运的那几个知识界的精英们,有的当了教授,有的荣任高管,有的腰缠万贯,没有学生的鲜血,能有他们的今天吗?呜呼哀哉,知识分子的堕落让我失去了中国民主事业的信心。然而可喜的是,从刘晓波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一息尚存的良心,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不管圈内外如何争议,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理念,敢于接受牢狱之苦,敢于为了大家自由而失去自己的自由,敢于翻过虎山的围墙,直接跟老虎叫板。他就是中国的萨哈洛夫,他就是中国的瓦文萨,他就是中国的昂山素季 。比起那些把学生号召到广场,在开枪之前通过各种途径安然脱险的那些领袖们,如同雄鹰之比鸡鸭,晓波磊落伟大。中国缺少的就是晓波,中国缺少的就是他。

60多年,才60多年,中国的知识界已经全线崩溃,全体堕落了。我们还有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家吗? 我们还有坐怀不乱的官员柳下惠吗?我们还有羊角哀与左伯涛那样纯洁的友谊吗? 我们还有执法如山的海瑞和包拯吗?我们还有敢于和帝王叫板的方孝孺吗?我们还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谭辞同吗?我们还有为了信仰不怕坐牢的张炳麟和邹容吗?我们还有面对子弹,发表演讲的闻一多吗?我们还有拿钱倒贴给国家的陈布雷和顾维钧吗?没啦, 都没啦,这不仅是知识界的悲哀,这也是民族的悲哀,这是失去良知与道德的悲哀。本来,知识分子靠着先知先觉, 应当挑起治国安邦,为民造福的重担。遗憾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失去了信念,失去了情操,助纣为孽,歌功颂德,追逐名利,举世未浊我先浊,众人未醉我先醉。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暴孽的封建专制以及凶残的政治迫害,然而从主观上讲,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当然,一个整天在刀尖和枪口下行走的人自然会小心翼翼,保命第一。脑袋掉了,原则还有啥用。在一个枪打出头鸟,箭射开口燕的国度,自然会人人老老实实,三咸金口。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一个阶层而言,无权无势,任人宰割。再加上孔教的束缚,有思想、有见识的精英屈指可数,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只有附庸风雅,为统治者高唱赞歌,充当他们的打手和工具。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是靠霸权来维持的, 是靠农民起义来推翻的,在社会发展变革中几乎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踪影。到了所谓的新中国,毛泽东集中了封建统治者所有的暴戾手段,使得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精神与骨气, 一个个低眉弯腰,唯命是尊。 即使被关进了监牢,即使被整得妻离子散,还在那里傻乎乎地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无疑是共产党思想改造的伟大杰作,然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很不幸,历史发展 的重担还是得落到知识分子的肩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一鼓作气,告别昨天,重新振作起来,以天下为己任。继承前人的气节,学习西方的思想,做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先进,传播先进,鼓吹先进。 利用各种合法手段 提倡民主自由,提倡人权。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共同探讨,找出社会问题的症结,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诞生,矢志不渝, 努力奋斗。中国的希望,中国的责任压到了知识分子的双肩,任重道远,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