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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每个人都需穿越自身的迷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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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是有心理的基础的,在特殊的年代是如此,在正常时代也是如此。我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遇到这样的朋友,明明心里非常反感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做,怕被人家说,就压制内心的反感顺从着做了。也许是很小的事情,但你想在并没有多大风险的普通事情上都有这样的从众心理,何况是在狂热的年代呢。

我由此想到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层面,对于不正义不道德的事情,大家选择合作或顺从或默认,而不加以抵抗,除了权力的逼迫之外,其实也是从众心理在作祟,在一种类似舆论的压力下放弃抵抗,不敢特立独行。

为了自由,需要抵制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专制政权的力量,而还有一种是社会舆论的力量,在正常社会,后者特别需要警惕,就是说当大家都这么做这么想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威胁到个人的自由。

资中筠先生为文,往往健拔大气,褒贬论析,俊迈淋漓;偶发悲情,亦深远厚重,无哀弱之势,竟不像女子之文。尤其是最近几年,她秉笔直书,痛陈当下社会种种病结,呼唤道德与正义的回归,重新为理性与启蒙正名,其高风跨俗,博得众多喝彩之声。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印痕,资中筠亦不例外。出生于1930年的她,恰于大学毕业时,遇到政权轮替,与当时人一样,她对新政权充满热情与憧憬,兴致勃勃趋身向前,曾向朝阳下的国旗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誓与过去的自己告别。以青春的天真与蛮勇,扎入改造自己的潮流中,不想之后几十年皆处于“迷失我心”之状,侥幸任职外事部门,因驻外工作,逃过反右运动。但没有逃过“文革”政治浩劫,等岁月安稳,自我苏醒之时,却年近半百。

在回归自我的同时,她也为自己重寻传统,彼时中西并重的民国教育,奠定了她那一代人既尊科学民主又尊传统道德的文化底色,低头检视,幸甚自己年轻时承有五四遗风,历经沉浮沧桑,底色不褪,仍有一方精神家园可守。

当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她便义无反顾选择学术研究之路,全因以学术研究为业,可获最大自由,无须面对权势强颜欢笑。然而终究有那么多年沉于思想的迷津,她感慨与前辈师长之间有不可逾越的差距,追望其身影,却无力可及,更感慨年青一代,没有真正的大师可以追随仰望,继学无门。时代带给她的伤痛,堆砌成忧思无数,发而为文,总有一种痛感贯彻其中,故警醒刺心,令人难忘。

【关于这本书】

这个自选集不包括我的译著和专著,就只是我平时写下的散文随笔,我从1980年开始写随笔,最早的随笔集是我和陈乐民的合集《学海岸边》,由沈昌文先生主持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个集子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第三个是《斗室中的天下》。这些书现在很难买到,正是如此,出版社找我商量是否重印,我想这些集子当时出版的时候并未考虑内容的分类,只是简单地成集出版,里面有些文章部分内容有所重复,没有全部重版的需要。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完整的梳理,把已出版的以及尚未出版的文章,进行分类整理,最后共得五卷,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这不是严格的分类,有很多交叉之处。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

这套书的名字就叫资中筠自选集,就是我自己经过筛选的,把那些我觉得也许有读者愿意看的。被我自己删去的有两种文章,一种是事过境迁,当时之论已过时。还有一种是同一主题,开始写得比较浅,后来自己又发展深化了,内容有重复,舍前者而取后者。学术性资料性比较强的,也没选入,因为另有专著。

【关于这一年】

2011年,我的活动比较多,做了很多讲座,也有不少采访。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我很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其实我的读者,开始都是老人,他们读完我的文章给我打电话写信,因为经历相同,思考的内容相似,他们觉得特别有共鸣。但是,要思考,要讲话、要做成事情,希望还是在年青人身上,不能老靠八十岁以上的人说真话。讲座一般的听众,都是中青年,不管我讲的内容是否为大家所接受,但总会有一些交流和好的影响,我自己也可以从中了解年青一代人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们关心的问题,所以觉得牺牲一些时间去做这些事,也有其价值。

这一年,我的写作思考围绕着这些方面展开,一个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从2008年欧美的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人突然多了很多骄虚之气,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特别是布热津斯基提出G2这样的概念后,中国人特别高兴,觉得我们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当时有媒体甚至写“中美共治世界”,我觉得太离谱。因而我致力于“中国模式”的怯鬽,第一,对于中国现状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模式不可恃。第二就是清醒认识美国以及外部世界,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不是短期内可以缩小的。

自从去年关于知识分子启蒙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很多人希望我能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我谈启蒙就比较多。另外还有因所谓“软实力”和“国学热”的兴起而引发的对文化复兴的思考。

还有一个领域是公益慈善事业。这部分文章没有收在《自选集》中,而是加入一部专著《财富的归宿》,恰好这本书第三版修订版也刚由三联书店出版。

【关于这一代】

我并不能代表一代人说话,而且我觉得自己在同代人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我比较幸运,现在还能读书写字,大多数人身体没有我那么好,可能已经在颐养天年,来不及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的老师辈,经历及所受教育,有相同的地方,对一些大的问题的看法,大致相同,概括起来就是先自我完成,后迷失自我,然后回归自我。

具体而言,49年之前,接受的是五四延续下来的宣扬“民主、科学”,还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然后1949年之后怀着诚挚之心接受新政权的改造,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甚至接受了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从此在政治风暴中沉浮,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开发,慢慢觉醒,回归自我,当然也有人始终没有从迷失中走出来。

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我们所受的基础教育与后面几代人不同,当时的教育是中西并重,有自由民主的熏陶,也有传统个人道德的教养。所以我说我们有一种底色,中西交汇且兼容,有“德先生”、“赛先生”的身影,有“君子不为也”的道德正义。

我上清华的时候,贫寒子弟很多。当时国立大学是不收学费的,大家都是凭成绩入校,所以门槛较高。家境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助学金,甚至全免伙食费。学校风气很朴素,即便是富家子弟,也不敢炫富,那时在校园内穿着讲究,是会招人哂笑的。虽然当时官场有腐败之风,但还没有弥漫到一切领域,特别是校园还是一方净土。普通人家基本上还是笼罩在传统的价值伦理之下,特别是知识分子,很崇尚不畏权贵的清高,不在高官面前摧眉折腰。受传统文化的约束,那时的官员,也不得不做礼贤下士状,对读书人还要敬三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长大,因此,在迷失之后觉醒,还有一方精神家园可以回归,有基本的善恶是非观念,有可以坚持的操守,是为幸事。

【对话】:坚持自我启蒙,坚守道德底线

《新京报》:在1980年前后,您突然转型,从外事机构转入研究机构,这是酝酿已久,还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您?

资中筠:年近半百,我对送往迎来的工作有点厌烦了,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外宾来之前做方案,来以后陪着人家参观。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自己将一事无成。因为性格原因,我一直希望到一个相对说来不要处处服从上级意志的地方,有时你的领导还不一定比你更加智慧,所以我很向往自我不受限的环境里,学术研究,相对而讲是比较独立的。

有一件事情触动我很深。大概是1979年,我生病需要动手术,在被推入手术室之前,我想假如我就此离世,连“赍志以殁”都没有,因为我没有未完成的事情。所以痊愈之后,我想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至少突然离世时还可以写“赍志以殁”。我开始写作时,第一篇就是写太史公,我很欣赏他,之后,对知识分子责任和命运的讨论,经常成为我的写作主题。

《新京报》:您年轻时所接受的是中西并重的民国教育,但为何49年之后,您也突然变得偏激,迅速接受了一套新的社会理念?

资中筠: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在《知识分子的道统和启蒙》里面最后一部分阐述了这个问题。49年,我十九岁,很幼稚,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社会和社会科学。但是老一代有自己思想体系的人,也非常狂热地愿意改造思想。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大体上是在爱国情怀与强国梦想推动下的,看到新时代的希望与光辉,看到新政权的务实和清廉,就趋身向前步入其中。

具体而言,49年之前,中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新的执政者在经济的调控上很成功,很得人心,像我父亲这样的银行家,也对新政权很拥护,还有很多大师级的教授都批判自己多年的成就,这不是用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解释的,非亲身经历不能理解。我希望你再细读《道统》一文中的有关这部分,是我迄今为止想清楚的对主客观原因的分析。

也是在这样的情绪下,大家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抛开人性论,真诚悔过自新,并自然而然将其引入家庭生活。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父辈的阶级身份已成定论,而我们可以改造成新人,因此充满希望,现在看来有悖人情,当时确实符合情境与逻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全民深刻的反思,现在还远远不够。

在夹缝中仍需保持人格独立

《新京报》:理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有时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资中筠:是的。我算是明白过来了,但是还有好多人至今没有明白过来。我的同代人中,很多对社会的一些不好现象,比如受贿腐败,很愤慨,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这整个体系不能轻易否定。

我现在觉得,顺从是有心理的基础的,在特殊的年代是如此,在正常时代也是如此。我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遇到这样的朋友,明明心里非常反感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做,怕被人家说,就压制内心的反感顺从着做了。也许是很小的事情,但你想在并没有多大风险的普通事情上都有这样的从众心理,何况是在狂热的年代呢。

我由此想到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层面,对于不正义不道德的事情,大家选择合作或顺从或默认,而不加以抵抗,除了权力的逼迫之外,其实也是从众心理在作祟,在一种类似舆论的压力下放弃抵抗,不敢特立独行。

《新京报》:坚持自我,特立独行,都不是易事,但是顺从容易作恶,如何才能防之?

资中筠:我最近在重新阅读《论自由》,约翰•穆勒说,为了自由,需要抵制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专制政权的力量,而还有一种是社会舆论的力量,在正常社会,后者特别需要警惕,就是说当大家都这么做这么想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威胁到个人的自由。

我有过这样的思考,在日本侵略的时候,假如一个人被抓去了,哪怕严刑拷打,他也能顶得住,因为他坚信自己是正义的,而且如果他做了叛徒的话,全国人民都会谴责他,因此他的爱国与正义,也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得以巩固的。反之,如果舆论支持的是非正义的一方,人在它的压力之下就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因为反抗会使自己限于孤立的境地。

所以在夹缝中保持人格的独立很重要。而且,很多时候,抵抗的代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有责任逐步推动形成一种支持善、反对恶的舆论环境。

人需要自我启蒙

《新京报》:在回归自我之前,您也曾一度“迷失我心”,关于这段经历,您至今涉笔不多?

资中筠: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写到自己在反右文革时的状态,这个是一言难尽的。对于我个人而言,因为工作关系,在反右最激进的时候,我不在国内。文革期间也下干校,等等,但是时间比较短,因为赶上中美破冰的契机,国家的对外事务还是要展开,我的工作生活还算比较平静,每天上班下班。当然,我当时是很幼稚的,对官方宣传深信不疑。到文革中期才觉醒过来,开始有所怀疑,开始对某些做法消极抵制。。

我有时候想,如果1957年大鸣放时,我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以我直率的性格以及对党的信任,我肯定会说些真话,然后很难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如果那时逃脱,而在反右运动高潮时回国,我很有可能变成反右积极分子,因为我当时自己并没有独立的思想。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运,两边都没有沾到。特别是后者,会伤害一些人,使我现在充满后悔,想想很可怕。

在我自己觉醒之后,我就坚守自己的底线,遇到一些事情坚持消极不合作的姿态,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明白和不明白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所以我说人是需要自我启蒙的。

《新京报》:您写的文章,虽然都有一个指向,那就是怯魅与启蒙,但内容涉及多个领域,非博览群书不可。

资中筠:我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发。但至于我的阅读,恰恰相反,我现在觉得自己读书的时间太少了,很缺安静连续的阅读,总是在杂乱地阅读,比如各种杂志、网上传来的资料文章,资讯很灵通,但完整的阅读反而少了。许多书是以前读的,现在很少从头到尾看完一本厚重的书。加上有很多文章要写,还有比较被动地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各种讲座。我总想静下来闭门谢客好好看书,还想写回忆录,现在写了一半还没写完。觉得自己应该静一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