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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宬:摘帽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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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七九年,邓小平留下几个右派不予改正,以证明反右运动是及时的, 正确的,是必要的,只是有点扩大化而已,这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运动的最高执行者。同样底下千千万万大大小小像汤晓芙这样的反右执行者心里也会对改正右派有点不服气的。他们因为抓右派,打右派立了功,爬上更高的地位,受到领导的器重,才能享受到目前的各种待遇。这些人大多心安理得, 也就没工夫去想那些活该倒霉的右派经历的苦难和折磨,这恐怕也是胡耀邦和邓小平精神境界的区别吧。

五七年我因为提了不该提的意见,说了不该说的话,被划了右派,先在京北的昌平下乡劳动一年,然后和李新刚同学一起被送到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医院,在医务工作中继续监督劳动。基本上不用下地干活了。这里原来是一个有两名医生的乡门诊部,协和医院派来医疗队帮助改建成小医院。我和新刚是来顶替协和医疗队的。原来的医生再加上我和李新刚,一共有六七个人,但里面却有三个右派。六零年开始有摘帽子一说,思想改造得好就可以摘帽子,“右派”原来是顶帽子,既可给你戴也可给你摘,全县卫生系统的右派被叫到大兴县医院开了一次会,当场宣布给县医院的刘达临?大夫摘帽子,回归人民队伍,刘是同仁医院的眼科大夫,被调到县医院后积极开展工作,深刻自我检查,所以给以嘉奖。这当然是要给其他右派一个榜样,让大家听话好好干,有个盼头。不过回到红星经过评审一番,我们一个右派也没通过。到六一年总算给我摘了帽子,实际上我也不明白这两年自己做的有什么差别,照样每星期要交一份思想汇报,工作也照样的做。新刚和中医吕大夫到第二年才摘帽子。这下可好了,大家都又变成人民了。最大的好处是给我发了工资,由原来的每月十八元生活费涨到六十二元工资。而且湘谷也有理由从湖北农场调回北京了。共产党对付不听话的人就是用开会斗争,败坏你的名声,让你在社会上孤立,然后是降职减薪,拆散你家庭,最后是坐牢枪毙这些手段。现在很多人爱说风凉话,说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软骨头,出不了古代甚至民国时期那样耿直的人了。实际上他们是不了解或者是存心忽视共产党全方位控制人民的手段, 比北洋军阀或国民党政府要厉害多了。在共产党这里是没有辞职一说的,辞职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全国任何工作都是共产党控制的,是共产党给你的,自己找,门儿也没有。粮票是共产党发的,没工作,没户口就没粮票,就能饿死你,你想出去要饭,也不太可能,社会舆论也完全被他控制,连不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这种严格控制是国外的人甚至连现在这一代的中国人也想象不到的。不要工资,不要粮票,也就是不要活了,一个人死了就算了,拖家带口的人怎么办?所以当了右派的家属,受到的社会压力也非常大,因此而离婚的人有的是,都是共产党逼的。当了右派以后,除了跟我姐姐,四姨还有些来往,他们也从不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几乎与其他亲戚朋友都断绝了来往,也是怕连累别人,而且也自卑的很,解释不清。摘帽子后写信告诉了唐仲雄同学,他马上来看我,还请我上北海公园吃饭。盛情可感。

在公社医院,医生都要下乡巡迴医疗,每人包几个村子,骑自行车, 背着药箱到生产小队部等着, 有来看病的,也有叫上家去看的,看一个病人收五分钱,夜里出诊,也同样是五分钱,所以夜里来看病的很少,叫出诊的多。五九年公社刚成立,有公共食堂,中午赶上就在队里食堂吃饭。有的队收五分钱,有的队干脆白吃,本地产的大米特别好吃。但好日子很快就过完了,当年秋天好像就有点粮食紧张了。马路边上的稻田麦地里,机器收割马虎,留下不少,东高地的居民就来捡稻榖麦穗,我也写信告诉家里的保姆,她坐了公共汽车来捡了一小袋谷穗回去,被我丈母娘知道,说我们是挖国家墙脚。这几年粮票减少,副食供应减少,放假进城,大冷天, 西单商场里只有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卖,接连吃几根也解不了馋。这时看病人已经有营养不良性水肿的,但病历诊断只能写浮肿病,县里偶然发一些加了糖的黄豆粉可以发给病人当药吃。我自己也有些浮肿,小腿一摁一个坑,大家的办法是多休息少活动,没病人时就躺在门诊床上,减少体力消耗。这里是京郊,口粮可能比外地还强些,南面来的病人常有得肠梗阻的,是因为吃玉米核磨的面吃多了,消化不了造成的,我们作不了手术就转到南苑去。县里下放来的结核科袁大夫,下班以后经常到稻田里钓蛤蟆吃,新刚则每天夜里到河沟边上撒网打鱼,闹得他夫人以为他有了外遇,总之这时候的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想法子填饱自己的肚子。三年困难时期,官方的解释是三年天灾加上苏联逼债,是因为苏联撤了专家,逼中国偿还抗美援朝买军火的债而造成的,而且说从苏联买来的航空汽油里还被掺了马粪等等。天灾则很难说,但至少北京地区是风调雨顺,不过中国太大了,谁知到其他地区怎样呢。直到苏联档案公开才知道实在是冤枉了苏联老大哥,当苏联知道中国有饥荒后马上通知中国要运食糖和粮食来,被老毛拒绝了,对于欠款苏联愿意改变汇率,这样中国可以少还些钱,老毛也拒绝了,而且决定要加快还钱,饿死几千万人不要紧,但不能输这口气,死人事小,失节事大。国家粮库里有足够的粮食,就是不开仓放粮,不知道领袖心里想的是什么,是备战还是援外?这种雄才大略普通人是没法理解的。关于”三年天灾”,现在已经有人查证, 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中国千年以来全国年年有灾, 但都是局部问题, 同一个地区连续三年有灾的情况非常罕见, 全国性的更少, 从五九年到六一年, 中国实际上, 并没有全国性的自然灾害, 反而可说是风调雨顺, 共产党非要这么说是存心把人祸硬赖到老天爷的头上。 让人民不去追查他们制造人祸的责任。

因为要做手术,领导指派孔宪英来帮忙,他是从昌平搬迁来的,那里要盖机场,整个村被搬来,所以现在他住的地方就叫新建乡,小孔是党员,对领导是绝对地服从, 出席过五九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做事很踏实,要准备做手术,从整理器械,打包,消毒,都是我和他一起做的,我也教他做一些换药,和简单的小手术。不过我心里也明白他的主要任务是来监督我。一次公社要开公审一贯道头目的大会,大家都必须去,我就听见小孔大声地问别人,“看见尹宬没有”?这种枪毙人的杀人大会,无非就是要起一个杀一儆百,杀鸡骇猴的作用,我就是那个非到场去看行刑的猴子。但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害怕, 我想不出共产党有什么理由非要把我杀掉。 李院长的夫人生了个无脑儿, 没两天就死了, 两口子非常伤心, 小孔把死孩子打了包, 抱着, 让我扛了铁锨, 上两里地远的桃园, 把他给埋了。

六三年底,公社在西营房开民兵大会,派我到那里搞个卫生室,一天大会上宣布有好消息,原来美国的肯尼迪总统被人暗杀了,马上有人画幅漫画,一架飞机一头栽地,旁边写着“啃泥地”。

我们的公社医院在瀛海大队中兴庄,地处公社的地理中心,但并不能担负全公社的医疗任务,一则本身技术条件有限,二是社员看病一样要交钱,他们有大病还是愿意上大医院去看。所以我们实际上也就比一个大队的卫生院强不了太多。院长兼任公社的卫生部长,对各大队卫生院有人事管理权,但他们的财政开支还是由本大队负责。我虽然在公社医院工作,但有时也会到其他大队的卫生所帮忙,全公社有三万多人口,下面有八个大队,我去过泰和,西红门,孙村三个大队工作,工作性质都是一样的。各队的富裕程度不同,大概与干部的管理水平有关系。泰和有一个小队叫”巴黎”小队,我以为是纪念法国大革命的巴黎公社的意思,其实是”八厘”,每个工分是八厘钱,就算你这天挣足了十个工分,这一天的工资也只有八分钱,一个月只能挣两块四毛钱。所以社员到了收割季节,肚腰底下都带着布兜子,不管收什么庄稼,自己的兜里也得装一份,至少自己要有饭吃才行。

摘了帽子,其实还是右派,只不过改了个名字叫“摘帽右派”,一般当面不叫,但背后介绍情况时往往就很公开的这么讲。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要给这些右派施加点压力才好,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更厉害了。北京红卫兵闹起来以后,各处也开始破四旧,抓人斗人打人。附近的红星中学, 工友老柴被打死了,教语文的过之明老师被学生打瘸了腿(成了终身残废),安云霞校长也被打伤了,让我们出诊去检查。县医院的眼科刘大夫运动一开始,还没被点名批判就上吊自杀了。这就是士不可再辱吧,不过按正确的说法是畏罪自杀。按照某些人的意思大概所有的右派都得去自杀,才能算得上是有骨气,因为他们大概都逃不了再次被斗争再次受辱的命运。我们医院门前的墙上一夜之间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针对我的,这是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的共同手法,放出些现成的死老虎,转移目标,让群众去斗争,好保住他们自己。从我的档案里把我的社会关系,父亲当过国民党的经济部长,丈人是大右派章乃器,丈母娘是商业部走资派副部长,本人是二类右派分子等等都公布出来,所以一定要把我打倒。这时医院里的三个摘帽右派只有我的罪行是二类右派,新刚和吕大夫都轻一点,所以一有事就冲着我来。隔几天有一位社员来找我,说他看了这些大字报不服气,要找些人一起写大字报来和他们辩论,我求他千万别胡来,不然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不久就开始了斗争会,又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开会时,站在众人前面,弯着腰,听着革命群众慷慨激昂的声讨,脖子后勒着粗铁丝,一边挂着三块大砖头,铁丝勒进肉里疼得很,我偷偷想用衬衫领子垫一下,被旁边的党员小孔看破,马上把领子拽出来, 并且给我背后重重地打了一巴掌, 警告我不准再犯。这种刑罚大概只有共产党想得出来,可以刺激群众邪恶的欣快感,或者恐惧感,国民党没有开这种斗争会的习惯,该枪毙的一枪打死就算了。这样的会大概开过两三次。有一次还把公社主任赵彪抓来陪绑,说他是走资派重用了右派分子。最后把我送到中兴庄生产队和地主富农一块去干活。也跟他们一块带过高帽子游街示众。这样的示众,我倒不太怕,起码肉体上没有什么痛苦。这群专政对象里有几个地主,都是姓张一家的兄弟,一个富农姓姜,还有一个“国际间谍”,此人叫于其志,东北人,日占时期在哈尔滨跟着白俄开饭店,从小伙计开始一直做到经理,会俄文,日文,因为跟日本人做生意,所以四五年苏联红军来了把他跟日本战犯一起抓走了,在监狱里因他精通俄语日语,要他当翻译就和日本的高级军官关在一起,苏联很重视官阶,这些将军战犯饮食跟普通犯人不一样,所以他也很受优待,跟将军们一块吃饭,后来他跟着日本战犯一并遣返中国,和他们关在一起,到大赦日本战犯时把他也放了,而且让他在京郊的红星乡安家落户。我在生产队劳动其实还自在些,生产队队长对我也很客气,不叫尹大夫了,改称老尹,干活从来没人管我,并没有被监督的感觉。医院的人大概认为我太舒服了,不到两个月,又把我叫回来在医院厨房干活,烧锅炉,砸煤块,切咸菜,大师傅嫌我咸菜切的不够标准,说还亏得算是念过大学的,连个咸菜都切不好,以后又让我去当采购,骑着三轮车,上东高地去买菜,但一定要穿上我的蓝制服,后面让我自己缝上一块白布,上面写好右派分子几个大字。骑在马路上小孩随时可以从后面扔你一块石头。后来那件衣服我一直藏在箱子里留作纪念,有天被大儿子小熊看见了,说“爸爸这是你以前的运动服吧”,蓝制服已经晒得发白,当中有一块颜色深的地方,是被那块右派分子白布遮住的部位。这和纳粹德国给犹太人做特别标志,用意是完全一样的。无非是想方设法侮辱你,孤立你,让大家看着你可笑而已。共产党把一切坏事都推到革命群众头上,假装和自己没关系,实际上全是他们鼓励,放任不管才发生的,他们只讲阶级斗争,完全没有人权,法治的概念。本来人人都有恻隐之心, 但共产党把 这种人性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批判, 所以中国人互相之间也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 整起人来非往死里整才行。 这段时间还有各种仪式,每顿吃饭前都要先请罪,我总是等到别人都买完了才去,免得别人来看我的狼狈样,也省得耽误别人买饭,因为请罪的手续很复杂,要在毛主席像前鞠躬,低头认罪,要背一篇认罪书,声音低了不行,大师傅说听不见,重来。不过一天三餐,顿顿如此,大师傅好像兴趣渐渐也不大了,于是我的声音就可以慢慢减低,时间也渐渐缩短,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当我蹬着三轮上街时看到地主富农正站在路旁的大粪池子里干活,这种脏活累活一向都是由他们包下来的,心想林副统帅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真是解决问题,任何工作交给这些人干,他们敢不好好干吗?

听说这时北京又兴起遣返六类分子的潮流,也不知他们打算把我怎么办,但始终也没见动静,我估计老家根本不会要我,因为从来没回过湖南邵阳老家,二则医院也离不开我们这些右派,把人都弄走,医院也就关门了,这样隔离审查了一年多,不准回家。但还可以收到湘谷寄来的信,当然他们都要拆开检查,小孔说“叫你爱人少来信,这对你的思想改造没好处”。后来总算又让我看病了。当然也参加政治学习,这时风行忠字舞,有天开会前王书记带头要跳忠字舞,让大家排成一圈,一面唱着毛主席万岁无疆,一面朝前走着,谁也不会跳这个舞,可是谁也不敢不往前移动,在黯淡的灯光下有种异样滑稽的感觉,突然想起小时候读过人猿泰山的故事,古老的非洲古国,人种衰退,与猿杂交,只剩一个女王是个人样的,而且很美丽,看上了泰山,他们的大祭师却看了上女王,故事里描写大祭师带着他的半人半猿门徒们绕着圈做宗教仪式,口中念念有词的样子,正好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不觉心里暗暗好笑。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共产党高层的派系斗争,老百姓一点也不摸门,只是在下面跟着瞎跑,只知道要反修,破四旧,成立各种造反派,要彻底革命,天天开会,批这批那,天天学毛选,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连续革命, 革了那么多年,特别是林彪出事以后, 人心都革疲了,慢慢的也就不当回事了,虽然开会还是雷打不动,但是大家都心里想着自己的事,打毛衣的,低声聊天的都有,我开会看毛选,封面里包的是英文业务书,反正别人也不知道。原来是不准回家的,只有周末放假可以进城,星期天晚上就得回来,院长是军人出身,认为应该像兵营那样来管理医院,但后来大家不买他的帐,家住城里的都买了汽车月票,除非值班,天天回家,他也没办法。

七一年尼克松访华,北京市决定如果他要看农村可以考虑来红星,要大家准备,不能出纰漏。德茂大队一位社员,每天要步行到旧宫上班,他有点弱智,但身体很棒,走起路来大步前进,衣服破旧不堪,很薄,却总是满头大汗,大冷天冒着蒸气,我们早上上班坐汽车常看见他,荟为奇观,这一段时间突然消失了,原来队里通知他不准出家门,工资照发。幸好尼克松从来没到过红星公社。

好容易老毛总算归天了,各处都设了灵堂,夜里轮流守灵的非得是有点地位的革命群众才有资格,不知哪里的一位团支书却在灵堂上与女友做爱,被人碰上,这下罪名不小,不过也不便大张旗鼓的处理,后来大概是不了了之。

文革后期开始抓革命,促生产,局势已经有点稳定,从县里又调来几位,有外科的伍兆兴大夫,小儿科的饶婉人大夫,和耳鼻喉科的王志标大夫,他们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医生,还有两位有经验的护士赵彤和陈福英, 所以医院的人力比以前强多了。文革里的一件新鲜事物是针灸麻醉、全国都要推广,省钱,没有副作用,符合战备需要, 是中国特有的。我们也试过给甲状腺腺瘤的病人用针麻做手术,这种手术部位很浅,切开皮肤,里面的结构就不太敏感了。一次到北医看示范手术,用针麻做剖腹产,手术室的顶棚是玻璃的,能看见下面麻醉和手术过程,照例医护人员先要高举着右手念毛语录,病人也跟着念,挂着吊瓶,里面有没有镇静止痛药就不知道了。病人很安祥,还隔着玻璃向我们微笑,切开子宫时脸色忽然变得苍白起来,我心里突然非常同情这位女同胞。这种上台示范的病人都是经过特别挑选,很有阶级觉悟的人,知道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始终不太喜欢这个针麻,因为病人不好找,效果不稳定。人们常说心诚则灵,医生病人都要绝对相信,有很高的党性才行。针麻风行一阵,后来好像就不太提了,不知现在中国还有多少麻醉医生继续在使用针麻做主要的麻醉手段。共产党本来应该是唯物论者,不过林彪上台提出精神变物质,老毛也赞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跃进的蛮干胡来也是这样搞起来的。针麻的兴起也多少有点精神变物质的意思。尽管出了不少文章宣传, 但很难推广到全世界。

另一件文革的新鲜事物是赤脚医生。我们有几位赤脚医生是大兴县培训的,但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培训的,办过两期,都是些和生产队里的领导干部有点关系的孩子。每期大概上三个月课,附近东营房军队的军医老田也来帮忙培训,大家叫他田教官,管政治和军训。这时已有统一的赤脚医生教材。这批人回到生产队里都搞起小卫生所,我们也下去打打边鼓,他们很快都能独立应付,这样也就不需要我们再搞巡回医疗和出诊了。其中有几位就留在我们医院工作,成了医生或护士。有两位是社部大干部的子女,公社副主任的儿子刘占军学外科,组织部李部长的女儿李宪华学眼科。当时大学完全关门,有点办法的人就送孩子去当兵,能够来我们医院做个小大夫应该是很不错的出路。等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刘占军去清华学核子物理, 不过最后还是回到红星的社办企业, 当了个当权派。 宪华还留在红星。 以后又去同仁医院进修, 学得很不错。 现在是眼科的负责人。 老毛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很失望,认为他们书读得越多越蠢, 不论是旧社会培养的还是解放后出来的都信不过,因为他们的”根”不正,所以一定要从工农兵里选拔才靠得住。政治标准是首要条件,文革后出了几期工农兵毕业生,但并没有很好的评价,有人说工农兵大学生是大学的招牌,中学的程度,小学的教学法,弄得一些学生自己也有自卑感,不过不少人后来又有回炉,再造的机会。俗话说得好,“党说你行, 你就行。党说你不行,你就不行”。不管你多笨,只要下功夫,吃小灶,由指定的教员,教授专门给你补课,最后总也能勉强通过,及格,甚至达到成绩优秀的。难怪不少人说”衷心感谢共产党,是党培养了我,给了我一切,要不然我什么也不是”。这肯定是真心话。这些人如果放到公平竞争的社会就不一定会出人头地。反过来说,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不管你多发奋努力,领导看不上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永无出头的日子。我自己就深有体会,我谈不上什么聪明才智,但至少是上了燕京协和的,仅仅当过一年打了折扣的住院大夫,就发配到公社医院工作,外科的工作怎么可能拿得起来?虽然说工作也是学习,但干外科是要在病人身上开刀动手术的,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怎么能给病人动手术。在红星工作了二十一年,只是在六二年到前门医院学习过两个月。那时前门医院的内外科主任都定期来红星帮忙,由于外科主任李秉衡的特别支持,才让我去的。每当我提出需要进修,领导总是说你已经上了八年大学,已经够多了。七四年起同仁医院眼科有医疗队来,我们可以派人去进修了,但也轮不到我,派去的全是我们培养的赤脚医生和部队卫生员出身的党员,只答应我每星期有一天上午可去看手术,下午看皮肤科门诊。七九年大概是落实政策,让我做外科主任,年底才让我去北医人民医院进修,还是我自己通过关系联系的。这一辈子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好外科医生,但在共产党专政的中国,我这个梦想是绝对成不了现实的。

医药界在文革中还有件大事就是医护颠倒,医生护士本来是两种职业,并无上下之分,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但因为常常是医生开了医嘱,而护士需要执行,给人一种护士低了医生一头的印象。于是文革里,护士起来造反。她们也要来当大夫。在各级革委会的同意下,不少护士给自己加上医生的头衔,他们就在门诊看病或管起病房来,看不了时再想办法去问医生,时间长了也真就干下来了,当然也有些人, 觉得当医生也不太容易, 自己又要求转回去当护士的。 相反医生却要去做些原来不做的事,抢着去打扫卫生,做棉签等等。一天我有事去协和,在七楼二病房前面遇见王桂生老师,他是骨科主任,上午作了手术,下午写完了手术志,还得自己一个人去查房,写病程志,他说没关系,这些事他都做得了, 也是一种无奈的表示。我们红星医院就更不用说了,同仁医院下放来的眼科手术室老护士,直接就变成了我们的眼科大李大夫,他也当之无愧,各种眼病他都敢看。只会做血尿便常规的,医学常识连赤脚医生都不如的化验员刘洪珍,是造反派,入了党,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也成了刘大夫,然后再去同仁医院转了一圈,回来就当了内科副主任。

共产党一直提倡, ” 一根针, 一把草”, 就能治大病。 到了文化大革命简直就成了迷信。 随便谁都可以去扎针, 我们医院的白会计, 厨房的肖师傅, 两人对针灸最有兴趣, 每人都有个针包, 有酒精棉球盒,中饭后或晚饭后, 他们就拿上这些用具, 骑上自行车,下村串户去扎针, 行医, 为人民服务去了。 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 中国乙型肝炎流行, 有人说就是与随便扎针, 消毒不严格有关。 “一根针, 一把草”其实只是应付广大农村的缺医少药问题, 真正的官员可不吃这一套, 高官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有最好的设施, 医院和医生来保证他们自己的健康, 高官们都有自己的专职医护人员。 病稍重一点, 就找有名的专家来成立医疗组。各级官员都有自己办法, 大概是在七八年, 我们公社的袁书记得了阑尾炎, 上同仁医院看病, 要他住院手术, 他的级别住不进高干病房, 于是 他就回公社让我们来治, 但不是住进公社医院, 而是要我们去社部给他动手术, 于是李院长亲自挂帅, 让我主刀, 伍大夫当助手, 上社部去做手术, 在袁主任的办公室, 架上手术床, 挂上紫外线灯消毒, 手术完了, 让我留在社部照顾病人, 说袁书记绝不能出问题, 不然我们公社就完蛋了。 一直到伤口拆完线,没问题,才让我回家, 用公车送我回去。 晚上九点以后, 路上没人, 车开得飞快, 平时要走一两小时的路, 半个多小时, 就到家了。 我想我们对袁主任的服务, 仅就治疗阑尾炎而言, 水平大概也不亚于高干病房。 共产党对医生可能还算客气的, 总算有一技之长, 可以利用, 对他们自己也有好处, 我们下一班的同学蒲乃弘, 也是二类右派, 被分到北京第一监狱工作, 监狱长脚上有鸡眼, 经常要去澡堂子修脚, 前门外的华清池有位安师傅手艺高明, 每次都能让他满意, 于是监狱长干脆派蒲乃弘去华清池学修脚, 在那里人们都叫他蒲师傅, 而那位安师傅, 反而被尊称为安大夫。 这也是中国的怪事吧。 不过医生不论到哪里, 即使做了囚犯关进监狱, 多半还是让他继续当医生。 我在想, 如果我是学工的, 或学文科的, 可能遭遇会更惨。 这些人的利用价值可能更低些。

七八年, 右派改正以后, 我很想调回城里工作, 路太远,上下班花的时间太多。 如果能到大一点的医院, 学习机会也多些。 写信给卫生局谭壮, 他当过协和的教务长, 也写信给王桂生老师, 王老师回信说他亲自和谭壮说过此事, 后来积水潭医院的资料室有意要我, 我还去见过资料室的陈嘉尔大夫, 谈了将来具体的工作情况。 湘谷在石景山首钢医院工作, 和阜外医院的心血管组有协作关系, 她和刘丽生大夫很熟, 提到我的情况, 刘比我们高两班, 对低班的同学一向热心帮忙, 她 跟吴英恺院长一说, 吴院长就打算让我去搞高压氧舱, 想先派我去美国学习一下。 据湘谷在人民医院的朋友说, 他们外科的黄萃庭主任也对我也有兴趣, 当时我正在那里进修,还打过电话给协和的曾主任问我的事。 不过这些都有点晚了, 我已经下决心离开这个国家了。 七八年以后我和美国的哥哥有了联系, 他的同事还来看过我, 我和哥哥讨论了去美国的可能性和办法, 最后决定还是先用探亲的名义出国, 因为拿不准,如果申请移民万一领导不批准, 反而将来可能会遭共产党的报复, 而且一旦申请移民, 美国大使馆就不让去美国探亲, 直到批准移民才能去美国, 要等多久也不知道。 我母亲希望我把两个孩子都带去, 但我们怕给哥哥添太多负担, 小熊已在北大念书, 小虎高中快毕业, 又不懂事, 留在国内怕学坏了, 所以最后只带了小虎出国, 两个人只准换四十块美金, 就来美国投靠哥哥了。

八零年五月三十号,我带着小虎来美探亲,从此结束了我的脱帽右派二等公民生涯。八九年我到波士顿开会,去拜见高我们两班的吴醒民学长聊天,他说在北京见到汤晓芙,也是闲聊,他问汤“怎么听说把尹宬分到红星公社工作了?” 汤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啊”,言下之意,对他的提问很不以为然。我估计当初把李新刚和我两个人弄到红星公社接替他们撤离,很可能就是她出的主意。因为当时协和派到南郊的医疗队里只有她对我们两人最了解。对此她大概还继续认为是正确得意的杰作。记得有一次到协和找汤晓芙请教一个病人的处理意见,正好看见冯应琨教授走过,脚穿一双运动胶鞋,颇有点平民打扮的样子,我说“听说冯大夫也入党了,是吗”?汤冷笑着说“他就那么回事儿”。 很有点唯我独革的意思。过了几年,在电话里与吴醒民聊天时,他还提到了吴德诚大夫,吴德诚现在也有了美国绿卡,在波士顿找吴醒民看过病,他有medicaid 医保, 看病买药都不花钱,自己回了中国还叫他女儿继续找吴醒民开药,吴醒民第二次就没再给开。让我记起五七年给我开批判会时吴德诚的表演,上午特地和我一同做膀胱镜,下午就来批判我说领导上对协和本校学生不够关注,让大家来看他是多么关注我啊!一次他带着巴基斯坦卫生部长来参观红星医院,假装不认识我。八三年我在印地安纳作住院大夫时,主任潘大夫拿着电话过来问我吴德诚认得吗,他要跟你讲话,才知道他是来学习用膀胱镜做前列腺手术的,有些事要求潘大夫帮忙。原来他和潘大夫在齐鲁大学是同学。我对潘大夫说此人不太地道,别去管他的事。这些党员别看他多革命,多积极,一有机会还是要想办法钻到美国来,他们在美国没干过一天活,没纳过一分钱税,却要白吃白喝, 白用别人的纳税钱,是真正毫无廉耻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他们也决不会放弃中国国内的一切待遇,两头沾光,真是精明透顶,总算把“共产主义”学到家了。

我想七九年,邓小平留下几个右派不予改正,以证明反右运动是及时的, 正确的,是必要的,只是有点扩大化而已,这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运动的最高执行者。同样底下千千万万大大小小像汤晓芙这样的反右执行者心里也会对改正右派有点不服气的。他们因为抓右派,打右派立了功,爬上更高的地位,受到领导的器重,才能享受到目前的各种待遇。这些人大多心安理得, 也就没工夫去想那些活该倒霉的右派经历的苦难和折磨,这恐怕也是胡耀邦和邓小平精神境界的区别吧。

(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