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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反抗独裁的历史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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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1988年10月出生于湖北的一个小山村,祖辈以执教谋生,长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

相比于极权的毛时代,如今的民间舆论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统治者对不同意见打压的残酷性也大大降低。这是无数个像林昭、遇罗克等先烈通过圣徒般地殉难换来的,他们凭借血肉之躯和巨大勇气对抗强权,通过殉难的方式把极权神像撞出道道裂缝,他们用鲜血滋润了国人几近干涸的灵魂。正是因为这些先烈,才让之前纹丝不动的极权神像如今摇摇欲坠,而我们要做的,是接过他们未竟的事业,积极致力于民间言论的扩张,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几个貌似开明的政客官僚身上。倘若如此,我们最终的结果不但与最初的愿望南辕北辙,更是对死去先烈和还在狱中勇士的背叛,甚至是有吃人血馒头的嫌疑。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陆丰乌坎村的村民,通过非暴力手段来反抗强权,通过对自我权益的维护来逐渐瓦解这个僵硬的一元化政治体制。倘若如此,涓涓细流则可以汇成滚滚的历史大潮,并最终彻底埋葬这个专制独裁的制度。在此种意义上,与其说乌坎村村民打出的“反对独裁”是对村霸薛昌的怒吼,还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反抗独裁和专制的历史先声!

11月15日,一向以敢言著称的《南方都市报》“大家”副刊用整版刊登了悼念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文章。在题为《永远的怀念写在任仲夷画册<岁月痕迹>出版前夕》的文章中提到,很多经历过那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人都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任仲夷却一再说:“不,广东有今天,多亏了小平,耀邦、紫阳也功不可没。”

此文一出,舆论反响热烈,有海外媒体甚至称“短短一句话却如同夜空中惊现一颗公开号召为赵紫阳平反的信号弹,震动全国。在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共党内改革派又从广东集结,开始公开呼吁为赵紫阳翻案昭雪。”深圳时事评论人朱健国还就此撰文,认为此文意在党内新老改革派呼吁为赵紫阳平反、推动未来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改革。

尽管民间反响热烈,但官媒却对此事缄口不言,而刊发此文的南方报系也无任何后续报道,涟漪过后,舆论的湖面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然而,几天后,广东陆丰乌坎村村民的示威游行打破了平静,使海内外舆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一直引领改革风气之先的热土。

综合媒体报道,11月21日上午,广东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数千村民走上街头,高举“反对独裁,惩治腐败,反对官商勾结,还我耕田”标语游行。据了解,此番游行大约有四千余人参加。游行从上午八点三十分开始,游行队伍从乌坎村一直行进到陆丰市政府,陆丰市代市长邱晋雄在现场接见了游行群众,并对游行群众表示将按照其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彻底调查。

因为近年来发生的民众示威游行事件大多都遭到当局武力镇压,甚至以流血收场,所以这次陆丰当局默许村民打着“反对独裁”的旗号示威游行,让网友们惊呼“不可思议”。此事发生后,国内微博上也是炸开了锅,在凯迪社区,此事还引发了一场在挺汪派与赞薄派之间展开的论战。

挺汪派称,此次村民打着旗号示威游行,政府不仅没有派警力阻扰,陆丰市长还及时接见代表并承诺认真处理。这表明,以汪洋为代表的广东省委在开始以民主方式处理上访游行,是广东坚持改革的创新之举。而赞薄派则驳斥道,陆丰民众游行事件表明汪洋治下的广东腐败不堪,令农民无法生活,广东村居换届选举混乱和违法违纪案件频出,是广东群体事件不断升级的原因。尽管汪洋在广东创造了菜刀实名制,但还是制止不了农民请愿示威。广东如此多的群体事件,如此严峻的社会治安,与汪洋的无所作为有很大关系,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无论是挺汪派也好,赞薄派也罢,他们的目光仅仅只是停留在高高在上官权身上,解读事件的看法也是从官权角度来考虑。其实,倘若把目光聚集的民间,放在民众身上,种种事件便有了更合理的解释。

拿南都的“赞赵”文章来说,此事绝非什么党内新老改革派呼吁为赵紫阳平反、推动未来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改革,更非高层为赵紫阳平反的信号弹。

赵紫阳因为在六四时反对邓小平的武力镇压而下台,而且下台后“死不悔改” 是垂死共产独裁的最后良心,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决策层中的最大异数,是必将载入中国自由史册的标志性人物。所以,自六四以来,赵紫阳被中共高层视为分裂党的“叛徒”,直到被囚禁至死都没能获得自由,他的名字变成敏感的禁区,“赵紫阳”三字成了中共最大的忌讳之一,已经在大陆媒体上消失多年。所以,《南方都市报》敢于突破敏感的禁区,借缅怀老书记任仲夷来公开发文称赞赵紫阳,的确属于石破天惊之举。更何况,该文的配图上还有当今皇储习近平的父亲,这更让舆论产生善意的联想和期待。

不过,在目前僵硬的一元化政治体制下,如果把此举解读为为赵紫阳平反、促改革的先兆,那这种善意必然要落空。该文发表后,尽管外界给予了诸多善意联想,但是无论是刊发此文的《南方都市报》还是其他媒体,都没了下文,这更加证实该文并非是为赵紫阳平反的呼吁,也非促改革的先声,不然其他媒体至少《南方都市报》不会在外界诸多联想后没有任何回应。

近年来,《南方都市报》不断地通过自发努力来试探中共言论管制的界限,特别是在并不十分敏感的民生问题上,该报总是扮演突破言论禁区的先锋角色,发表过许多突破禁区、针砭时政的好报道,曾一度被中宣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遭到官权的蛮横打压,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是南方报系全体同仁的巨大勇气和不懈努力,最终成就了该报在国内舆论市场的特殊地位。所以说,《南方都市报》的文章绝非高层的授意,而是这份蜚声海内敢言报纸的不懈努力和巨大勇气造就的结果,是民间争取言论自由对中共言论管制的又一次巧妙突破。

而对于陆丰乌坎村民的示威游行,更不是坚持改革的创新之举,也非汪洋主政新思维的表露,亦不是所谓“广州模式”的注脚,更加不是他吹响广东改革号角的前奏。

近年来,曾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频频爆出丑闻,先后发生小悦悦事件、联防队员强奸民妇、公务员打骂父母、活婴当死婴扔厕所等轰动全国的系列恶性事件,作为广东的最高行政长官,汪洋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就在媒体对这些事件刨根问底,穷追猛打之时,中国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旅美学者徐开彬的文章,称这些事件证明“广东模式”已经破产,并得出结论:广东的问题,性质非常严重;广东的资本主义,早已踏上邪恶之路,正在收获恶的“果实”,向死胡同迈进。

面对如此局势,又在十八大卡位前夕的关键时刻,汪洋绝不愿意在是八大人事布局尘埃落定之前再生事端,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他才对陆丰村民的示威游行采取了罕见的容忍。所以,此事是汪洋在复杂时局和关键时刻的无奈权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此事的机会主义利用,不仅可以用来安抚日益沸腾的民意,更可以塑造开明的政治形象,只是这一切都与改革无关。

所以说,在目前固步自封的一元化政治体制下,对于任何官僚的善意期待必将落空。无论是整顿吏治、大谈共同富裕的薄熙来;还是思想解放、倡导做大蛋糕的汪洋,似乎都有些许新政的气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中共体制下的优秀官僚,绝不会有什么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思想,充其量只是一个清廉干练造福子民的“好官”。往好处想,他们只是在青史留名的感召下,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做了一些造福百姓的好事;往坏处想,他们只是在更大权力的诱惑下,企图用某些吸引眼球的善政来捞取政治资本,携民意逼宫。他们的好事、善政绝非基于权力谦卑的自我鞭策,更不是纳税人对政府行使自己合法权利的结果,而是野心家和精明政客算计好了的自上而下的恩赐。对他们的任何期待都将落空,就如同胡温上台后人们对当时风头正劲的胡温新政的期待一样,最终只能沦为舆论泡沫。泡沫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发出夺目的光彩,给人美丽灿烂的错觉,但终归有破灭的一天,而破灭之后,残留的只能是一滩沉渣泛起的污水。

因此,对于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来说,与其等待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赐,还不如致力于民间自下而上的争取,自己争来的自由就将永远属于自己。正是在民间的自发努力下,通过敢言媒体的一次次出格言论的尝试,通过民间对打压异见的一次次反抗,官方的言论管制的边界才一点点退却,民间的言论空间才一寸寸扩张。

曾有友人对我劝诫道:既然你身处国内,就该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不能低估统治者的对不同意见打压的残酷性,更不能对他们抱有侥幸心理。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你这么年青,要为此作好准备。宁静勿躁,以静待动。

我何尝不知道中国今日之现状,但自由民主并非无缘无故地便可从天而降,上帝不会眷顾懒散的人们。中国要实现民主自由,民众不再被奴役,唯一的只能是寄希望于我们自己,通过每一个人切实点滴地努力,通过民间压力的持续积累达到局部的变革,然后从局部的变革带动全局性的整体改变,最终使中国踏上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并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大潮。

相比于极权的毛时代,如今的民间舆论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统治者对不同意见打压的残酷性也大大降低。这是无数个像林昭、遇罗克等先烈通过圣徒般地殉难换来的,他们凭借血肉之躯和巨大勇气对抗强权,通过殉难的方式把极权神像撞出道道裂缝,他们用鲜血滋润了国人几近干涸的灵魂。正是因为这些先烈,才让之前纹丝不动的极权神像如今摇摇欲坠,而我们要做的,是接过他们未竟的事业,积极致力于民间言论的扩张,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几个貌似开明的政客官僚身上。倘若如此,我们最终的结果不但与最初的愿望南辕北辙,更是对死去先烈和还在狱中勇士的背叛,甚至是有吃人血馒头的嫌疑。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陆丰乌坎村的村民,通过非暴力手段来反抗强权,通过对自我权益的维护来逐渐瓦解这个僵硬的一元化政治体制。倘若如此,涓涓细流则可以汇成滚滚的历史大潮,并最终彻底埋葬这个专制独裁的制度。在此种意义上,与其说乌坎村村民打出的“反对独裁”是对村霸薛昌的怒吼,还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反抗独裁和专制的历史先声!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