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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膝盖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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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州市政府门前下跪的教授们。

中国目前这种稳定,并非因为“杯具”的坚固,只是因为散沙的无力。但每年数十万起公民维权运动(官方称为“群体事件”)无疑显示公民组织与自治已经开始萌芽,从而对瓷器体制构成越来越严厉的压力。中国官方每年用于镇压公民运动的“维稳”支出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相当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的2.6倍。

膝盖下的中国
膝盖下的中国(三)

膝盖下的中国

200多年前的1793年,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外交使节,试图东西两大“世界帝国”联手,建立一个WTO世界贸易体系。中国最完美的皇帝乾隆对此非常重视,指派和珅专事接洽。结果双方为了下跪问题僵持不下。中方一定要英使马嘎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人认为三跪九叩表示英国臣服于中国,因此断然拒绝。西方宫廷并没有这种下跪文化。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每人按自己的身份就座:国王坐扶手椅,王储坐靠背椅,王族坐加高的凳子,大公和重臣坐普通凳子,公爵坐折叠凳,朝臣们坐方垫子。为了不辱使命,马嘎尔尼一度愿意向中国皇帝叩头,但是要求中国官员也要对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叩头以表示平等。中国皇帝对待自己无数的官吏就像对待自己无数的老婆一样,绝不容许他们向自己以外的人叩头,更何况是一副油画。最后马嘎尔尼在觐见时行的是单膝下跪的英国骑士礼,双方不欢而散。

远涉重洋浩浩荡荡的英国使团除了花费掉东印度公司的8万英镑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乾隆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第二年,荷兰外交使团来华,他们乖觉地对着乾隆赏赐的一条鲟鱼行了三拜九叩的中国大礼。然而他们也什么都没有得到——或者说得到了中国对“红夷”更大的鄙视。

1816年,经过近一年的航行,日不落帝国的外交使团又一次来到中国,仍然希望建立国际贸易关系。嘉庆专门颁发圣旨道:“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英国人仍然拒绝下跪,这无疑“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正式会见前夕,负责外事接待的国公和世泰强行动粗,在圆明园硬是摁着英使叩头——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这个无耻且无畏的“丑闻”使这次中英巅峰会谈彻底流产,和世泰被朝廷处分,英国使团被遣送出国。

权力的专制会培育出异端的民族,最终成为人类的毒瘤。25年之后,作为两次外交使团的资深成员,斯通爵士就英国是否与中国开战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他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前是中国要英国下跪,英国不跪,中国就给英国跪下了。中国从来不懂得可以不跪。历史就是这样轮回的。

英国满怀希望两次跑来敲门,但中国始终拒绝开门,然后英国就把门给踹开了。这场为了建立贸易合作关系的通商战争被中国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所规定的条款,几乎都是当年马嘎尔尼谈判时提出双方平等共享的商业利益,只是条约中专门有一款要求将“夷”改为“洋”,以取消中国的流氓贵族对英国商人的歧视。

1860年,又是圆明园,英国使节巴夏利被孔武有力的僧格林沁摁着下跪,最后引发了火烧圆明园的报复性行为。罗素曾经就此事评论道:“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从那一段历史来说,中国是一个膝盖下的脆弱中国。中国的一切,最后都凝聚到一对折断的膝盖下。当中国女皇说“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中国的膝盖已经彻底断掉了。跪或者被跪,被流氓权力绑架的中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平等。

哲学家们认为,一个人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一个是精神的生命。肉体是兽性的,精神是神性的,而人就是半兽半神的自然杰作。只有这两个生命都健康,一个人才会享受健康的人生。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他不仅懂得捍卫自己的肉体生命,更懂得捍卫自己的精神生命,甚至有时为了后者而放弃前者,这就是“舍生取义”。对精神的神圣捍卫体现了人脱离动物层面的伟大意义。一个失去精神生命的人只不过是一只行尸走肉的动物而已,他已经失去了人的内涵。

China——中国或者瓷器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认为,中国人几乎没有超越肉体阶段,从而获得精神生命。对“苟活”的中国人来说,精神生命从来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仅靠肉体生命他仍然可以活得无比滋润得意。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愚昧;同样,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专制。没有愚民就没有独裁者,愚民是独裁政权存在的前提。每一个独裁者都需要一大批的愚民去为他“打江山”作出牺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民主、法治,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在专制国家,政府最好的人质就是本国民众了。

即使全世界都嘲笑鄙视李刚父子,他们仍然可以有滋有味地活下去。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精神生命,所以也就无所谓羞耻心、罪恶感、尊严、敬畏、良知。杨佳为了捍卫自己的精神生命,放弃的肉体生命,达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所以杨佳才是真正的人,而李刚们则还没有进化成人类。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精神生命的残缺导致了“鸦片战争”,因为中国人无法理解人类的世界,这种困境常常被成为“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国情”。

中国做什么都爱争第一,当然污染也比例外。作为地球污染冠军,中国无疑是世界最为肮脏的国家。中国GDP持续30年以将近10%的速度增长,因此在亿万富豪的数量比拼上,中国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人均GDP只有区区3677.86美元(2009年),中国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相比,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第175位上升到第129位。但中国仍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从人均财富来说,中国仍然只是一个三流的穷国。但从国家财富来说,中国与印度、日本、俄罗斯一样,已经崛起成为一个二流的强国。

同样是强国,中国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体制与政治。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体制模式的权力社会,而印度、日本、俄罗斯等民主国家则已经完成文明转型,实现了政治模式的权利社会。前者依靠暴力维持秩序和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失序和崩溃,重新回到野蛮的暴力社会,所有财富在革命浩劫中归零。后者依靠正义保持着秩序,社会文明有序,财富日积月累,未来充满愿景。同样是一只坚硬光洁的杯子,印度日本俄罗斯是钢铁杯子,而中国却是一只瓷器杯具,哪怕最轻微的一次碰撞,对中国来说都是危险的致命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上,中国与瓷器从来都是同一个词:China。

在著名的童话《绿野仙踪》中有一个“脆弱的瓷器(China)城”,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瓷器:瓷地面、瓷房子、瓷牛、瓷马、瓷猪,连人也是瓷的。多萝西(Dorothy)和她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来到这里,惊恐的瓷牛踢翻了瓷桶,撞倒了瓷女孩,打烂了瓷宫殿……多萝西同情地说:“它们实在是太脆弱了。”

中国历史常常将稳固的流氓统治称为“铁桶江山”,即不怕内部折腾,也不怕外部打击。但实际上中国从来都是一只瓷器杯具。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说,瓷器的硬度不比钢铁差,只是分子间的结合很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脆”。对这种“瓷器”,无论是来自内部的击打,还是来自外部的震荡,都容易造成破碎,且一碎就是粉碎。想保持瓷器不碎,唯一的状态是稳定,“不折腾”,因此“稳定压倒一切”。为了避免来自内部的击打,权力者的做法是让杯具里装的只有散沙,没有结成“块”的物体,也就是不允许存在权力以外的其他社团组织与民间整合。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因为散沙无论如何是无法挑战杯具的。即使是瓷器杯具,对散沙而言也强大无比。

中国目前这种稳定,并非因为“杯具”的坚固,只是因为散沙的无力。但每年数十万起公民维权运动(官方称为“群体事件”)无疑显示公民组织与自治已经开始萌芽,从而对瓷器体制构成越来越严厉的压力。中国官方每年用于镇压公民运动的“维稳”支出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相当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的2.6倍。

站着死或者跪着活

朱学勤曾经感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2010年圣诞节,中国村长钱云会在一个大货车的车轮下悲惨地死去。在此之前,他已经被中国政府3次投入监狱,只是因为他上访——寻求权力给予同情和帮助。与燃烧着的唐福珍一样,这又是一个冬天的中国悲剧。几天后,被恐惧摧毁的钱云会的乡亲们向权力集体下跪,无数折断的膝盖成为这个悲剧最悲哀的尾声和注脚,甚至超过钱云会之死的悲剧本身。

经历过黑人民权运动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老一代黑人还相信如下一个神话,即他们自己低人一等。除了白人社会给予他们的施舍以外,他们本不应作非分之想。由于电视,由于所受的教育,由于能接触到的通俗杂志一类的刊物,新的一代已经不再相信那一套了。这一代人想分享自己的一份,并强烈要求自己的一份。”

3年前,共和国国庆节,公民杨佳无故遭到警察盘查。杨佳要求警察“拿出法律依据”,就被强行带到警局。据后来杨佳在法庭上称,他在警局遭到拖拽殴打,但遭到当事警察否认。对警察来说,这根本不算“殴打”。杨佳在次日才被容许离开派出所。此后杨佳多次投诉交涉无果,要求警方出具书面的“调解书”被拒绝。2008年7月1日,中国共党节,杨佳走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7秒钟”亲手击毙6名警察,另有数名警察受伤。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震惊全国。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有一句名言:“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服!”杨佳无疑是中国的另类,因为他不乞求,不下跪,更不会感谢哪个伟人或者社团让今天的太阳升起来。如果一个社团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不愿承担责任,那只好逼迫其承担,就像当年英国对清国所做的。在国家看来,杨佳不过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屁”一样的“老百姓”,但杨佳认为自己是一个人,平等健康的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佳奋不顾身冲向巨大的体制,就如同堂吉诃德冲向风车。杨佳死了,他像一个人一样死了,这是他选择的,因为他宁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以证明人的高贵和权力的无耻。在死亡面前,人类是平等的,也是高贵的。对人类来说,死亡体现了最后的正义。杨佳之后,“遵义杨佳”何胜凯将自己献给了权力的祭坛。他因为土地被侵占多次上访,遭到警方的残酷虐待。看完耀武扬威的60年国庆阅兵后,何胜凯走进遵义市法院,刺死刺伤一名法警和数名保安。自称“生于贫贱长于磨难”的何胜凯曾写下大量的日记:“为天下苍生请难,引刀为一快,不负少年头”,“你可能会嘲笑我是一个堂吉诃德,资源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对等,正义不仅是迟到,而是永远的缺席”。被捕后,何胜凯指认现场,他对着社团成员大喊:“我要杀死你们!”声嘶力竭,几致昏死。

2010年4月8日,辽宁省抚顺高湾经济区建委主任王广良带领暴力拆迁组织和铲车进行暴力“执法”时,公民杨义冲破众保镖后将其杀死。之前,杨义全家均被王广良社团打成重伤。4年前,王广良率众打死被拆迁者,因此提拔;4年后,恶贯满盈的“烈士”王广良终于被一个公民杀死。

唐福珍以点燃自己的身体来呼唤权力对正义和人性的怜悯,然而她错了,她被流氓权力再一次地羞辱,被蔑视为“暴力抗法”。在一个流氓体制的权力社会,正义永远不在现场。流氓权力者需要的只是稳定的秩序。只有在这种不正义的稳定秩序里,权力者才能享受无权力的跪拜。对权力社会来说,正义是最致命的危险品,因为正义的到来就必然意味着权力的结束和体制的崩溃。正义是权力体制的终结者。权力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流氓,它只能依靠暴力和恐怖支撑才可以维持。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恶疾,腐败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特殊的犯罪。如果说人性是恶的,那么权力是恶的平方。“专制制度具有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权力的利润(获得的利益与所付出劳动的比例)为 50%,它就会允许竞争(哪怕是被迫的);如果利润超过100%,就要用恐怖维持独裁;如果利润超过200%,那它就会不惜公开以暴力杀人了。

对流氓权力而言,暴力的恐怖是它唯一的真相,但这种真相必须披上仁爱和谐的皇帝新装。与其让无权力者恐惧,不用让他们无知和麻木,这样就无所谓正义,无所为平等,也就无所谓愤怒。在文明的权利社会建立之前,暴力与流氓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恐怖与恐惧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权力体制永远不会自动放弃暴力垄断,更不会放弃暴力本身。离开暴力,流氓和权力将不复存在,因为它既不正义又未经授权。

文明的距离

民国15年(1926年)3月18日,北京数千名学生在中国政府门前示威情愿,北洋执政府的卫队在慌乱中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遂酿成“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为此写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总理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了屠殺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还有国务院的“阁员总辞职”,有段琪瑞颁布的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敢加以阻拦。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详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

40年前,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勃兰特他对媒体说:“仅仅送花圈,是不够的。下跪释放了心中的恐惧。”一年后,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卡廷森林惨案70周年,俄罗斯总理普京来到被屠杀者的墓地,参加了纪念活动。献花时,普京双手捧着一只深蓝色玻璃缸,右膝跪地。这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对卡廷惨案做了真心的反省”。

一个被怨恨支配的人,不会有明天;一个被仇恨控制的社会,不会有愿景。无论勃兰特还是普京,他们面对不幸的逝者,以下跪来表达自己内心深深的罪恶感和羞耻心。这是一种无言的忏悔,乞求死者的宽恕,以减少良心的惩罚。这一跪所体现出来的诚意是令人感动的,而人因为诚意而显得更加高贵和伟岸。这种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自信和尊严。勃兰特之跪是德国在战后20年崛起的标志,普京之跪是苏联解体20年后新俄罗斯崛起的标志。

周作人先生说:“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一个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吧。”对中国人来说,很多人在等待着日本人的一跪,或许还有文革灾难制造者的一跪,但这或许永远将成为一种妄想和梦想,因为这些罪恶制造者永远也不具有那种自信和勇气,或者说,他们从来都难以达到一种高贵的人性境界。对他们来说,罪恶感与羞耻感从来都是残缺的。

勃兰特与普京对过去罪恶的忏悔证明了人类的正义与尊严,而曼德拉对南非白人的宽恕则证明了奴隶的觉醒,卑贱者更高尚。在西方人文思想的照耀下,对暴力与罪恶的批判成为人类走向文明化之路的一种不屈的力量。

100年前,人类的良心托尔斯泰满怀希望地说:“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尽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100年来,托翁梦想正在中国以外的很多地方陆续实现,有着2000多年光荣奴役历史的中国在现代武器和流氓权力的统治下,从暴力战争到流氓革命,最终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权力社会。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说:“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政府的铁杆盟友突尼斯流氓政权终于在正义面前崩溃了。一位遭受警察凌辱的青年的自杀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突尼斯流氓权力继续使用其最擅长的暴力镇压,流氓权力者关闭学校,逮捕示威者,实施宵禁,封锁新闻网站和Facebook页面。“对内要钱不要脸,对外要脸不要钱。”突尼斯极权政府监控网络的能力仅次于中国和朝鲜。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突尼斯聪明勇敢的年轻人仍然通过代理、加密和VPN绕过审查突破网络封锁。一个国家和政府之所以严格控制媒体言论,只能证明它极度心虚和缺乏自信。

23年来,总统本·阿里家族用社团把持着整个突尼斯国家经济,黑色积累高达40亿欧元。对他们来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权力者以为,经济的发展可以替代政治的民主自由:“虽然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但是政府可以保证让民众过上好日子”,把突尼斯人当成了羊。当阿里的权力必须依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持时,正义就已经离他而去。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当政府害怕人民时,就有了自由;当人民害怕政府时,就便是专制。”一个月的街头民众示威并造成几十人死亡后,几千名示威者仍然毫不畏惧,聚集到政府门前,呼喊着“本•阿里,杀人犯”,“用我们的血,我们的灵魂,我们准备牺牲当烈士”。

一个依靠暴力恐怖和权力谎言支撑的体制,几乎没有人能阻止它被正义和真相所灭亡。2011年1月14日,经过近30天持续升级的公民抗议和权力镇压之后,在突尼斯实行独裁统治达23年的总统本·阿里终于在恐惧中携逃亡国外。1.5吨黄金只折合4亿多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一个村长或警察的贪污水平。这场“茉莉革命”创造了历史——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世界首个通过公民暴动推翻其独裁专制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网民。这场公民权利革命是启蒙的胜利,突尼斯人勇敢地站了起来,不愿再做一群跪着的羊。技术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启蒙无疑得益于现代通讯技术、互联网以及数字化的移动网络。

“在本阿里逃走之前,我们也害怕,但是警察枪杀了同胞以后,我们由害怕变成了愤怒,独裁者野蛮的暴力激起了人民的勇气,我们坚持了下来,而他,他却逃走了,因为他比我们更害怕。” 突尼斯公民骄傲地如是说。仅仅一夜之间,一个经济发达和独裁统治融为一体的“非洲之星”突尼斯,就已经成为浮云往事。“好一个美丽的茉莉花”,面对日益沉重窒息的权力重压,茉莉革命也将带给无数觉醒的中国公民和网民以更大人格愿景。数年前,中国政府曾惺惺相惜地祝贺本•阿里高票当选连任:“本•阿里在政治体制问题上,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注重把政治民主进程与国情结合”。从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卡扎菲就是昨天的阿里、穆巴拉克、萨达姆和齐奥塞斯库。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