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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木:国家主义的幽灵

国家主义的幽灵从未真正的远去,它要在人与国之间突出集体的力量,还要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对立和等级。前天它会是家国的苦难,昨天它又是人民的专政,今天则变成了民族复兴,还有高帅富与穷矮丑的故事。

了解真相,说出事实,自由的表达,平等的对话,并且有尊严的活着,你做出了改变,自由就到了,每一个人做出了改变,制度就成了。大多数人在一旁的观望,一些人总是固执的反抗,另一些人还蒙在鼓里,连一点点包容的态度都舍不得给予。

告别革命不是给我们说的,是给体制讲的,我们没有革与不革的权力。“living in the truth”却是给我们说的,改与不改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中美国家的观念不一样,我们更多认为大使是代表国家的,因此我当大使出去肯定是头等舱。一个是国家支付,一个是个人管理,两个国家本身情况不一样。”在一次广州举行的公共外交年会上,前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用这么一段话回应了骆家辉坐经济舱来中国的事情,前不久,正是这件事掀起了网民们的热烈讨论,人们得以再次将怒火和嘲讽对准中国的官员们,这个总是以特权和奢侈示人的群体。

于是,“国家支付”,“个人管理”,观念不同,国情不一,这些可笑的辩驳又一次的出现在公开的场合,它还总要带着言之凿凿的语气,让人心生厌恶。“国家”和“独特性”的概念被反复的滥用,我们被告知所有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为了国家,也是正常的,因为你身在中国。

如果在一个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观察我们观念与制度的变迁,你发现个人的叙事很少被真正的尊重和提及,我们明明高喊着民主自由,可到头来个体却往往成为了转型的缺位者。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中日甲午与百日维新,八国联军与晚清立宪,在这一连串对应组合的关系中,变革的力量来自每一次国家的失败,危险和屈辱,却从未来自于个人的解放,成长和独立。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思维,我们行为的方式裹挟在家国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中,它强调身份的认同,强调集体的强力,强调人身的依附,也往往暗含了野心和功利。

1922年的孙中山,这个屡屡失意的领袖此时还尚在广州偏安一隅,曾经的总统还并没有获得国父的声望,他在个人和政党的窘境里苦苦挣扎,甚至一度用按手印,立誓词,永远效忠党魁的方式要求人们入党,却最终导致了与同志的分道扬镳。如今,他在“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提出要毁党造党,通过俄共的帮助对国民党的组织,人员,方针和章程进行全面的改组,还设想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路线。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热烈的讨论起俄国道路的可能性,他们汲取列宁式的政党模式,把广泛的群众动员和严格的内部管理移植入政党的骨髓。很快的,人民——敌人,革命——反革命这样对立的意识形态蔓延至社会机体的全部。在土改,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等等一系列的运动中,这样的观念强有力的支撑了人的行为,并直接决定了资源和利益的分配。

很明显的,五四运动在不经意间成为了这漫漫转轨路上的十字路口,并给出了法俄道路与英美道路的取舍决断。人们曾津津乐道于议会政治,三权分立,责任内阁,个人在私法意义上的权利和权力在公共空间的制约,它意图改变宗法共同体的宿命,还直接指向着统治–服从的等级结构。然而,伴随着中华民国的外交失败,深重的家国危机让人们失去了计较个人,内省自身的耐心,马列主义的到来无疑迎合了这些情绪,它解释历史,指导现实,还预言了未来,全然一本说明详细的操作指南,极大地消解了人们复杂的创伤感受,这混合着屈辱,迷茫,急切和脆弱。

可历史似乎与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马克思主义所针对的目标社会并不是一个还生活在宗法共同体阴影下的中国,而恰恰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完成了宪政转轨后的国家。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治理框架,个人权利、财产在法律意义上保护承认,人际纽带和物质生产的分离,这些现代性要素在事实上的存在。宗法社会以人身依附为运行的准则,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首要问题是界定人伦,所以有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和被冠之以人情世故的潜在规则,它强调一个正常人伦的必要,却往往因为物质生存的嵌入而发生异化。现代社会以人和物的分离作为前提,人的公私生活要界定权利和义务,物的生产交易要界定产权和规则。不同于宗法社会里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物质之间的匮乏联系而形成的集体依附,现代社会由于各个要素的流通联系使人得以具备有独立人格的基础,既在意识上不崇拜,也在物质上不倚靠,不需要被迫的作恶,不需要违心的说话,不需要强制的压迫,人之所以为人大抵如此。

这毕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转轨总是面临着来自传统观念,现实利益所制造的诸多阻力。晚近共同体的失败和屈辱多少有些令人不知所措,人们激烈的反对传统,却因此而难以摆脱传统,所有的努力反而给一个更加强大的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养分,宗法秩序的失灵,乡绅们的逃离,混乱的战局,贫瘠的生产,让一个个小的共同体备受冲击。接着,新的国家用政治整合的方法将一切都纳入进行政的体系。人民公社将土地公有,报酬平均,既管理人们的生活,还指挥他们的生产,灌输他们统一的思想与逻辑。单位和街道办则将城市的资源与生活控制的密不透风,所有人的行为都在伟大领袖的纵横捭阖中一致的变换,也一致的走到崩溃的边缘。

现在呢,迷人的新语言还没来得及述说,旧的逻辑已经包裹上新的外衣招摇在舞台的中央。消费给了人们广泛联系的可能,但背后依然是潜规则的支配。消费也带来了一部分的自由,穿衣打扮的自由,谈情说爱的自由,吃喝嫖赌的自由,可自由的背后是明码标价的金银等级,一种裙带和依附的新的表达。我的态度,我的想法,我的价值,我的声音,我的愤怒,我的反抗都乖巧的隐匿了,我的衣服,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票子让人们眼花缭乱。

国家主义的幽灵从未真正的远去,它要在人与国之间突出集体的力量,还要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对立和等级。前天它会是家国的苦难,昨天它又是人民的专政,今天则变成了民族复兴,还有高帅富与穷矮丑的故事。

了解真相,说出事实,自由的表达,平等的对话,并且有尊严的活着,你做出了改变,自由就到了,每一个人做出了改变,制度就成了。大多数人在一旁的观望,一些人总是固执的反抗,另一些人还蒙在鼓里,连一点点包容的态度都舍不得给予。

告别革命不是给我们说的,是给体制讲的,我们没有革与不革的权力。“living in the truth”却是给我们说的,改与不改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