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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人与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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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著有长篇小说《乱弹》、商业管理类《职业人格》、历史类《历史的细节》和《1776:乾隆四十一年》等书。近几年在传统纸媒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时评,以及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随笔。

马丁·路德·金警告人们:“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在强权面前,每一个沉默者不是懦夫就是帮凶。

一双双跪倒的中国膝盖正映照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残酷与冷漠,折断的膝盖并不能换取一丝同情和悲悯。《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说:“自由制造个别的仇恨,专制则产生普遍的冷漠。”当下跪与乞求越来越远时,它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徒劳而廉价的羞辱与自我羞辱。

曾几何时,一座洁白昂扬的自由女神傲然屹立在共和国的广场。当血腥的暴力慢慢凝结成无耻的权力,卑躬屈膝的孔子咸鱼翻身,与禁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分庭抗礼,充分满足着数不清的中国膝盖。皇帝的精神教父已经隆重登场,皇帝时代还会远吗?在一个奴颜媚膝的中国,无论有权力的狼还是无权力的羊,都将在无处不在的权力下,在黑暗腐锈的偶像前,诚惶诚恐、匍匐蠕动。22年前愤然离开中国的刘再复先生说:“世界让他跪着的时候,他却要站起来,这就是人;世界让他站着的时候,他却要跪下去,这就是奴才!”

狼行千里吃肉,狗走千家吃屎。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格,否则就是枉披人皮的畜生,或者是披着人皮的狼,或者是披着人皮的羊。中国人的身体虽然直立起来了,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没有进化到直立行走。回看当下,官无担当,吏无廉耻,士无气节,兵无良知,商无仁厚,盗无侠骨,民无开化。一番末世的景象令人想起2000年前大汉帝国的崩溃:“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顔婢膝之徒,纷纷秉政。”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走向共和”的100年后,中国公民终于在权力的淫威下匍匐在地沦为老百姓,中国人竟重新又回到了膝盖时代,和一个苟活在膝盖下的中国。正如周作人曾经讥讽中国的话:“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样了。”

人性的胜利

“一株植物如不能按自己本性生长则死亡;一个人也同样如此。”大卫梭罗在《论公民之不服从》中说道:“从绝对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再从有限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程就是通向真正尊重个人的进程。”权利社会的建立需要一个涅槃的过程。权力社会必须先行瓦解,将权力的暴力背景彻底去除,使其成为无暴力的权力。如果没有暴力支撑的权力被遗弃,说明它不够正义,那么一个正义的权力就会出现。在权利社会,暴力提供秩序,权力提供正义。因为正义和秩序,体制上升为一种政治,人类达到了一种高度文明。

圣雄甘地曾经受到梭罗和托尔斯泰极大启发,他将非暴力和不合作相结合,最后创造出一种摆脱流氓权力社会的文明之路,从而摆脱了传统的暴力革命模式。他拒绝承认权力者的权威,但并不以暴力与其对抗,而是拒绝与其合作,使权力被冷落,从而暴露出其暴力的野蛮本性,最终获得胜利。打个比方,非暴力不合作的前提是羊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然后团结起来,一起告诉狼:想吃你就来吃吧,我不怕死,因为你是狼。狼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威胁恐吓,如果羊没有恐惧,狼就输了。因为所有的羊都鄙视它、可怜它,既不乞求它,更不羡慕它,只是拒绝它。

圣雄甘地号召印度人自己纺线自己制盐自己办学校,拒绝与英国殖民者做任何交易与合作。英国人用监狱暴力杀戮来对付印度人,印度人不退缩也不反抗,他们宁愿流尽自己的鲜血也不屈服,最后英国流氓统治者崩溃了。

马丁·路德·金继续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他号召美国黑人填满美国的监狱,他们要用自己的鲜血证明自己的高尚与对方的卑劣。“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美国暴力机器在黑人不畏惧的目光和鲜血中崩溃。

南非统治者的监狱不仅没有使曼德拉屈服,反而使他成为南非人民的圣徒。“是法律让我变成了一个罪犯,但是我的罪并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我的主张,因为我的思想,因为我的良心。”人们从他那里看到人性的伟岸和高贵,勇敢与慈爱,这种精神力量最后彻底击溃了一个流氓政权。“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昂山素姬也是非暴力不合作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圣徒,她和所有的圣徒一样,甘愿留尽自己的血,也不愿伤害任何一个人。

现代文明的普世思想认为,人是目的,国家只是工具。从甘地到昂山素姬,这些人类的圣徒都从耶稣那里得到启发,他们的精神力量是强大的无敌的,因为他们眼里从来都没有敌人,有的只是些误入歧途的不幸者和可怜人。他们坚信,“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非暴力不合作发生的前提是启蒙和团结(组织)。在种族矛盾下,团结很容易建立,在民主体制下,启蒙很容易实现,从而都可以获得成功。托克维尔曾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驽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在体制矛盾下,无论团结(组织)还是启蒙,都将遭到权力统治者的强力抑制和打击,从而使非暴力不合作缺失发生的土壤。未经启蒙的愚昧群众仍像战战兢兢可怜求生的羊群一样,在下跪中苟活,彻底丧失一个人基本的尊严和勇气。正所谓“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少数觉醒的勇敢的正义之士,或者如谭嗣同徒劳地洒尽自己的鲜血,或者如堂吉诃德在抗争中玉石俱焚。非暴力或者暴力,对一个流氓化的国家机器来说,都显得微小而无力,使这个社会似乎永远难以跳出流氓权力的泥淖,甚至可能重新回到野蛮暴力的革命时代。

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先生在100年前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面对未来,良知与理性无疑是唯一文明的方向,而启蒙却是通往文明的必经之路。人类的自由来自启蒙,人类的胜利实际就是启蒙的胜利。因为无知,所以恐惧;因为懂得,所以悲悯。

人类社会是如此不公,仇恨常常使人丧失理智,放弃暴力无疑是一种极其智慧和高尚的举动。20年前,冷战时代结束,10年前,恐怖时代开始。恐怖来源于人类无法释怀的仇恨与暴力。巴勒斯坦人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最后的武器,他们与敌人一起在仇恨中死亡。亚辛、拉宾和阿拉法特都成为暴力角逐中的牺牲品。在恐怖时代,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人与狗之间

出生在皇帝时代的105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老人不久前说:“中国要实现民主社会短则需要30年的时间,长则需要150年的时间。”100年前,孙中山举起了“三民主义”的大旗,民族、民权、民生,民族是认同,民权是政治,民生是基础。100年后,我们只剩下了可怜的“民生”这条底裤。“民”就是权力奴役下的中国人,“生”就是没有死、还活着。托克维尔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

在一个侏儒的国度里,一个正常人要么下跪,要么就必须锯掉双腿。1995年3月7日,珠海一家外企,一位女工因连夜工作在岗位上打盹儿,韩国女老板金珍仙命令100多名打工的中国人集体下跪。在场的中国人为每月1000多元钱的工资而含泪下跪,唯有35岁的孙天帅拒绝下跪,这个仅有的“不跪的中国人”一举成名,被当做民族英雄一般看待。在四处演讲时,他总是激动地说:“我跪天、跪地、跪爸妈,从来不跪外国人!”红色诗人王怀让为此也写了一首歇斯底里的《不跪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不跪的人/我们对谁,对谁也不下跪 /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下跪!”

奴隶主义的思维是:要不被奴役,就得奴役别人。鲁迅先生说:“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鲜血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就愈深!”当流氓皇帝的辫子在国家电视台上挥舞了20多年后,中国人重新回到了无脊椎动物的流氓时代,一个个两足动物应声而倒,匍匐在地,中国人的膝盖终于被流氓和权力击碎了。

2011年8月11日,广州市政府主要官吏倾巢出动,在严密的武装保卫下,一年一次的接见广州公民。一时之间,民众为了得到一睹官吏尊颜的机会,连夜排队,大接访之日,众多激动的民众又是下跪,又是高喊青天,又是写血书,如此场面,如果回到秦始皇时代:官老爷终于开堂了!

数年前,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下跪的照片传遍中国,李信同志跪倒在地,满脸忏悔之色,甚至涕泪横流。据说他是给一个资本家下跪,请求不要报案。曾几何时,重庆司法局长文强一声“喝斥”,公安局副总队长赵利明立马跪倒,以表赤胆忠心。

512地震中无数学校成为孩子们的坟场,绵竹市委书记向悲愤的家长下跪,试图阻止学生家长游行抗议。一个副乡长偷5千元公款被村民发现,下跪求情别报案。湖南株洲一女子在政府楼上要自焚,一个法官向其下跪恳求。

山西临猗公安局副局长替儿子报仇,逼着6个年轻人向他下跪磕头。某副局长嫖宿幼女,受害女生吓得向其下跪求饶。昆明勇武的警察先生抓住几个性工作者,将其摁倒,逼她们下跪。东莞警方用铁链子拴在性工作者的脖子上,像拴狗一样让她们爬行。就连台湾也跪了起来,因为激烈争议”红灯区”提案,性工作者集体下跪,哭求权益。

与官场跪倒一片相呼应,政府门口迎来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的膝盖。辽宁庄河上千民众政府前下跪要求见市长遭拒;福建南平妇女因8岁女儿被强奸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被拘留;山西疫苗事件,受害家长下跪申诉;广西旱区老人下跪希望政府帮修路;包工头政府门前下跪讨工程款;福州一名高校女教师因为一包纸巾,逼酒楼女服务员当众下跪;西安陈晓原考研忘带身份证,两次跪求进考场遭拒……

2011年3月22日,为了救患眼癌的女儿,来自湖北的谢三秀在广州闹市跪行千米,以得到“广州富家公子”许诺的2万元捐款。不料,“广州富家公子”忽然变卦,称不会捐钱了。这激起了人们对“广州富家公子”的愤怒和对谢三秀的深刻同情。最终,谢三秀获得了20多万元的公众捐款,筹集到了给孩子看病的费用。更令人意外的是,事后证明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事件,背后推手是一个网名叫“金泉少侠”的论坛版主,“广州富家公子”亦是他所扮演。白岩松在央视《当慈善遭遇无良策划》的节目中正义凛然地指责:“这是一个‘无良’的策划……表面上看一个人获救了,但是由于加重了这种信任危机,就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样。”

中国人所以觉得某人伟大,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一直在跪着。几百年来,中国人都是给官下跪。跪完了再骂“狗官”。风水流转,如今果然发展到官与狗享受同一待遇。2010年底,两个苏州的小伙子因为不愿赔或者赔不起5000元的狗命,被狗的主子痛打了一顿,然后被迫向一条死狗长跪1个多小时,为狗守灵。接下来,成都一个公交司机因为言语欠妥向一女人下跪,令这女人大怒,“你为啥给我跪,纯粹是侮辱我。”

由此可见,跪狗事件已经成为中国跪文化的转折点,这两个懵懂无知的青年无意间创作了一个不凡的后现代行为艺术,彻底颠覆了中国2000多年来崇高的跪文化。此举无疑令许多跪惯了的中国人愤怒,这几乎是贬低他们以后下跪的伟大意义。对一个失去廉耻的人来说,神灵、大人物与一只死狗没有任何区别。从此以后,“跪”虽然仍然是一种人格侮辱,但感到侮辱的不仅是卑躬屈膝的跪者,还有那些心满意足的被跪者——因为他(她)将被视为一条狗,而且还是条死狗。毫无疑问,此举遭到了无数中国人的愤怒,因为这一跪亵渎了神圣的跪文化,难道一只死狗也可以享受跪拜这种殊荣?这不免使人想起电影《罗生门》中的一句台词:“这是一个人不如狗的世界。”

2011年8月17日晚,一个林姓女狱警伙同丈夫殴打修车的老太太,并逼老太太下跪,此事激起公愤,警察夫妇被团团围住,不得不向被殴打的老人下跪。至此,通过下跪,官民之间举案齐眉打成了平手。据说此女警下跪被认为丢了官的人,随即便被开除了官籍,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湖北长江大学,数十名教授因荆州市、区政府发展GDP招商引资,在校园墙外建起生产伪劣钢材的工厂,污染环境,危害师生健康,曾8次上书中央、湖北省及荆州市、区政府,均无人过问。无奈中,2011年11月1日教授们齐刷刷地跪在区政府门口请愿,副区长说“非洲没污染,你们搬到非洲去”。

跪还是不跪

100年前,梁启超批判腐朽的天朝:“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100时间恍如隔梦,今日之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未经启蒙的蒙昧中国,越来越脆弱的膝盖见证了中国权力社会那种散发着流氓恶臭的所谓稳定和秩序。近日,中国真理部发布新的新闻管制令,对2011年社会民生和经济问题的报导实施限制,而且必须口头传达,不许做纪录。禁止在报导中提及“公民社会”等词汇。

在权力社会里,人只是一个动物服从另一个有权力的动物而已。在无坚不摧的权力面前,人的一切尊严都被席卷一空。人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对这种灵长目动物来说,什么都可以出卖,只要能留下他的贱命。柏杨甚至说:“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下跪将人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撕去,留下一个貌似人的低等动物。这些蝇营狗苟的软体动物沆瀣一气其乐融融,共同装扮着一个流氓权力时代的和谐盛世。他们用膝盖告诉世界,没有权利的中国同样幸福——不管是权力来了,还是暴力来了,我们都用膝盖。

马丁·路德·金警告人们:“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在强权面前,每一个沉默者不是懦夫就是帮凶。没有人生来就是懦夫和帮凶,这都是教愚之功。人们面对指鹿为马的权力,恭顺地颂扬道:“中国马越来越像鹿了。”如果说强者对弱者的容忍是一种美德,那么弱者对强者的容忍只是一种苟且。权力对权利的容忍是自由,而权利对权力的容忍就是奴役。自由主义之父穆勒说:“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是没法成大事的。”

西方的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崛起,不如说是精神财富的崛起。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民主自由,他们将人类政治文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根本不可望其项背同日而语的。如果说古希腊是政治的发源地,那么英国就是民主的发祥地。从500年前的大宪章开始,克伦威尔共和、权利法案、宪章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可以说,英国权利社会建立的过程就是以民间暴力消解垄断权力的历史。阿克顿爵士认为,政府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德行、财富和知识,制造繁荣、强大和荣耀。如果后者成了政府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将吞噬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违反人们建立政府的初衷和目的。

权力社会一般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先是令人心醉神迷的乌托邦般的天堂理想,从而诱发狂热,而狂热则导致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最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远离政治,对社会冷漠。一双双跪倒的中国膝盖正映照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残酷与冷漠,折断的膝盖并不能换取一丝同情和悲悯。《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说:“自由制造个别的仇恨,专制则产生普遍的冷漠。”当下跪与乞求越来越远时,它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徒劳而廉价的羞辱与自我羞辱。

曾几何时,一座洁白昂扬的自由女神傲然屹立在共和国的广场。当血腥的暴力慢慢凝结成无耻的权力,卑躬屈膝的孔子咸鱼翻身,与禁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分庭抗礼,充分满足着数不清的中国膝盖。皇帝的精神教父已经隆重登场,皇帝时代还会远吗?在一个奴颜媚膝的中国,无论有权力的狼还是无权力的羊,都将在无处不在的权力下,在黑暗腐锈的偶像前,诚惶诚恐、匍匐蠕动。22年前愤然离开中国的刘再复先生说:“世界让他跪着的时候,他却要站起来,这就是人;世界让他站着的时候,他却要跪下去,这就是奴才!”

1935年12月,上海学生为声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而跪在市府前请愿,此事令鲁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鲁迅认为大学生的“长跪于府前”,比国土陨亡还令人羞耻。历史总是一遍遍的重演。22年前,又有一批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请愿,迎接他们的是钢铁的国家机器。

100年前,2000多年的中国皇帝终于臭街,天朝在人们的鄙视中崩溃,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老百姓站起来成为现代公民,中国人开始直立行走,这就是自由和权利。民国初建,孙中山在广州街头被一老者认出,老人急忙下跪,口呼万岁,孙连忙扶起,说现在是民国,不兴这个。延安时代,一个“民主党派”的人见到毛万岁,认定对方是“真龙天子”,连忙自觉下跪,毛抢前赶紧拉起。皇帝时代的结束使中国人的下跪就失去了自我羞辱的最后理由。即使疯狂愚昧的文革时代,红卫兵们将毛万岁视若神灵,但是从未有谁向毛万岁的肉身或者塑像下跪,除非极其生活在原始愚昧的野山沟里的农民。即使毛万岁将愚昧专制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对毛下跪也已经成为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当然,逼迫“四类分子”下跪是红卫兵的看家本领。

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期间,在北京下馆子只花了100元人民币,这令习惯了贪官污吏的中国人惊奇又感动;美国导演理查.安德森却对此事不以为然:“他花我们的钱,他还想怎么样?”

狼行千里吃肉,狗走千家吃屎。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格,否则就是枉披人皮的畜生,或者是披着人皮的狼,或者是披着人皮的羊。中国人的身体虽然直立起来了,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没有进化到直立行走。回看当下,官无担当,吏无廉耻,士无气节,兵无良知,商无仁厚,盗无侠骨,民无开化。一番末世的景象令人想起2000年前大汉帝国的崩溃:“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顔婢膝之徒,纷纷秉政。”常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走向共和”的100年后,中国公民终于在权力的淫威下匍匐在地沦为老百姓,中国人竟重新又回到了膝盖时代,和一个苟活在膝盖下的中国。正如周作人曾经讥讽中国的话:“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样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评论

  • 赵进斌 说:

    无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久前通过的关于修改身份证法的决定,在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依法查验:“(四)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马上就要实施了。依照这个条例,人民不出门便罢,只要出门在外,你随时都可能被警察以“重大活动”期间为由,被迫出示、被录像身份证,在警察冷漠敌意地盘问、拷问中,稍有言语不慎,极有可能被依法拘留、拘役。
    几乎与此同时,资深媒体人、原人民网江苏视窗执行总编辑陈杰人因“一个网民给全国人大关于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严重侵犯人权的公开信”公开在网上发出后,引起亿万网民的关注、理解、支持,他因“对政府批评过多”,是“政治不合作者”,近日被人民日报社下令解职。
    陈杰人在微博上说,“本人荣幸宣告:根据人民日报前天下达的通知,我的人民网江苏视窗执行总编辑职务已终止,理由是我对政府批评过多,是美国‘线人’,党的喉舌不能聘用‘不合作者’,包括人民网在内的人民日报系今后不得再聘用本人。”
    无独有偶,在媒体界有较好声誉的《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与他的团队近日也被整体解聘,朱顺忠在他写的“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的文章中详细披露了他和整个团队被整肃、解聘的过程。
    而颇耐人寻味地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日前在广州出席座谈会时指政府要擅用网络工具,积极“佔领”微博阵地。
    这一连串的事件表明,随着近日刚闭幕的六中全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喧嚣,主导文化宣传部门又一次举起了整肃舆论监督环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凭良知说出真相的新闻记者遭整治的事件接二连三、层出不穷,无情揭穿了法治中国的特色谎言。
    11月8日,是中国的记者节,据“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2010年度“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在178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八,有媒体学者称中国的记者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
    2011年1月30日,国际记者联会在香港就发布2010年”中国新闻自由情况”年报该年报罗列了去年中宣部或地方宣传部门下达的88项禁令。 国际记联表示,中国内地的新闻空间愈来愈窄。
    近年来,全国人大每一次审法修法,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到居民身份证法修改,都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置疑、恐惧。因为这些法律修改的宗旨不是扩大社会公民伸张正义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而是出于国家党卫军、公检法部门自私自利,进一步蚕食、逼仄公民仅存的可怜人身自由权利的空间。正如陈杰人在公开信中强调指出:事实上,纵观全球,不管是欧美等多数重要法治国家,还是我国台湾地区,都没有将指纹录入身份证中的制度。仅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其“户籍法”曾规定请领及补发身份证需要按捺指纹,被批评为侵犯人权,“司法院”**官因此紧急裁定暂缓于2005年7月起全面换发身份证,并于同年9月的**官会议做成解释,裁定《户籍法》中按捺指纹的规定“违宪”失效。
    按理说,在社会贪污腐化严重、法治不彰,导致民怨沸腾,富人、精英朝不虑夕,纷纷移民的举国颓败、惶恐的形势下,人大审法修法,为安抚民心,理应公开广泛征求民意,作出顺乎民心、符合时代潮流的修法的法律效力。但居民身份证法的快速修改通过立刻实施的动作表明,由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为主要成分组成的专制人治思维浓烈,多次对中外公开声明“五不搞”的全国人大,每每对扩大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自由的恶法条例修改,表现出速战速决的态势。它一手喋喋不休地宣扬建立特色法律体系,另一手同时在摧残法律的尊严与独立性,虽然他们动辄以中国“法治功勋”自居,但这个民族却日益堕落为世界上最贪污腐化国家之一,这代中国人将以贫乏枯竭的精神面貌和腐朽败坏的制度而留下恶名。
    这个冬季,一边是温家宝总理近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次会议期间,参观普希金母校朗诵《自由颂》借诗明志,一边是接二连三新闻记者、媒体被整治流放,时下的中国,民主正义屡遭腰斩,良知呐喊却唤来罪恶昭彰。诸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意,实在让人感到可笑,多少个四季轮回,中国依旧让人感到寒心、无望。
    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看一个社会体制是否正义,只要看其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如何分配就可以了,为此,他反复论述了如下两个基本的正义原则——
      第一,平等原则。社会制度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基本的平等自由(选举权和出任公职的权利),言论、集会、信仰和思想的自由;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法治观念中不受任意逮捕和搜查的自由,等等。
      第二,正义原则。任何形式的社会制度都无法完全避免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不平等现象的存在,社会正义的原则要求,制度必须对所有人都有利,它必须保证人们指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顺利地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求地位和权力必须对一切人开放,让具有同等才能的人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
    而我们这个动辄被宣称为和谐的社会,每天打开网络,“公仆”们被“三公”消费养育得性欲如火,不是不择手段的猥亵、奸淫女下属、小姐们,就是留下裸露丑态百出的网络照;官二代、富二代骄奢淫逸,横冲直撞、为所欲为,而遍布山岭、平原的农村荒芜被污染殆尽的残山剩水、留守老弱病残的艰难度日,让人唏嘘不已。举国城乡居民之间惊人的贫富差距、人民被人为分成三、六、九等的身份职业歧视,已经到了触目惊心、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仍然是个专制高压、泯灭人性的社会,仍然是道德良心沦丧、看不到宪政民主希望的国度。
    多年来,有良知的新闻记者、媒体人无休止的被整治,被迫流落港、澳、国外,互联网上时时刻刻被指令删除的敏感话题、敏感词,年年扩大通过的公安警察秘密检查、侦察、缉捕人民的肆意权谋的法律,让人民时时感到恐惧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噤若寒蝉的国度和氛围内,所谓鼓吹、制造出文化的“发展、繁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还是借用温家宝总理在参观普希金故居时所发出的心声吧:“我对普希金的认识,不仅是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他是在沙皇专制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颂》,他说我相信我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因为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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