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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当屈辱成为一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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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毛泽东强撑病体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权力不仅跟魔鬼一样凶残,权力也跟饕餮一样欲壑难填。权力是暴力与欲望的私生子。毛万岁用他疯狂而悲哀的后半生证明了权力的肮脏与恐怖。权力如同毒品,甚至比毒品更具诱惑力且更易成瘾,一旦沾上,就不可能戒掉,直到权力者生理死亡。权力就像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而个人自由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权力既具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又具有将自己绝对化的倾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往往也都是一些坏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而当他们掌握了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所谓领袖,即领子和袖口,常常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当屈辱成为一种荣耀
膝盖下的中国(二)

流氓的盛宴

秦始皇依靠强大的暴力将偌大中国置于他一人的掌股之间,从此中国就结束了原始平等的自由暴力社会,从而进入一个集权或者极权的流氓权力社会,并且每过一段总要重新回到正义暴力时代,社会进行重新洗牌,然后再进入一个新流氓的权力社会。流氓权力的彻底崩溃谓之乱世,流氓权力的彻底垄断谓之盛世,如此周而复始,暴力在垄断和崩溃中来回震荡,2000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摆脱暴力的诅咒。刘邦比秦始皇之所以更为成功,是因为刘邦是一个天生的流氓,流氓比屠夫更懂得将暴力转化为权力。

宋朝依靠军人哗变建立起一个流氓权力社会,这时高脚椅已经普及开来。大流氓也就是皇帝,他用酒杯剥夺了将军们的兵权,垄断了所有的暴力;皇帝叫太监拿走了大臣的椅子,垄断了坐的权力。“礼”开始成为一种宗教,叫做“礼教”。“礼”不再“尚往来”,而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至少皇帝保留了最后一点人类的尊严,可以不许知识分子做官,但并不禁止知识分子说话。梁启超在100年前说过:“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古典文明时代从崖山之后彻底结束。

元明清三代都是由一群最卑贱最落后的流氓建立的暴力体制,它们将流氓暴力主义发扬到极致,数百年统治彻底撕碎了中国人最后一点尊严。元朝是崇尚暴力快感的蒙古野蛮人建立起来的一个暴力社会,甚至算不上一个欲盖弥彰的权力社会。汉人全部都沦为任由奴役和屠宰的牲口奴隶,而知识分子则被视为与乞丐妓女并列的低等贱民。

朱元璋依靠对流氓暴力的整合统一从一个乞丐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新权力帝国的皇帝,他仇恨一切权力和文化。他解除将军们的兵权不再使用酒杯,而是用屠刀。他开天辟地扒下了知识分子的裤子。在一个称职的流氓看来,暴力不仅可以夺取人们的生命,更可以剥夺人们的精神。朱元璋极其鄙视权力,他将贪官的皮扒下来挂在官吏的办公室;他禁止官吏们下乡扰民;农民鼓打三通,官吏们就必须出来接受农民的诉讼。

当方孝孺被灭了十族,当张居正被抄了家,当袁崇焕被切成肉丝,将军们带着西洋火炮投靠了女真鞑靼。木头一旦做成了斧柄,就会砍削它的同类。这些野蛮的游牧人挥舞着着弯刀,冲向被红衣将军炮轰开的一座座城市。将未死的汉人们剃成光头,并在后脑勺留下小拇指细的一根小辫子。

据史载:女真兵惊奇地发现,“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女真兵遇见近50名青壮男子,横刀一呼:“蛮子来!”这些人就无一敢动。这个女真兵押着这些人,根本不需要捆绑,乖乖地走向杀人场,无一人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女真兵喝令:“跪!”呼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不愿意做奴隶的汉人都被砍掉了脑袋,活着的汉人将猪尾巴作为向征服者效忠的标志高高扬起。鲁迅说,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成了奴隶还万分喜欢。女真依靠军人和官吏的背叛入主中国,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些庸庸碌碌的民众与牛羊牲畜并无太大不同。如果不是奴役之用,他们定会杀个鸡犬不留;如果不是为了后代继续奴役,他们割掉的不会是汉人的头发而是生殖器。一般说来,亡国奴分为亡于外国人的奴和亡于本国人的奴,它们的恶果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是后者为甚,而许多人都对后者麻木一些。

人们常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标志着这个民族的良心。而权力者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和罪恶,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和罪恶。所以禁锢知识分子的文字狱与愚民的谎言常常成为权力社会的基本行为指南。言论自由权其实就是喊痛权。对女真统治者来说,奴隶连喊痛的权利都不存在。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当一群“不自由毋宁死”的书呆子以自己的鲜血打造一个《独立宣言》时,中国正是掀起文字狱高潮的乾隆盛世。乾隆自称为中国“十全”皇帝。乾隆骂大儒纪晓岚说:“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同时,乾隆坚决打击进京上访的“刁民”,以维护官吏们的权力:“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这是与朱元璋完全不同的一种流氓风格。

当屈辱成为一种荣耀

在以椅子为代表的中式家具达到巅峰状态的明清时期,跪这种身体语言竟然超越没有家具时代的坐。即使这样,明清两代“跪”的作用却截然相反。明朝的“跪”常常被作为一种以下对上的自虐式威胁手段使用,中国人即使地位低下,但人格凛然,毫不畏惧。无数大臣用长跪向皇帝施压,甚至不惜跪死。御史王扑以身殉职,被皇帝活活打死,死前犹对史官叮嘱:“某年某月某日,御史王朴直谏以死!”

清朝的“跪”常常被作为一种以上对下的惩罚手段使用。同样是“跪”,清朝时期,中国人的尊严和勇气早已被随着头发飘然而去,中国人已经完全被恐惧征服,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苟活”——像狗一样活着。因此对当奴才的人来说,被罚跪是很正常,而自我罚跪则体现出一种高尚的觉悟。而且奴才们一边接受惩罚和侮辱,一边深感荣幸。这对中国皇帝来说,奴役别人而别人还感恩戴德,没有比这种奴役更是奴役了。当人们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轻刑薄赋是奴隶最大的幸福:称颂功德是奴隶最擅长的文章;拜爵赐第是奴隶的无上光荣;丰碑高墓是奴隶最自豪的纪念。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从孟子时代开始,中国人并不认为做官是很好的事情,叔齐伯夷为了不做官宁愿饿死,介子推为了不做官宁愿被烧死,竹林七贤因为拒绝做官被杀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让我摧眉折腰事权贵”……从孔子到李白,当官并不丧失人格,甚至说从来都是与皇帝平起平坐的,甚至皇帝有时要拜官。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宋朝皇帝常常请大臣们进宫参加皇室御宴,与普通人家的家宴并无不同。宋仁宗时代的一次朝会中,寇准对皇帝出言不逊,皇帝气得拂袖而去,寇准竟然冲过去抓住皇帝的袍子将他拽了回来,直到朝会结束,仁宗哭笑不得。

到了元明清,特别是到了满清一代,官吏们已经沦落到非人的境地。做贼是拿生命来博取财富;做官则是拿人格来博取财富。做官第一件要事就是练跪功,见了比自己官大的就跪。一路跪过去,从刀笔小吏跪成封疆大吏,那就可以对着老佛爷练跪功了。”《凌霄一士随笔•卷六》中就说,翁同龢天天在家里练三跪六拜九叩头的功夫,他几乎把跪拜之礼当做如今的广播体操,用来锻炼身体。翁同龢贵为帝王师,虽然身怀绝技,且苦练基本功,但一般情况下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膝盖专为皇帝一人而生。为了施展下跪的才干,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请示多汇报。“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则拂然,常入报帝”(《四朝佚闻》)。“自强不息”的天朝股肱李鸿章也是下跪艺术的大内高手,据说李莲英“整蛊”他的“一家子”,命人将青石地板刻成沟槽,跟搓衣板一样,次日李鸿章向慈禧汇报工作,几个时辰下来,膝下血流如注,几成废人。如此视死如归,李大人这官当得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甲午年年的恩科状元张謇,刚刚做了翰林,就赶上天朝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全体在京官吏集体下跪接驾。“老佛爷”慢悠悠地尽情享受帝国权力精英的恭顺膜拜,平时牛逼哄哄不可一世的天朝官吏像狗一样,一跪就跪了两个多小时。天公很作美,似乎为了考验奴才们对主子的赤胆忠心,又是风又是雨,大人物们都跪在泥水里不敢妄动,一动或许就丢了所有的权力和荣华富贵,甚至性命。尊严与这些相比算得了什么。新科状元张骞进入体制的第一遭就变成了泥母猪,颇有志气的张骞一气之下挂冠而去,回家乡南通白手起家,成为中国早期著名的实业家。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干脆投奔了革命党。在蔡元培看来,尊严要比生命更珍贵,何况面包和富贵。

托克维尔说:“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权力统治只能依靠把人愚化、劣化和侏儒化来维系,只有把所有人变成精神白痴和智力脑残,只有打断所有人的精神脊梁和骨气、摧毁所有人的自尊和勇气,只有把社会环境败坏成高尚者的地狱、卑劣小人的乐园,它才是安全的稳定的。就这样,“人”被消灭了,正义也就被消灭了。清代女真统治者以剃发和下跪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反过来,剃发和下跪也成为充满中国特色的一种传统羞辱性惩罚行为。而且,这种羞辱模式在满清鞑靼倒台之后又被新的统治者继承下来。所以很久以来,任何被中国官方定位罪犯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被强迫剃为光头,并以暴力迫使其下跪。

在毛万岁时代,剃头之风席卷红色中国,无数“反动分子”被权力者强迫剃为光头,而且还以许多女人也被剃头,甚至被剃为阴阳头。而下跪则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狂欢,每当舞台上一群亢奋的革命流氓将一个“反革命”摁倒在地,跪在众人面前,中国革命就又取得一次胜利。为了使其跪得更彻底更到位,革命者发明了“坐飞机”等各种跪法,还要用细铁丝给跪者挂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铁牌。

即使当下,剃头和下跪仍是中国国家暴力的基本程序:作家谢朝平被跨省抓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剃成光头;昆明警察虐待性工作者的得意之作就是摁着她下跪。当官吏集团被告知,即使他们因“腐败”入狱也可免于剃头时,他们又一次深切的感到组织的温暖和自己不同于“普通老百姓”的荣耀。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斯文扫地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被彻底打垮。对中国人来说,从此就不再有什么个人荣誉感,为活而活,像狗一样匍匐着爬着活,再也站不起来。明清家具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不完全是一种生活的需要,而是极大的心理慰藉。特别是以坐具为主的明清家具,几乎成为一种宗教圣物。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坐成为一种奢侈品,坐是一种极为高贵的人生姿态。人们对坐的敬畏和崇拜最后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这种恋物癖导致了极为诡异的明清官帽椅文化和太师椅文化。在一个跪着的民族中,坐成为一种尊贵的特权,因此对坐的羡慕最终转化为对椅子的崇拜。

从驯服到反抗

当年李鸿章屠杀太平天国战俘时毫不留情,但数十年后却拒绝逮捕革命党人,他说:“我绝不做侩子手。”1898年,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他准备做一名舍生取义的烈士:“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在狱中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久,谭嗣同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宣武门外菜市口。临终时他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反抗专制暴力和流氓权力的历史,每一个独裁暴政的失败都是一次进步。对流氓主义的女真统治者而言,六君子的鲜血只是权力的防锈漆。他们相信,鲜血将带来更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流氓恐怖,让软弱愚昧的民众更加服服帖帖。权利从来都不能靠恩赐,权利是争来的。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那句响亮的口号:“巨人之所以显得巨大,是因为我们跪在地下,站起来吧!”从此以后,跪着的谭嗣同换成了站着的徐锡麟、林觉民、汪精卫。从蔺相如荆轲开始,中国从来不乏铮铮傲骨的大丈夫。

革命者徐锡麟杀死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恩铭后,苦战被捕。在清廷审判中,徐锡麟立而不跪。审判官联裕恐吓说:“尔知罪否?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锡麟大笑说:“恩铭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手指联裕道:“尔幸不死!”联裕震惊,几乎倒地。当晚徐锡麟被凌迟杀害。临刑前,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满清侩子手先砸烂了徐锡麟的睾丸,然后挖出他的心肝炒食,体现了流氓权力的非人性和无底线。

100年前,“少年不望万户侯”的林觉民在手帕上给怀孕的妻子留下《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林觉民给父亲的信很短:“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然后他义无反顾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不幸被捕遇害。在正气凛然的林觉民面前,就连侩子手两广总督张鸣歧也由衷赞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不可否认,汪精卫曾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和勇士。他要刺杀的是清国最高元首摄政王载沣,以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汪精卫计划先将炸弹埋在什刹海的银锭桥下,待载沣过桥时引爆炸弹,他和载沣同归于尽。刺杀不幸败露,汪精卫被捕,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曾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1910年4月25日,清国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案。汪精卫在法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视死如归使清廷意识到,革命者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害不仅不能吓倒革命者,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清国法庭以汪精卫“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死罪,判处永远监禁。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民办报纸争相转载。

次年武昌起义,帝国军队拒绝以暴力镇压民众抗议。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宣布抛弃这个流氓帝国。清廷统治者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清国第一号政治犯汪精卫出狱,首都各界1000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刺杀摄政王的义士。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随即去法国留学。4年后,袁世凯废除共和制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对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绝不容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汪精卫这才回国,参加了护国运动。

颇为讽刺的是,汪精卫因反抗女真异族而成名,最后却因投靠日本异族而名裂;先以刺杀摄政王而登上政治舞台,最后遇刺而一命呜呼。

暴力主义

如果探究一下家具的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都是极其贫穷的。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无数失地农民涌进城市,他们在地上铺上干草就可以睡觉,而很多人连干草都没有。锯子在欧洲出现得特别晚,直到中世纪晚期,贵族们才可以得到平整的木板,用来做珍贵的家具。

在煤炭和石油发现之前,衣食住行全部依赖阳光下土地的生长,燃料问题使木材在全世界都极度短缺。因此家具从来都是奢侈品。对当下中国人来说,有家具的历史不过区区30年。

在30年以前的很长时间中,大多数中国家庭是没有几件家具的,因此人们都习惯了蹲,而不是坐。蹲的历史无法考量,但蹲对坐的取代使跪从生活行为来说失去了意义。如果不能坐,那么人们就会蹲,而不是跪。无论吃饭还是排泄,中国人都是蹲着生活。据说蹲是中国人特有的动作,对没有蹲这种习惯的西方人来说,他们还是将跪作为对坐的替代。

随着家具在最近30年的迅速普及,中国人逐渐失去了蹲的传统,与西方人一样学会了坐,甚至连出恭也可以坐着处理,因为抽水马桶已经开始普及。恰恰是在这个家具普及的时候,中国开始出现跪的回潮,下跪事件层出不穷。这让人想起,明清的椅子文化繁荣之下,中国的流氓精英们同样将下跪文化发扬到极致。

100年前,随着清廷崩溃,延续了2300多年的中国皇权社会也宣告寿终正寝。中国人失去了皇帝,或者说失去了跪的对象,这使中国人的膝盖一时变得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办才好。在孙中山看来,流氓的权力社会一完蛋,接下来就是文明的权利社会。1912年4月20日,刚刚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乘船到福建考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和水面上的大小船只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纸旗和布条。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并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封建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

孙中山提出以“民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然而跪惯了的中国人并不懂得平等,他们向往的不是不跪的感觉,而是被跪的感觉。他们仇恨被跪的人,“敢怒不敢言”,之所以仇恨,是因为被跪的不是自己,而不是自己下跪本身。所以孙中山失败了,而毛万岁成功了。正如革命领袖列宁所说:“对于那些从小挨饿,一辈子都在暴君的压迫之下呻吟的人们,他们要战争,他们要设法摆脱奴隶状态。世界将再次血流成河,财主们,不分男女老幼,他们将一再地遭到屠杀,碎尸万段,世界将再也不容他们造孽为害。”

毛万岁引领大家回到了暴力自由平等的野蛮时代,“打土豪分田地”,暴力美学与革命快感相互交融。没有什么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更难抗拒的了,因为它可以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地、迅速地和顽固地去实现独夫的意志。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使大家都看到了正义的曙光,不破不立,砸烂一个旧社会。旧权力的秩序被彻底撕碎,暴力使中国又回到了一个平等的野蛮时代。革命是穷人的鸦片。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要灭亡。

波兰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指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60多年前,一个暴力创建的新中国诞生了。毛万岁就像姜文那样叫人们“站起来,不许跪!”他仇恨一切权威和权力,任何与权力有关的东西都被他送进暴力的粉碎机,包括国家和国家主席本身。这一切暴力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正义。在自诩正义的毛万岁看来,权力不过是“纸老虎”,“炮打司令部”,“打倒当权派”,任何不公平和不平等都是不正义的,而这个世界只有暴力才是公平的正义的,因此暴力战胜了一切,也战胜了正义本身。为革命而革命,革命本身就正义。革命只关心破坏,革命从不考虑建设。

毛万岁用一轮又一轮的暴力运动涤荡着权力社会的形成,他反对不平等和奴役,反对权力和羞辱,然而他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更加不平等的奴役之路,崩溃的权力和失控的暴力使每个人都变成一个侮辱者或被侮辱者。仇恨成为无数中国人最为高尚最为革命的情怀。良心和知识分子遭遇到数千年来空前绝后的迫害,暴力剥夺了人们最后一点底裤。中国回到了流氓的权力社会最深处。

权力不仅跟魔鬼一样凶残,权力也跟饕餮一样欲壑难填。权力是暴力与欲望的私生子。毛万岁用他疯狂而悲哀的后半生证明了权力的肮脏与恐怖。权力如同毒品,甚至比毒品更具诱惑力且更易成瘾,一旦沾上,就不可能戒掉,直到权力者生理死亡。权力就像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而个人自由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权力既具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又具有将自己绝对化的倾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往往也都是一些坏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而当他们掌握了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所谓领袖,即领子和袖口,常常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