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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礼时代的暴力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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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跪从感恩尊重道歉开始,逐渐发展到乞求,后来全部变成了一种羞辱。跪至此成为权力时代一种不可或缺的“礼数”。流氓文化将中国人被分为“小人”和“大人”,自称“小人”的人向“大人”下跪。一个从下向上下跪,从上向下扇耳光的流氓中国就这样形成了。

礼时代的暴力与正义
——膝盖下的中国(一)

我们已习惯了黑暗,以为黑暗就是光明;

我们已习惯了卑鄙,以为卑鄙就是高尚;

我们已习惯了谎言,以为谎言就是真理;

我们已习惯了死亡,以为死亡就是活着;

我们已习惯了苟安,以为苟安就是平安;

我们已习惯了耻辱,以为耻辱就是尊严。

——于仲达《铁屋中的呐喊》

批判某一个人的缺点,说明你是一个泼妇;批判整个人类的缺点,说明你是一个思想家。如果说电视是大众艺术,那么电影无疑是一种精英艺术。从电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所谓精英其实是少有大师的,多的只是大腕和大佬。

电影是大师的舞台,黑泽明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10年前,张艺谋模仿黑泽明的《罗生门》弄出了一个暴力美学的习作《英雄》;10年后,姜文模仿黑泽明的《七武士》弄出了又一个暴力美学的习作《让子弹飞》。

人是一种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却永远也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不幸动物。正如德国谚语云: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真正的大师首先是一个人,他时刻关注的都是关于人的东西,人性才是他唯一的永远的艺术命题。中国是没有大师的,因为在中国人眼中是不存在人和人性的,这里只有权力和所谓阴谋的中国式政治。但中国不乏化腐朽为神奇的电影巨匠,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桑骂槐借古讽今的隐喻功夫,以此在中国这片终年见不得阳光的泥土中顽强生长。

黑泽明的《七武士》讲述了一个近代日本崛起故事:可怜的日本农民遭遇土匪的威胁,于是他们共同出资邀请来7位武士,教习他们御敌之道。经过学习启蒙,这些蠢笨的农民终于战胜了土匪,也战胜了自卑和恐惧,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至于武士,要么已经战死变成坟茔,要么就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姜文的《让子弹飞》讲述了一个近代中国革命的故事:可怜的中国农民被“禽兽、畜生、流氓、寄生虫”黄世仁欺压蹂躏着,这时来了一个土匪张麻子,他率领6位土匪杀死了黄世仁,中国农民扬眉吐气了……然而暴力革命最大的不幸在于它的流氓性和野蛮性,它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假以时日,或者土匪、或者“有九种办法杀人”的“武状元”就会成为第二个黄世仁,鹅城还是那个鹅城,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作为一个生在红旗下、充分享受到毛万岁“阳光灿烂日子”的“革命家庭”一员,姜文毫不讳言他是一位毛万岁的崇拜者。从某种意义上,这部电影就是姜文献给自己偶像“毛润之”的一份充满激情和伤感的怀念。中国传统上常常将土匪称作“胡子”。毛万岁是不长胡子的,姜文用革命的胡子向圣徒切•格瓦拉致敬。一切权力和财富都是罪恶和不正义,只有暴力可以终结这一切罪恶和不正义,这就是革命。格瓦拉需要的是正义而不是政治,因此他不需要秩序,甚至说他反对一切秩序。当革命重新建立了一个红色古巴的新秩序后,他只有离开,然后在玻利维亚森林中像一个圣徒那样死去。从此他成为革命的耶稣基督。

电影中的姜文是一个双重角色:土匪张麻子和革命者“张牧之”。这两种角色经常根据需要互相交换,时而是土匪,时而是革命者。现实告诉他:在中国(鹅城)要活下去就要“跪着”,但他却在“山里”“站着”活惯了,也非要在中国“站着”活下去。他不仅自己拒绝“跪着”,也反对所有的中国人“跪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土匪放下官印,拿起枪,因为“权力不好使,暴力才好使”。 面对他的枪杆子,果然“官职比你官大”的武举人和无数赤贫的中国人都跪下了,乞求土匪(“青天大老爷”)可以容忍他们跪着活下去。土匪的B面——革命者一边打枪一边骂道:“站起来,不许跪!”正如毛万岁在天安门城楼上所言:“中国人民站起来!”

向牛羊学习

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都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天地之间,人类是唯一直立行走的动物,并没有跪的任何动物性理由,因为跪这种姿势仅仅出现在牛羊一类食草性的偶蹄哺乳动物中,灵长目并没有跪的习惯。牛和羊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小牛小羊落草初生要吃奶,往往前腿下跪接受牛妈妈羊妈妈哺乳。当牛羊被人类屠宰时,牛羊因为恐惧也常常会不自主地下跪,甚至哀鸣着流出眼泪。

鲁迅说过: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中国人最早跪的来源应当是以跪代替坐,跪就是坐。因为没有家具,以跪的姿势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直起身子,这就是常见的半休息状态。后来随着孝文化的滥觞,跪逐渐被引申为5种意思:

第一种是崇敬感恩。人类仿模牛羊的跪,以表示感谢对父母的哺育之恩。牛羊孕期衔草,幼雏降生落到柔软的干草上。中国也有“跪草”的传统,即丧母时需跪在干草上守灵7日,以谢母亲生育哺乳之恩。这种感恩推而广之,就出现了跪的滥用,任何感谢都要下跪才能显示诚意。

第二种是乞求。人类的跪与牛羊在本质上是一样,牛羊吃奶就是一种乞求的行为,因为牛妈妈羊妈妈或许会拒绝喂奶。总的说来,牛羊一生只跪两次,哺乳期需要下跪乞求吃奶,死前下跪乞求饶命。相比之下,人类的下跪很性欲一样则不受限制。毫无疑问,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吉尼斯记录。

第三种是尊重,这种跪主要是单腿跪。中国新人拜天地中“夫妻对拜”、江湖儿女的兄弟结拜、中国传统礼仪中的单腿跪地“请安”、西方骑士时代的求爱之跪,都属于尊重和郑重的礼仪。

第四种是忏悔。这种跪常见于宗教活动中,人对神灵或者死者的罪恶感。廉颇对蔺相如的负荆请罪也属于道歉认错。

第五种是羞辱。如果说前四种跪都是自发的主动的,那么第三种就是强加的强迫的。以对方下跪来显示一种奴役、惩罚和征服。下跪者则显示其臣服之心。这种跪是前两种跪的引申,由自觉转向不自觉,由自愿转向被迫。由感恩、乞求转向被羞辱。下跪使其比正常身高“矮下半截”,如果在加上双手拄地俯身叩头,那么跪着的人几乎成为一个四肢动物,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可以一下子使自己得到一种“人”的尊严感和被尊重感。这种羞辱最典型就是岳飞庙前的秦桧跪像,人们以跪着的秦桧塑像来羞辱皇帝的替罪羊秦桧。中国传统上处决犯人也是让其跪着离开人世,即使现在,被枪毙者也是跪着引颈就戮。

中国人的跪从感恩尊重道歉开始,逐渐发展到乞求,后来全部变成了一种羞辱。跪至此成为权力时代一种不可或缺的“礼数”。流氓文化将中国人被分为“小人”和“大人”,自称“小人”的人向“大人”下跪。一个从下向上下跪,从上向下扇耳光的流氓中国就这样形成了。

王小波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下跪有SM的隐喻:“洋鬼子见到中国人给人磕头,心里兴奋得难以自制:真没法想像有这么性感的姿势——双膝下跪!以头抢地!!口中还说着一些驯服的话语!!!他以为受跪拜者的心里一定欲仙欲死。听说臣子见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礼,他马上做起了皇帝梦:每天做那么快乐的性游戏,死了都值!总而言之,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只可惜他是个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

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是身体的历史,下跪是中国人身体的基本姿势,甚至为此专门发明了一种“髌刑”,也叫“刖刑”,就是挖掉膝盖,使其终身不能站立。孙宾享受过这种待遇后就被叫做“孙膑”了。权力社会是一种流氓的等级社会,引而不发的暴力以恐怖和威胁支撑着权力运行,权力者掠夺和奴役无权力者。无权力者为了在权力的淫威下生存,必须显示自己对权力的恐惧臣服和对自身暴力的放弃,下跪就是这样一种充分的表白方式。

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去污染较少的藏区旅游,经常会看到一步一长跪的虔诚佛教徒。对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这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几乎就是愚昧和落后——有那个时间,可以去赚很多钱;这样跪又没有人给钱,有何好处?中国人从来只会对权力下跪,对金钱下跪,所以中国人不会理解神灵、神圣和信仰。中国人即使给关公塑像下跪,也是为了得到现实的好处。

在动物界中,弱者以匍匐表示臣服,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在人类社会中,下跪作为一种臣服姿态是没有国界的,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共同语言,但只有权力时代悠久的流氓主义中国才将这种语言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礼时代的暴力与正义

人类从站起来那一天开始才算彻底脱离了动物。人这种直立行走的双足动物经过几百万的发展,才成为一种最为高贵的人类。站立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证明。

在锯子发明之前,人类几乎是没有家具的。因为制作一块平整的木板极其艰难。在春秋战国之前,连铁器都尚未普及,更何况家具。在一种简陋的物质条件下,人类的文明以“礼”的方式存在,就如同没有新衣服的人用朴素整洁来显示文明。“跪”是人们的基本坐法,《释名》云:“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阢也。”当时中国人坐的标准姿势实际是跪,即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正襟危坐实际就是跪得笔直,以示严肃。这种坐姿一直延续到唐朝的胡床传入。当时随着佛教的兴盛,盘腿坐逐渐取代了跪式坐姿。宋代以后木工工具已经完备,家具式样发生革命性变化,甚至人们的双脚也离开了地面,椅子桌子上都有放脚的踏板。人类文明似乎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实上,物质的文明并不必然导致精神的文明。“礼”兴起于春秋时代,然而“礼”的基本原则却是“尚往来”,文明必须相对于文明而言才有意义。“礼贤下士”是中国“礼时代”的基本社会文化。周文王甘愿做渔夫姜太公的车夫绝对不只是一种传说,实际上直到盛唐时代,臣下对君主施礼,君主也是要还礼的。而汉刘邦为了聘请穷书生韩信,需要斋戒沐浴更衣筑台拜帅,才能显示其诚意。刘备三顾茅庐聘请一个山野村夫更是成为千古佳话。对中国古人来说,“礼”首先是一种文明和秩序,但并不必然象征着不平等。

《史记》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暴力时代“礼”的典型案例:

赵王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因“怒发冲冠”“完璧归赵”而成名的蔺相如“跪请秦王”并不能打动秦王,“秦王不肯击缶”。但当蔺相如怒道“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在野蛮的暴力面前,秦王的流氓权力终于认输了。可见对不讲道理的流氓来说,以礼待之纯属对牛弹琴,只能以最原始的暴力手段使其承认“礼”的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一段最为自由的中国。这个自由模式下的暴力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最为灿烂的出处。对当时傲骨迎风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仰视,除非你跪着。尽管“春秋无义战”,但那时的中国是正义的中国,舍生取义者不计其数。《战国策》中有一名篇《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侵染的蒋介石在教蒋纬国少林拳时曾说:做人最要紧的,是在“忍”字上下功夫。忍,不是逆来顺守,更不是弱势的挨打不还手,而是要在奋斗中咬紧牙关,永不放弃。始终面对敌人,即使被敌人打败,也只能倒下去,决不能屈服蹲在地上,丧失气节……

作为儒教的始作俑者,孔子无疑将“礼”发展到近乎变态的程度。他在《论语》中说:“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沒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孔子在朝中,对下大夫直言不讳,对上大夫和颜悦色,说些点到为止的套话和“官腔”,对于君王就先一番大礼,然后赞颂再赞颂,直身行几步,如此反复,如同朝圣。《说文》:“踖,长胫行也。”即跪地行走。

孔子进衙门时,低着头弯着腰,其姿态好像无地自容。既不敢在正门停留,也不敢从正门步入朝堂。每当路过在职的官员,抖起精神,走路也不敢迈开大步,打招呼低声下气。到了朝堂,拽拉衣袖,整冠齐备后才能进入,低头哈腰,连大气都不敢出,而立在其位上。要参政议事,“奏本”出列,在官员等级的站位上退后一个等級,表情庄重。提出议案时,语气柔和再柔和,得到君主的同意后,才沒有等级差别,而直接来到君王殿前,这时动作要快。奏本完毕,归位时,要施大礼谢恩,伏地跪拜而退。

孔子见君王施跪拜大礼,因为君王为“九五”之尊。由于“九五”贵贱文化的传承,传统的等级观念而根深蒂固。由于“克己复礼”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凡当官的没有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正因为如此,稍有头脑的人类都应该知道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官吏集团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因为它可以強化专制权力,强化中国社会的贵贱等级。让天下平民自认为“命贱”,就应该俯首帖耳的当牛羊,任其奴役。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