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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专制——杀人如草不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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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1988年10月出生于湖北的一个小山村,祖辈以执教谋生,长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

如果说,纳粹主义控制下的极权德国是通过对外战争来屠杀人民;那么,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后极权中国则是通过对内毒化来戕害民众。前者对人民肉体的伤害罄竹难书,后者对人性的扭曲则令人发指。前者为了元首的个人野心而让全德国人充当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炮灰,后者为了领袖及其权贵家族的利益而把全中国人都变成只能吃饭不能思考的猪仔。二者都完成了对民众的屠杀,前者是对人肉体的屠杀,后者则是对人心灵的扼杀,只是后极权的专制中国把这个屠杀完成得更为隐蔽,更悄无声息,甚至到了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化境。

前天,温州动车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在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透露,技术层面的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已经于九月底完成并递交,调查结果颠覆了此前认为信号技术存在缺陷导致事故的说法,并提出组织和管理不善是动车事故形成的主因。

王梦恕强调,是当地管理部门没有将设备进行很好的管理和使用,造成设备损坏出现故障,加上故障后人工操作不当,酿成了最后的惨剧。他称,“经过调查和实验,动车信号技术和设备可以说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员和管理的问题。”

之前坊间传闻,调查组认定事故原因是车站控制中心信号系统“存在设计缺陷”,遭遇频密雷击时发出错误信息,因此才导致惨剧的发生,此消息一出,舆论沸沸扬扬,有媒体甚至用《温州动车追尾原因查出系天灾 谁都没责任》的标题来讽刺事故调查组。因此,这次王梦恕称“技术没有问题,主要是人的问题”,引来舆论力挺,网友纷纷称赞其讲真话,没有帮铁道部开脱。

然而,事实真就如此吗,仅仅只是人员的问题和管理的疏忽吗?

之前就有业内人士爆料,研发信号系统的央企中国通号集团旗下的全路通号为赶工期,在设备未经相应测试就投入使用,出厂前的两批产品都没有许可证。而甬温线2009年开通后,硬件安装故障频生,工程人员曾上报全路通号要求整改,但不获跟进,反而边修理边营运。在事故发生之后,各方在具体管理责任认定上,一度出现激烈争论。

正因为在具体责任的认定上没有统一意见,所以自九月底提交了动车事故技术层面的调查报告后,有关责任认定和处罚的余下报告却一直不见踪影,直到最后的截止日期还欲遮还羞,事故原因至今扑朔迷离。

据王梦恕说,有关责任和处罚的问题要等国务院的批复后才能公布。在国务院的眼里,既然事故已经发生了,逝者已矣,当下唯一需要挽救的不是重伤的旅客,而是执政党的光辉形象,所以事故报告的公布日期被一推再推,而这正是各方利益集团博弈、各方力量权衡的结果。连王梦恕自己都说“原来一直说事故是技术问题,但现在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组织管理问题。现在调子已经改变了,改变以后就要再去查这些问题(组织管理和人员方面)了。”难怪事故的判定一直悬而未决,原来是等着国务院给事故处理定“调子”去了,这对于之前还对事故调查组抱有幻想的人无疑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遇难者亲属是再一次无情的打击,更是对已经逝去的同胞又一次残忍地扼杀。

联想到“7.23”事故发生后,一时舆情汹涌,总理温家宝不得不信誓旦旦地表态,“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肃认真地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抓紧查清事实,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调查处理工作要公开、透明,结果向社会公布,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民众苦等了四个月,却等来王梦恕的一句“调子已经改变了”的交代。

更为蹊跷的是,就在《京华时报》刊登王梦恕关于动车事故责任新论调的当天晚上,王梦恕公开表示,他并不掌握事故调查的全面情况,有关内容只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并表示“媒体报道的内容与他个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安监总局政法司的工作人员更是把相关报道斥之为“媒体断章取义”。当晚9时许,王梦恕在央视《东方时空》节目中表示,自己虽然被聘为“7•23”动车事故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但因为工作繁忙,并没有全程参与调查,所以对事故调查的全面情况,尤其是最终结论以及事故调查报告是否上报的情况并不掌握。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作为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缘何出尔反尔,并自诉委屈,称其看到媒体的报道和网上相关消息后,自己感到吃惊和不安。可笑的是,专家调查组的副组长居然都不能掌握事故调查的全面情况,那事故调查的全面情况到底由谁掌握呢?

答案自然是不言自明。在中国这么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独立新闻监督的缺位造就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厚黑官员。所以,每当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面对死去的遇难者,面对垂危的伤者,那些官员还敢在电视新闻上堂而皇之地大谈政府善后之迅速、措施之妥当,并表示,一定会彻查事故原因,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交代,又一个信誓旦旦的交代。是的,我们一直在等政府答应给我们的交代,可是这个交代不但没有等来,反而有更多的事情却需要政府交代,于是我们在等待一个又一个的交代中变得麻木,变得冷漠,甚至变得犬儒,变得玩世不恭,变得精明世故。

再联想到几天前的16号,甘肃正宁县的21名孩子倒在了已经严重变形的染血校车之内,如果我们的记性好为好一点的话,我们还可以想起三个月前的9月9号,湖南邵阳的12名孩子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之中……

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惨痛的回忆没有被唤醒?这个国家的孩子怎么就这么可怜!有谁给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一个交代?难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仅仅就只是报刊上醒目的标题和政府事后象征性的赔款数额吗?

很难想象如此重大安全事故能频繁地发生在一个号称有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家,很难想象在发生一连串的重大安全事故之后,对事故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官员居然还能以父母官、救世主的姿态俯身倾顾地向重伤的民众炫耀自己善后的得力和处理的妥当。就算在群情激愤之时,高层领导偶尔也会甩下一两句“狠话”,可哪次不是只骂基层官员,却为这个制造悲剧惨剧的制度开脱呢?

事故过后,一切又恢复常态,依旧是该骗的骗,该瞒的瞒,该镇压的镇压。甚至就在处理事故时,官员就迫不及待地庆祝“伟大胜利”,为自己的善后工作歌功颂德了。如此官员,如此政府,如此制度,简直是拿脸当屁股,自私残忍到极点,其厚黑与无耻,旷世未闻。

这次王梦恕就因为打了一下擦边球,称事故的原因有管理方面的问题,就因为这么一句带着几分良心的话,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相关官员马上出来“澄清”,官方媒体也赶紧出来辟谣,就连王梦恕本人也不得不出来“正本清源”。这个制度的强大与无耻可见一斑,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它绑架,被裹挟着,每天说自己不愿说的话,做自己不愿做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总有如此频繁的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因为这个罪恶的制度从根本上漠视鲜血,蔑视人性,轻视生命。所有的罪恶,与其说是天灾、是意外、是设备失灵、是操作不当、是管理疏忽,还不如说是制度的惯性使然。在专制制度下,政治不透明,官员只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罔顾民意,漠视甚至轻视生命,才是各类惨烈事故频发的根源。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已经远远不是毛时代的极权中国。在毛时代,极权者的意志贯穿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甚至连梦都不敢做错。而如今,民众的私人空间已有了很大的扩张,只要不去触及政治高压线,一般都能“独善其身”。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许如今的社会没有了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和惨无人道的残酷镇压,但后极权的软刀子杀人比起极权社会明晃晃的屠刀更具有隐蔽性和破坏力。

专制就如同空气和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专制制度下,我们就还受着它的戕害,它毒害我们的灵魂,扼杀我们的思想,摧残我们的身体,这种无处不在的毒素已经侵入我们民族灵魂的骨髓,成为我们血液里一种如影随行的因子。在这种毒素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残忍,为了让官员胯下有更舒适的公车,我们用近乎残忍的方式把几十个儿童塞进像纸糊一样的“校车”,可谁有能想到,这种校车只能是把孩子送上不归路的灵车;为了让煤老板可以包更多的二奶,我们可以一再降低安全标准,把矿工丢进幽深阴森矿井,任凭他们的亲人嚎哭……

或许,如今的中国不会再饿死几千万同胞,或许今天的中国不再让学生血溅街头,但今天的中国却时时都在发生或大或小的车祸、矿难、自焚、沉船以及各种悲壮而惨烈的群体事件。在这些悲剧惨剧中死去的人们也有妻儿老小,他们也曾经怀抱梦想,也同我们一样,都希望过上安稳哪怕是贫穷的日子,只求可以安全地活在这个美好却又无比残酷的世界上,可就是连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都成了奢求,他们被这个社会无情的抛弃,被这个制度残酷地淘汰。

至此,我们还能对这个独裁的制度抱有希望吗,我们还能寄希望于这个冷血的政府吗?如果说“7.23”事件敲响了铁道部的丧钟,那被掩埋的和谐号则奏响了独裁制度的崩溃的前奏。无法抵达终点站的和谐号,无法到达学校的校车,无法靠岸的渡船,专制幽灵盘旋之下的中国航船,永远都到不了应许之地。

如果说,纳粹主义控制下的极权德国是通过对外战争来屠杀人民;那么,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后极权中国则是通过对内毒化来戕害民众。前者对人民肉体的伤害罄竹难书,后者对人性的扭曲则令人发指。前者为了元首的个人野心而让全德国人充当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炮灰,后者为了领袖及其权贵家族的利益而把全中国人都变成只能吃饭不能思考的猪仔。二者都完成了对民众的屠杀,前者是对人肉体的屠杀,后者则是对人心灵的扼杀,只是后极权的专制中国把这个屠杀完成得更为隐蔽,更悄无声息,甚至到了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化境。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