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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彪:最能摧毁人的,是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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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人的精神。但太多的苦难,只能毁灭一个人的所有尊严和自信。

人间的苦难,大多数是人整人造成的,真正属于天灾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人祸。

任何人为的苦难,对人类而言,都是噩梦。

苦难不值得歌颂。苦难应当避免。

如果因为极少一部分的人在苦难中依然作出了成就而歌颂苦难,那就是自欺欺人,那就是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就是助纣为虐。

看唐僧师徒四人的经历,不但一个个都在苦水中泡过,取经路上的日子也是风餐露宿,饥寒交迫,险象环生,苦海无边。

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奇怪的想法,就是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是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云云,好像只有苦难才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

苦难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人的精神。但太多的苦难,只能毁灭一个人的所有尊严和自信。孟子说,大丈夫必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能够做到的,人世间又有几个?太多的苦难,只会剥夺生命的质量,摧毁人的意志,摧毁人的自尊,摧毁人的理想,摧毁人的信念,摧毁人的思想,而只有极少数有大志而且意志特别坚韧不拔的人、才华特别丰富的大才、奇才,才有可能逆水而上,成就梦想。

唐僧的苦难,同成就他的事业并无必然联系。他如果小时就有天伦之乐,未必就不会读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并非出身贫下中农,而是一个既富又贵占尽人间好事的王子。孔子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出身,但也是贵族后代,是个自由民。当然,真实的唐僧本人玄奘法师,出身官宦人家,家境并不贫寒。即便如书中所言,如果玄奘的父亲不被杀害,他就不会做一个悲苦的江流子,作为状元之子、丞相外孙,就会得到最好的教育,哪怕不能成为一代高僧,也会有一个幸福的前半生。如果一开始就有良好的教育,成为高僧大德的可能性应该更大。牛黄是名贵的中药,但牛黄的产生,是因为牛得胆病的结果,我们并不能因为要牛黄而歌颂胆病。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一个筋斗能翻出十万八千里,这些不是因为苦难才得来,而是他师拜须菩提祖师,在环境优美的须弥山学习十一年的成果。孙悟空的苦难,那是压在五行山下的五百年。这苦难给他带来了什么?是驯服、奴化、忍耐和逆来顺受。在五行山下的时间里,孙悟空的法术并没有提升,只是不羁的精神日渐消磨,只有活跃的创造能力的逐步萎缩。猪八戒的苦难是贬到人间为猪,取消了天廷的户口,从一个天廷的高干,变成了丑陋的妖怪。为什么惟有猪八戒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因为他连一个人的模样都没有了,是尖嘴大耳的猪怪了,他的人生没有了尊严。

为什么闹革命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穷乡僻壤?为什么做人肉炸弹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多的少年犯都来自单亲家庭或者留守儿童?为什么含冤怀恨、冤气冲天的人容易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走极端?太多的苦难,只会扼杀希望,扼杀明天,让人变得麻木,变得认命,变得驯顺,变得懦怯,变得没有尊严,变得多疑多恨,变得敏感脆弱,变得焦虑恐惧,更多的是培养了冷酷寡情和无诚无信,更容易变为社会的敌人,只有极少数特别优秀的人,才会变得仁慈和宽容。但这是异数,是买一张彩票就中了五千万元的大奖,是跌倒在地却捡到了金元宝,是刚出家门就被天外的UFO接上飞船,是特例,不是通例。

人间的苦难,大多数是人整人造成的,真正属于天灾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人祸。即便是天灾来临时,雪上加霜的,永远是人类自身。战争是人类最大的灾难,但它是人类一手创造的。多数灾难(如洪涝干旱等),只要当政者能以民为本,积极救助,是完全可以降低损失的。“朱门酒肉臭”是“路有冻死骨”的前提。“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饿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但粮库里并不缺粮(更多的支援亚非拉世界革命去了)。唐僧的苦难缔造者是强盗刘洪,但如此大案没人破,一个强盗居然高居庙堂冒充状元为官十八年而无人知,至少说明,大唐的治安状况有问题,干部的考核制度有漏洞,整个吏治有问题(一个近乎文盲的强盗能自如地应付于官场十八年,可见政风之劣)。

孙悟空的苦难缔造者,严格说来,是玉帝本人。一个社会如果不给平民提供积极向上的渠道,迟早要出乱子。孙悟空虽然出身寒微,但毕竟有能力有水平,但玉帝和他所创造的天廷,却大材小用,只让他当个马夫,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虽说封了齐天大圣的空衔头,却又不给他相应的待遇,连一张蟠桃大会的入场券都没有,谁能咽得下这口气?这种以资历、出身定位置的用人机制,肯定不能和谐。即使没有孙悟空出现,迟早会有张悟空、李悟空、王悟空等来叫板。猪八戒的苦难之所以产生,固然有他自己的原因——以天蓬元帅之尊,调戏嫦娥,犯了作风问题——但这种错误,给个警告、记过处分就差不多了,但居然“双开”了,还被罚下凡界为猪,这明显是罚不当过。有的神仙到下界欺男霸女十几年的,几乎都能回去上班。这能让老猪服气吗?沙僧原本是玉帝的侍卫官,职官是卷帘大将,却只是为打碎了一只琉璃盏这样的小过失,竟然要下凡做妖怪,每七天还要受刀刑穿胸百余下。比起孙悟空的打碎天堂的所有殿堂庙宇、亭台楼阁、瓶瓶罐罐来,简直是不值一提。相比于猪八戒,对他的处理也是偏重。尽管沙和尚沉默寡言,但他心里会平衡吗?

苦难不值得歌颂。苦难应当避免。尽管苦难来了,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面对,但我们能否更多地分析一下,哪些苦难是可以避免的?哪些苦难是可以减少的?

我们不能因为屈原创作了《离骚》,就要感谢楚怀王对他的流放;我们不能因为司马迁写出了《史记》,就要感谢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我们更不能因为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就认定贫困能造就艺术巨匠。司马迁能写出伟大的《史记》,不是因为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而是他本来就有理想有才华。否则,就难以反证,历史上受到宫刑的人将近百万,为什么却仅有一部《史记》?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饱读诗书。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第一号天才和全才,无疑是宋朝的苏东坡,他出身富裕人家,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一生虽说宦海沉浮不已,但一直是国家的中高级干部,生活有保障、家庭生活非常幸福。中外历史上,绝大部分作出成绩的人,都少有苦难的折磨。“吹尽狂沙始到金”,是因为首先有金,否则,狂沙吹尽,还不照样是狂沙?如果苦难能“玉汝于成”,那么,咱们中国就不应该是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是需要大力向人家学习的三等生。因为就苦难而言,除了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的苦难都是外人造成),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所经受的苦难更多样、更丰富、更沉重、更无边、更长久,更叫人欲哭无泪,更如黄河之水五千年滔滔不绝绵绵不断。

任何人为的苦难,对人类而言,都是噩梦。

如果因为极少一部分的人在苦难中依然作出了成就而歌颂苦难,那就是自欺欺人,那就是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就是助纣为虐。我们看那些中国的名人传记,为什么总是那么煽情地夸大传主的不幸和苦难?好像非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光荣、伟大与不同凡响。难道我们这块东方的土地就只能绽放苦难的黑色之花?这是不是刚好落到苦难制造者设计者所需要的臼套之中?歌颂苦难,鼓励苦难,怀念苦难,会不会让大家都变成一个个的受虐狂?而那些苦难的制造者们,却由此可以逃避惩罚而变成恩主,同时将所有的人变成驯服的顺民。这不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最好结果吗?

经受太多苦难的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只能选择放弃尊严、放弃理想、放弃抗争、放弃自律。一个苦难不断的人,是很难保持创造力的;一个苦难不断的民族,哪有可能富有创新精神?常常“七八年再来一次”,谁能禁得起这样的折腾?

为什么太多的中国人,总在灾难来时说“我忏悔”,而在灾难过去时说“我控诉”?太多的苦难,早就消磨了绝大多数人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我们剩下的创造力,就只有赵本山式装疯卖傻的《卖拐》和张艺谋式虚张声势的《满城尽带黄金甲》!

孙悟空们在一个个的苦难面前坚持下来了,最后的形象是佛。但原先那个活性的充满灵气和自由思想的精灵,却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了。

生龙活虎的孙悟空从压在五行山下的时候起,即已死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