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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俊:北外的乔木君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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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乔木的失败会导致官僚对于民主,对于民众的更加藐视?

乔木本身的参选,就是公权力日加嚣张导致的一个产品,选票的暂时性胜利使北外的犬儒们松了一口气,但是更大的麻烦将在后面的等待着。

历史人物也许将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民主的诉求将随着前人的步伐形成路径,一个脚印一个步骤地将民主推向前进。

我看北外的选举
—-北外的乔木君是胜利者

也许他们自己常常意识不到,他们周边的人正在行动创造历史,而更多的人围观历史,如同观赏一场电影,或者一场好戏。我常说,他们不是历史的嬉皮士,无权戏弄历史;他们也不是历史的隐居者,当他们沉默,他们自身的历史将被其它人所主宰。

北外发生的乔木事件,反映了私有权力与市民权力,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与政治未来并行不悖的两驾马车。我们韩国人已经走在了中国的人的前列,我们从专制的蒙昧时代走来,开创了大韩民族的未来。也许中国人已经做好准备,也许更多的人还是懵懂,摆出一副明哲保身或者事不关己的姿态,那么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命运最终不过限于被其它人摆弄的结局,无法重新在急需变革的社会里获得自己的地位、权利与利益。

乔木是选票的失败者,他优雅地承认了失败,但是他是选举的胜利者,他在客观上形成了弱小的对权力的制约,只不过不是制度的体系,而是属于行动改良的层面。

成为挑战者,是这样一个曾经以女生为人数主体,以高干子女为精英主体的大学一直以来的内在精神线索。北外有这样的叛逆传统,文革时期,北京外国语学院出现了红旗革命造反团,还有著名的炮轰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事件,使北外在文革运动中以各种造反者的姿态享有一席之地。奥运会前后,北外也不甘寂寞,在沸沸扬扬的何其莘(音)绯闻之后,还出现了仿效芙蓉姐姐成名路径的妖妃娘娘自拍事件,更有以教育部为“伪箭靶”、希图以挑战教育最高权威为成名平台的“香水女生”事件,这个线索一直在向上演进,最终推进到了以民间独立候选人身份挑战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力革新阶段”,目标直指政权的核心组织:选举程序。

乔木提出的预案,是北外师生一直试图实现的目标,从食堂粗劣价高的饭菜,到在食堂昏暗灯光下就读的学生,这些问题从好平(音)时代的本科教学评估,一直到陈羽路(音)镀金一年的管理工作大会,还有历届的学代会、教代会,都是反映者铺天盖地,但都以雷大雨水小而收场。

对于我们留学生而言,更多地是从中国学生口中得到信息:好平(音)时期,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做管理的时期,而到了陈羽路(音)时期,已经嬗变为个别学术精英利用学校公共权力为个人出风头、聚拢好名声的工具,政客主导学术与教学,蜕变为“陈秀秀”的系列演出,与民众、教师作对的官僚学者通过自我展览高升一阶的政客升职路径,起到了很坏的示范作用。陈羽路(音)主政的一年,发生了民工聚众讨薪和青年教师为住房请愿两大事件,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签名销售自己的个人著作,利用公共权力平台展示自己的个人魅力。

而他们将要选举的彭农(音),是集独立董事、副校长、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身份,行政、经济、学术三重权力合体的利维坦。而这个官僚资本主义的怪兽现在试图获得海淀区人大代表身份,这种权力将获得立法资格,是“资本+权力+知识”进一步在个体融合的象征。

而乔木的参选和学生志愿者的助选,包括杨立民、吴青等公共知识分子的声援,更是给乔木增添了草根代言人的形象。而公共安全部门的“美国大使馆保护”说,以及乔木个人的策略失误,使得学校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对乔木的预案紧急做出反应,紧急对教室资源配置、食堂时间安排作出有利于学生的调整,另外一方面对学生密切监督,软硬兼施,从就业、安全等多种角度迫使他们不能在投票时选择乔木。

这种“高度重视”使民主意识和对中国政府的独裁定位突然增强了影响力,似乎在行动和事实上证明了乔木的观点,这是一种将持续发酵的破坏力,中国政府选举的合法性和可信性进一步降低。中国政府赢得了选举,但是更不安全了;乔木落败于选举,但是在道义上更强大了。学生以各种途径感谢乔木参选,感谢选举。官僚个别人可以安心地退休或者升迁了,但是伤害的是中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和政治合法性。

乔木以行动的方式客观上形成了弱的民间权力对公权力的制约,以外部势力暗中保护为安全支撑、以微博等新兴媒体为话语阵地、以年轻学生为新生代为声援主体的“反对党雏形”正在露出萌芽。

乔木的落选并不意味着选举就已经终结,更大范围内的“民意相背选举”已经展开。北外的执政者,不得不为权力稍微改变了一下为“权贵精英”服务的方向朝民间服务倾斜一下,讽刺的是,这正是胡锦涛“权为民所谋”的本来含义。广泛活动于各大网络媒体、学术界、理论界的北外三大著名新左派学者,田晨山(音)、刘力群(音)、许梁(音),在本次选举风波中没有任何的建树。默不作声说明他们与中国官方合作的态度使得他们逐渐丧失了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这是一场行动与声音的争夺战,沉默与合作现在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其创造历史的领导权正在从弱小走向被彻底剥夺。

与新左派坚定地保护自己生存依托的外壳、在事实上与官僚秩序形成同盟的同时,支持乔木的学生表现得异常激进。也许这与他们在第一线接触到的教育体制性压迫更加直接有关,因而反应更加偏向非理性。选举日当天,几个学生似乎要刻意表现出对乔木的支持,选择在12点关闭前的10分钟来到投票现场,众目睽睽地在院系监督者的名册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还询问秘密签字处的地点,故意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意图。

在选举委员会宣布投票结束时,学生在投票大厅的门口等待,自发监督过程是否透明、公开。当选票箱被中国官方的车辆和工作人员护送到行政中心,已经有学生守侯在门口并试图全程录像,陪同他们的是早已经24小时不曾离开的便衣警察和国安人员。这些学生无一例外地在事后遭到低烈度的清算:基层的管理者当日24小时候命,以防备突发情况。

学生的行为同情民主、自由价值观教师的善意批评,大意是他们不善于保护自己,这番话似乎很耳熟,当政治教员劝说学生放弃对乔木的支持时,使用的辞令是:乔木有外国势力保护,当他离开你们去美国时,你们要到哪里去?学生的行为预言了一个现实,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恶果发生后,新的自由派学生的出现,将使得非理性行为发生的次数、频率、程度有所上升,未来中国将突然发现一个剧烈暴力行为执行民主使命的新群体,非理性也许将把中国带入下一个动乱的冰河时期。

这场选举从表面的程序上看不出致命的缺陷:酝酿、推荐、集中候选人、得票最多的被推举人参加正式选举。中国的民主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工、农、学、商四大阶层缺乏独立的组织结构。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农会到1949年以后不复存在,其它三种组织形式都被架空。当农民工中的2个工头被选进官员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利益诉求基本上与权贵阶层别无二致。在没有自由公民联合体的后备独立智力支持下,任何孤立的身份参选,带来的都是“家丁提案”。

这涉及到民主体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外国力量是否是某国积极民主进程的有效参与者,或者说是一个本国民主线性顺利轨迹的破坏者?在民族主义主导的中国社会,外国介入这个词语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更何况,大部分教师受到了半胁迫和半游说的劝说,要求积极地支持权势阶层。理由是在没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情况下,一个出身低微的寒门子弟,是否有能耐实现他允诺的改良和进步?答案是,人民既然能够将他们选举上台,也会将他们选举下台。

人民继续支持权势阶层,更多的原因是体制性挟持,或者说是在独裁权力下对于中国政府的权力依附性,即对于人大代表权力的有限性有充分的体验和认知:人民对权力的质与量的判断来源于生活,因而具有无限的现实主义判断能力。正如马科雅维力在《利瓦伊史论》中说,人民可能在大的问题上受到某种误导,但是生活的细节会纠正这种非理性。人不能一下子掌握全部真理,精英与人民是互相学习和制约的,这个过程是康德的历史乐观主义的,更是属于历史的时间哲学的。人民受到威胁没有继续支持乔木,正是生活细节对于最后决策的致命影响。

中国官方对于选举流程的监控以及半透明化,利用公共权力解决问题来在实质上拉票,逐个学生寓所收取乔木的宣传报纸,程序的严肃化正是乔木的胜利,以擦边球实验等民主形式参与民生问题,是自由知识分子与群众运动结合的先兆,而在这之前,群众运动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

提出的问题是,是否乔木的失败会导致官僚对于民主,对于民众的更加藐视?乔木本身的参选,就是公权力日加嚣张导致的一个产品,选票的暂时性胜利使北外的犬儒们松了一口气,但是更大的麻烦将在后面的等待着。历史人物也许将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民主的诉求将随着前人的步伐形成路径,一个脚印一个步骤地将民主推向前进。

乔木在微薄上对于选举结果的表态,已经显得纤细和退让,这种表现的让步无异于来自中国官方正式的或者是私下非正式政治压力,而这种压力对于生存和继续工作的威胁和剥夺,可能葬送一个体制内追求民主学者的前程–选举结束后,一个同情者说,“我想改变,但是我无力改变,我更无法相信自己的弱小身躯能对抗对于政权最高统治权挑战带来的危险”。

(猫眼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