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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复制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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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极权的诱惑》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他站着、坐着、骑在马背上,他穿中山装、长衫、军装,他的手扬起、拄着拐杖、拿着书,他总是微笑着,除去偶尔的例外,也总是光着头。

慈眉善目的长者,这是他晚年自认的形象。多年来,不管多么独断专行、滥杀无辜,他却始终标榜自己动机的纯良,内心的无可奈何。

四十岁时,他达至人生的第一个高峰,至少在名义上,他统一了中国,是世界最年轻的领导者之一。五十五岁时,他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坐到了一起,决定历史的命运,这对于屈辱重重的近代中国,真是荣耀的一刻。仅仅三年后,他就要应对一连串致命的失败,他输给了共产党,丢掉了中国大陆,躲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他有那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却最终发现只有依赖美国,才能维持最后的权力与尊严。

他必定倍感失落与孤独,他曾经拥有的中国地域那么广阔、历史那么悠久,如今他只能把这个岛屿上的那些狭窄的街道命名为长春、福州、广东与昆明,把小小的山地命名为“三峡”,把原住民的区域叫做潮州。

大溪镇这片山湖,让他想起家乡奉化,泛起乡愁。在辽阔的大陆,每逢失意,他总回到奉化,那里有他熟悉的古木、溪水、庙宇、乡亲、童年记忆。而现在,距离台北六十公里的慈湖,是个暂时的替代品。而全台湾两百万的逃亡者中,也只有他能如此平息乡愁。他在此设立行馆,最终葬身于此。他也把一个专制者的行事风格带到了台湾,是慈湖的行馆,而不是市区的总统府,才是权力的中心。

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到此。昔日的禁地,早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游客。在游客接待处,除去黑白照片、实物的展览,还有一家名为“黄埔食堂”的快餐厅,红烧狮子头尤其美味。

我顺人潮而去,到了纪念堂。一处矮小的院落,淡蓝色的墙面、浅红色的斜屋,几个黑衣青年,闲淡地站在回廊中,面无表情。光亮的黑灵棺前,是黄色雏菊花塑成的十字架,他真是个信仰虔诚的人吗?与他常年的对手毛泽东不同,他没让自己的遗体长久地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是他对自己身后的影响力缺乏自信?自我迷恋程度不足?或是是他的党不那么需要他的干枯遗体来重申合法性,他得以隐藏在厚厚的、密不透风的木板后面?而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他也是某种隐藏者,比起无可比拟的孙中山、多姿多彩的毛泽东,他也像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严肃的历史学家、流行的大众情绪,都没太过青睐他。

比起安静院落中的朴素陈设,门口的卫兵更令人印象深刻。光亮的头盔像是明亮的镜面,他们的表情保持着雕塑式的静止,倘若不是头顶滴落的汗珠,我必定以为他们不过是蜡像。他们的表情姿态都是对昔日领袖的人生哲学延续——他最崇拜王阳明,不无盲目地信赖自我克制精神。

最为有趣的还是蒋介石的雕像公园。我看过一些专制记忆的纪念场馆,红场上摆放着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的雕像,布达佩斯郊外,我见到那些健壮的男女的雕塑,他们都是完美地符合社会主义美学标准,而在布拉格的小小共产主义博物馆里,则摆满了关于社会主义生活的日常用品,在中国一些大学与广场上,毛泽东的雕像仍挥手向前……

但我从未见过一个政治人物被如此密集地排列在一起,就像我最初描述的,姿态不一、大小各异,是同一个人。它们太符合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的时代”。机械复制也像是个人焦虑的另一种延伸。比起往日的独裁者,二十世纪的领袖们可以无限量地复制他们的形象,让自己矗立、悬挂在广场、军营、学校、商铺、客厅、甚至卧室里。无处不在的领袖形象,与宽阔的广场、整齐的队列、宏大的建筑物、千篇一律的宣传口号一样,是现代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数量与规模,征服与压迫人们的心。而人们把希望投放到一个强大的领袖和许诺解决一切的主义上,通过追随他与主义,来摆脱个人的无力与焦虑,而面目不清的群众与全知全能的领袖,恰恰是这一体制的两面。

全台湾曾经至少有四万五千个这样的塑像,它们大多兴建于两个时期。一个是惊魂初定的五十年代,第二波则是他去世后。似乎现实越令人焦虑,就越需要批量的领袖来震慑与抚慰人心,尽管它可能只是抚慰了独裁者自己。

眼前的雕像早已失去了往日意义。它们因批量排列在一起倍感滑稽。它不仅失去了威严,也失去了残忍与肃杀。两个少女嬉笑地挤着雕像的两颊拍照,一群儿童在林立的雕像中追逐打闹,他们成长在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白色恐怖的记忆早已远去,他不过是一个历史性人物。对那些成年人,雕像是他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在一个日益不安的成人世界里,它或许还引发你追思青春时光……(待续)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