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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延文:谁把孔庆东推向风口浪尖?

封堵媒体、限制新闻自由,不仅为我国法律所不容,更为世界各国所不齿。因此,要想封堵媒体,剥夺记者报道真相的权利,就必须把媒体打成汉奸,将参与监督者说成“暴民”、“内鬼”、“异己分子”,这样骂起来才理直气壮。

在这种逻辑的推理下,批评某官员某机构就等于反政府;呼唤某领域体制改革,就等于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文学走出去获差评,就是西方世界的“他者化”。如此种种,为了掩盖丑陋就必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三妈事件引爆的舆情证明,“爱国牌”并非屡试不爽。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有良知的人,如果不为人民说话,而是替金钱权贵、替害怕监督的贪官色官、替封堵人民监督的既得利益集团说话,其结果都只能是自爆其丑,迅速被人民和时代所唾弃。

北大教授孔庆东在记者节之际狂骂媒体,成为近日舆情焦点。据11月4日《羊城晚报》报道:“北大学生这几天发起了辞退孔庆东的活动!一封发到北大校长信箱的呼吁信希望校长辞退这个‘五毛教授’。信中指出:孔庆东在2011 年 5 月 31 日第一视频公开说:‘把这个人 (指网友)的真名实姓查出来,直接干掉不就完了嘛。’这种对其他公民赤裸裸的暴力威胁,已远远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也违背教师基本伦理。2009 年孔庆东的助理杨春刀捅《新京报》编辑钱烈宪,仅因钱曾写文章批评过孔庆东。”信中呼吁:“北大校委会应依据相关规定约束和惩戒孔庆东,以防止更严重事故的发生。”该信获大量北大同学跟帖力挺,要求“惩戒孔庆东”。据记者观察,以 “北大未名 BBS” 网站发帖数量计,‘倒孔派’人数远大于‘挺孔派’”。

主流媒体新华社也在11 月11 日发表评论,批评孔庆东把粗鲁当个性,有辱教授的节操和尊严,缺失起码的公民素质。对此,孔庆东发博文炮轰新华社:“今天,新华社公然顶风作案,发了一篇侮辱孔庆东教授的文章。现在看来,新华社已经不归党中央管了,新华社现在归《南方周末》管,新华社现在归广东省委管。我们国家,这不是乱了吗?新华社,我请问你,你要干什么?你是要造反吗?如果你们不愿意让党中央领导,你们说愿意让广东省委领导,那你们直接投奔到广州去好了。”

孔教授着实不简单,骂人不仅指名道姓,还敢搬出党中央,口气之大,底气之足,仿佛孔某人就是党中央。于是乎,批评孔庆东就是“顶风作案”,就是“造反”,就是“不愿意让党中央领导”。孔教授这种霸气十足的暴力逻辑,不能不引起网民群情激愤,板砖横飞。在公开领域破口大骂,莫说普通教授不敢,就是市井流氓也少见。

那么,孔教授骂人的强硬底气从何而来呢?在同篇博文中,孔先生已给出答案:“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一位,我听说他去视察新华社,对新华社的工作给予了严肃地批评,说:你们新华社的工作还不如人家孔庆东的博客。”(以上均摘自孔庆东新浪博客《请新华社领导自省自律!》2011-11-11 21:07:57)

不知孔教授沾沾自喜的这次口誉是否真有其事?更不知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谁?如果此事为虚,则孔教授头上不免又要加上一条“散布网络虚假信息”造谣惑众的罪过;如果确有,我相信,这位领导人如果知道孔教授“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之三妈国骂,一定也会深感耻辱。

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把孔庆东推向了封口浪尖?由以上不难看出,真正把孔先生推向风口浪尖的,不是谴责孔教授的媒体网民,而是孔庆东本人和他的辩护者。近日有人撰文,把孔先生“出口成脏”解释为意识形态的“价值分歧”,称“这场争议,说到底不是孔庆东与记者之间两个人的战斗,而是两种价值观的博弈碰撞出猛烈火花。”(《华商报》2011年11月12日)

这种说法倒使我恍然大悟了。只是不知道,孔教授的粗口狂骂,究竟代表了哪种价值观的博弈?又是何种思想价值爆出的猛烈火花呢?笔者思量再三,认为有三点可以思考:

其一,孔教授不是自封的“八路军”,而是炮轰媒体监督的“志愿军”。

事发第二天,即记者节当天,孔庆东在“第一视频”网站公开表示:他骂的不是记者本人,而是“中国的汉奸媒体。”

这就很清楚了:孔庆东骂的不是《南都人物周刊》,而是所有敢于监督的媒体;恨的不是记者本人,而是中国记者这个行业;破口大骂的不是贪官污吏,而是宪法赋予的“人民监督权”。每 骂媒体,孔教授总爱自封“八路军骂汉奸”。作为抗日老军人的女儿,我可以肯定地说,孔先生不像八路军,倒更像炮轰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的“志愿军”。众所周 知,舆论监督是反腐倡廉的主平台,而个别曾被媒体曝光的官员权贵、少数尚未落马的贪官色官,则对人民监督切齿痛恨。孔教授大骂媒体,无非是替这些权贵出气、为贪官立威。他手握爆破筒,模仿着志愿军,高呼着王成的“向我开炮”,冲向善良的公民社会。因此,“三妈事件”引爆的是广大媒体和善良百姓的愤怒,炸碎的是自由和谐的舆论环境,摧毁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的整体形象。孔先生提供的虽只是一张嘴,事件背后“碰撞出猛烈火花”的价值观,则是封堵媒体、对抗人民监督的权贵价值观。

其二,封堵舆论监督,为何要打爱国牌?

封堵媒体、限制新闻自由,不仅为我国法律所不容,更为世界各国所不齿。因此,要想封堵媒体,剥夺记者报道真相的权利,就必须把媒体打成汉奸,将参与监督者说成“暴民”、“内鬼”、“异己分子”,这样骂起来才理直气壮。

在这种逻辑的推理下,批评某官员某机构就等于反政府;呼唤某领域体制改革,就等于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文学走出去获差评,就是西方世界的“他者化”。如此种种,为了掩盖丑陋就必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三妈事件引爆的舆情证明,“爱国牌”并非屡试不爽。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有良知的人,如果不为人民说话,而是替金钱权贵、替害怕监督的贪官色官、替封堵人民监督的既得利益集团说话,其结果都只能是自爆其丑,迅速被人民和时代所唾弃。

其三.“粗口教授”如何处理?道德没有双重标准。

孔庆东式的喷血大骂,无非是一次突破道德底线的大尺度试水:如果说罪犯是以身试法,孔教授则是以身试德。然而,出乎孔教授意料的是,中国公民的道德理性竟如此饱满。现在,众多网民和北大学子发出‘惩戒孔庆东’的呼吁,相信北大校方不会置之不理,更不会视道德如敝屣,奉无德为英雄,令蔡元培先生等奠定的北大学术精神,被恶浊的江湖黑恶气息所遮蔽。

道德没有双重标准。不能只对草根平民讲道德,而高踞讲坛和主席台的人却可以不道德甚至反道德。任何人都没有道德豁免权。如果见死不救的路人应该入刑;那么,对霸气十足的“三妈”教授和位高权重的“涉黄”主席,又当如何处理?

(华人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