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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超:“人民的儿子”——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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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长超,1944年生,上海南汇人,九三学社会员。1993年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教授,兼任上海思维研究所所长。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委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思维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已发表的各类文字在500万字以上。

中国革命长期的暴力倾向,特别是左倾思潮给予邓小平以深刻的影响。近代历史上长期流行着极左思潮,不断演出着残酷斗争的惨剧。大革命时期的AB团事件,大批大批的革命志士,被自认为更革命的共产党人成批成批地杀掉,还要加上反革命的罪名。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许多大革命年代的冤案才被胡耀邦平反。延安整风运动,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人运动,有的学校90%以上的师生打成了反革命、特务,最小的特务只是十岁的孩子。王实味只是批评了延安的一些落后现象,被批斗不算,还被用石头狠狠地砸死了。更多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被秘密处死了。这种种暴力传统,深深地影响着解放后的一系列政策。有些地方的土改,规定着每个村子该枪弊地富分子的数目,杀一个人,常常只是土改工作队员的一句话。这种暴力影响深深地感染了邓小平,使他在解放后的几次重大事件中,表现了根深蒂固的暴力倾向,他多次地运用暴力,而不是用民主的协商的办法或者行政的办法解决问题。

“人民的儿子”,“深情的儿子”

小平同志被李鹏尊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他自己则声称,他的设计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摸得到还是摸不到石头,摸着什么石头,不知道;能不能过河,过什么河,也不知道,要看摸石头的结果而定。

他也自称,自己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头”。这不是中国人民投票决定的,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似乎没有人选他当第二代领导的头,至少,没有发表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或政治局会议任命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领导的头”的公报。后来才知道,是小平同志自己亲自任命自己为第二代领导的头:他的任命声明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

小平同志不仅宣布自己担当了“第二代领导的头”,而且宣布了这个头在两任总书记赶下台时所起的稳定党心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这个头衔是小平自己给自己委任的,他真的亲自走马上任。他认为,他对自己的任命是完全正确的,是大有成就的。中国古代先哲们说,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只要是贤者,你推举仇人是好的,推举你的亲族也是对的。现在,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到了“自举不避丑”。自己推举自己,这同样是好的。这与伟大领袖自己在某个国庆口号中号召全国人民高呼自己万岁具有同样伟大的现实意义。“发展真是硬道理”。王婆卖瓜的道理就被小平同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不仅自己给自己戴上了“第二代领导的头”的光荣称号,而且他还自己给自己册封了“中国人民的儿子”的光荣头衔。这个光荣称号也是小平同志自己给自己任命的,是由他自己亲自批准的,也是由他老人家亲自宣布的。他有一次说,他是人民的儿子,并且颇为动情地说,“人民啊,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你们。”中国人民是多么幸福啊,有小平同志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愿意做他们的儿子,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应该为有小平同志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儿子”而幸福满怀,为有小平同志的“深情”而热血涌流或热泪盈眶。能有小平同志这样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愿意做他们的儿子,他们是多么地幸福啊。不要说有像小平这样的人物愿意做他们的儿子会感到幸福,就是有个比较孝顺、比较淳厚、比较聪明的老实人愿意做他们的儿子,他们就笑得合不拢嘴了。

不过,自称儿子是一回事,是不是真像个儿子是另一回事;自称对人民有“深情”,是一回事,究竟是“深情”还是矫情、无情、寡情、绝情,是另一回事。有人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幸福是一回事,人民是否真的感到了幸福,真的得到了幸福,则是另一回事。究竟如何,还是用得着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不妨来看看小平这个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如何做儿子的,不妨看看这个自称深情的人对人民是如何“深情”的?古诗说,“庭院深深深几许?”我们不妨也来问问,小平同志对人民的感情,“感情深深深几许”呢?

小平:高举着反右派的狼牙棒

五十多年前,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新《焚书坑儒》大戏。这部戏的编剧是毛泽东,而导演是邓小平。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后来被尊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操作的。邓小平担任着反右运动总导演的角色。他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作动员报告的是他,作总结报告的是他,提出反右运动补课的,也是他。

反右运动,是一场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文明的运动,也是严重压制民主思想和践踏人权的专制主义运动。中国能在一九五七年春夏突然产生百万右派分子,与小平同志领导反右运动的辛劳是分不开的。直到他的晚年,他仍然坚持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如果真是必要的,其历史的功绩,邓小平不低于毛泽东;如果这是历史的罪恶,其历史的责任,也不低于毛泽东。没有小平同志运筹帷幄,怎么能如此完美地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阳谋”?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铁血政策,怎么能创造中国的古拉格和新时代的宁古塔?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是邓小平作的;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是邓小平做的;对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坐牢、关押、流放的处理意见,是邓小平写的;毛泽东在一次发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个左右,但是,邓小平实际制造了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共计达三百一十七万个,大大超额完成了毛泽东的指标;并且,虽然后来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及许多深受其害的右派分子等力主全面平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邓小平还是坚持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并且拒绝对错划的右派分子以必要的赔偿。历史有力地讲明,创造百万右派的旷世奇功,小平同志是受之无愧的。

第一,反右运动中一些重要的、著名的、高层的右派分子,都是他亲自决定的。

小平同志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虽然只是称作组长,却是反右运动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定不定右派,定谁当右派,都在他的笔下。全国的右派分子,至少一些代表性的、上层的、有影响右派分子,都是小平同志最后决定的。名义上虽然只是组长,却是决定百万知识分子命运的关键人物。圈不圈某人是右派分子,在他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对别人的命运来说,却是进不进地狱的大问题。因此,小平同志反右运动时的角色,算不上头号阎王,至少也是阎王第二。

他与周恩来充当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同。周的组长还有应差的性质,小平同志当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却是货真价实的,积极主动的,苦干实干的。他与有些领导部门反右运动的首长不同,他是全局性的,而后者是局部性的。例如,周扬领导了文化部门的反右运动,李维汉领导了统战系统的反右运动。李、周都是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反右运动的,他们只主管一个系统、一个部门的反右运动。而小平同志是领导全国的、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的进程都是贯彻执行小平的反右方略的。有些同志领导反右运动是不得不然,不然无法应付过关,而小平同志却是有意地无风起浪,有意地引蛇出洞,有意地来个一网打尽。

更大的不同还在于,有些领导是尽可能地减少一些右派,保护一些右派,而小平同志则是狠命地打右派。胡耀邦反右运动时正在苏联访问,一听说反右运动,迅速回国,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减少被打右派的数量,并创造条件,安排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适当的岗位,安抚他们的情绪,发挥他们的才华,尽量让他们少遭受一些打击。邓小平却不同,他是铁面无情的,他冷飕飕地寻找着右派,打出了右派,他似乎才有成就感。举例来说,在延安时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李慎之是党内难得的人才。他以识见、胆略受到人们的尊敬。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曾咨询过他,了解苏联批斯大林后的世界反应,他客观地介绍了匈牙利事件和各国的反应。李还向毛主张,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同时主张,不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要还政于民,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李在新华社声望很高。打成右派后,吴冷西想为他求情。邓小平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最高负责人,求情当然也是求邓小平。这一天,邓小平主持一个会议,吴冷西想找机会顺便为李慎之说说情。邓小平不知是否猜出了吴的来意,扬扬手中的材料说,“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小平同志对李慎之当右派分子口气冷峻,斩钉截铁,一点也没有李早年投奔延安而产生的惋惜、遗憾。听到邓小平如此口气,吴冷西肚子里本想说的求情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第一,邓小平是反右运动最高、最直接的领导者,上层人物是不是右派,都是他说了算。所有著名的右派,都是邓小平最后拍板的。他对反右运动这个摧残中华民族精英的专制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他是很左的,本来幺,延安时就投奔你,那么艰苦的年代跟着你中共,再把人打成右派,于情于理都不太仁恕,你至少可以手下留情,或者网开一面吧。小平同志却说不,李慎之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仍然成为右派分子,尽管他所在的新华社有许多人为他说情。这多少说明,小平同志对于右派分子,宁可打得多些,宁可打得重些,不愿意打得少些,更不愿意打得轻些。正如他二十年后面对六四的时候,又说道,“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这似乎是豪言壮语,其实是寡情残忍。这种薄情寡信,从反右运动到镇压六四学生,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邓小平残酷无情地要把一批著名右派投入牢狱

毛泽东深知邓小平的为人,文革中曾称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钢铁公司的特点是冷酷,无情。反右运动后对右派的处理,也是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从他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结果看,小平同志很像是名副其实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反右运动后,中国全国出现了上百万右派分子。二十年后落实政策时,说有五十六万个右派分子。其实,真实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大大缩小的。有学者的估计是三百万(三百一十七万多)。这是因为,我们历来有着好大喜功、掩盖错误、文过饰非的优良传统。反右运动二十年后的摘帽纠错平反,是羞羞答答,大前提仍然是坚持反右是必要的。这种情况下,反右运动的真相仍然相当严重地掩盖着。有相当数量的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存在,他们享受着右派分子的基本待遇,但不戴右派分子帽子。每次运动,他们都同样受到批斗,都在提心吊胆中度日,他们是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

就算是只有五十六万右派分子。对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这些人如何处理呢?

邓小平是坚决主张严厉处理的。邓小平认为,右派就是反动派。他主张应将高层的、有影响的右派分子抓到监牢里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有关方面调查,广大人民对右派分子的看法认为,他们只有自己的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犯罪来看待的。但是,邓小平却认为,这些右派分子不是思想意识的分歧,应当作为罪犯来处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邓小平主持过一次重要会议。此时,反右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会议的主题是要讨论对重要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邓小平、彭真提出,这次右派分子中有一些很有影响、地位很高的人,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有黄绍竑、龙云两个民盟副主席,有费孝通、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有知名人士陈铭枢、黄琪翔以及知名学生谭天荣、林希翎等,一共有六十四人,邓小平和彭真都主张将他们逮捕法办。他们向毛泽东报告,但他们的建议未被毛泽东采纳。毛泽东不同意邓小平和彭真将这些右派分子斩尽杀绝。毛泽东倒并不是心慈手软。他是另有安排。他是既要将稍有自由化思想的知识分子当头一棒,又要将他们打倒在地后再拉上一把,向世界显示自己的气度和宽厚。这一点上,邓小平没有毛泽东老到。但是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对待右派问题上,甚至比毛泽东同志走得更远。他主张将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右派一一收监。邓小平很少有宽厚之心。

后来,确实有大批右派分子被关进牢狱之中,或者类似的监狱之中。前者如甘肃的夹边沟,后者如北大荒冰天雪地的兴凯湖农场。大批的右派分子在接踵而至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在监牢里,饿死在劳改农场里。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一大半。右派们有的不得不吃有毒的晰蜴,有的吃拌了农药的麦子,结果纷纷中毒而死。更多的右派是因长期饥饿而患浮肿病而死。有的右派分子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肿得穿不上鞋了。“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醒来,”由于极度饥饿和虚弱,大都在睡眠中死去,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一九六○年的冬天,夹边沟右派们陷入了生命的绝境,反右运动的余波中出现了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幸存的右派撕开死了的右派的身体,取出他们的内脏,因为这些先死者实在瘦得皮包骨头,一点肉也找不到了。总之,小平同志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富有雄才大略的方案,部分地得到了落实。相当数量的右派分子,被关进了监牢,其中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在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以上参见《夹边沟记事》)

进入东北兴凯湖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命运同样凄惨。全国政权更迭的时候,有个右派分子巫宁坤正在美国读博士,出于国内的邀请和对祖国建设的热情,他放弃了美国比较优厚的生活,回国为国家效力,结果却不断地受到怀疑、批判,最后又被打成右派,被抓进了监牢。他后来转辗到北大荒农场,侥幸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到了美国,写过一本回忆录《一滴泪》。这本书记载了兴凯农场右派们如何在天寒地冻下沉重地劳动,大饥荒年代右派们又如何一个个饿死倒地。作者那时也患上了浮肿病,生命如游丝。幸运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全家,纷纷伸出了救援的手,终于使他度过了饥荒,而与他一起的许多右派就永远地长眠在那块荒凉的土地上。全国更多的监狱里、流放地的右派纷纷饿死在那个饥饿而专制的年代。他们的凄惨的命运,与总设计师将右派收监、专政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百万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几乎各种亲属受到株连,一人受难,全家倒霉,使更多的人受到连累。造成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惨剧的右派家庭,不知有多少。在世界文明史和专政史上,毛、邓领导的反右运动可以说是独占鳌头。

沙皇年代曾经发生过十二月党人事件。十二党人与右派们的主观意向不同,前者是反对沙皇的,后者则只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二者的遭遇不同,处理他们的人的态度也不同。俄国十二月党人反对沙皇,不过,沙皇还是表现出了较大的宽容。十二月党人很少坐牢,只是流放,流放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没有人强迫他们夫妻离婚,也没有人强迫他们分开,没有听说有一个十二月党人饿死。更没有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即使后来沙皇对布尔什维克,也还有一个专政的底线。列宁在流放地照样地读书写文章。俄国沙皇似乎宽厚一些,他没有主张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

经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右派分子已经够多了,受的苦已经够深了。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据说是考虑到反右运动还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右倾保守又保护了一些右派分子,因此,一九五八年春天,反右运动进行了一次补课。有些单位规定了右派分子的数额,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要补课增加新的右派。又有不少人在小平同志反右补课的战略安排下补充成为右派。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就是这样“补课”成了右派分子。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反右运动又进一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与同样是将不少人打成右派的李维汉、周扬相比,小平同志的无产阶级立场似乎更加坚定。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个巴掌打下去的。而二十年后,周扬,李维汉渐渐悟出,反右运动是错误的。周和李在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也饱受摧残。周扬坐了牢,李维汉也是九死一生。周李两个在华国锋粉碎四人帮重新工作以后,诚恳地承认了错误,真诚地向被他们打成右派的人赔礼道歉。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是从自己的经历得到的感同身受。但是,小平同志却心坚如磬石,志硬如钢铁。他是反右运动的第一号领导人,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手造就的。他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歉意,也没有表示过半点遗憾。他理直气壮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了一点。邓小平在一九八○年中共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和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指反右派运动)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07-208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个精神,中共中央的有关部门英明地留下了五个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维持原来的右派结论。这几个右派分子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北京三个,上海两个。这五个右派分子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它证明了实际由小平同志领导和操办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你看,不是还有五个右派分子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吗?第二,它也同时证明了领导反右运动的邓小平同志也是正确的,不是还有五个经过二十年的实践依然证明是右派分子吗?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是多么必要、多么正确啊!要不是他正确地领导了反右运动,这五个大右派就有可能蒙混过关,成为漏网之鱼,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给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造成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也是在小平同志反右运动必要论基调的指引下,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这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小平同志主持和审定的。

这段话里有许多不实和不当。第一,小平同志认为,发动群众开展整风运动,目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正常的。这与毛、邓的初衷是相讳的。毛泽东公开说,这次运动是引蛇出洞,小平同志是具体执行了引蛇出洞方略的捉蛇人。毛、邓的目的不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为了实行一种毛泽东后来称之为“阳谋”的中国特色的阴谋。小平同志这么说,是粉饰了反右运动引蛇打蛇的“阳谋”,是要把反右运动的本意说成是好的。这是违背反右运动的历史事实的。再扩大了讲,邓小平后来自称当了第二代领导人的头,他一会儿反自由化,一会儿批精神污染,一会赶这个总书记下台,一会扶那个总书记上台,一会下令对天安门不惜一切代价清场……。他什么时候发扬了一点社会主义的民主呢?没有。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哪一样有半点民主的气味呢?

第二,小平同志说,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与历史事实非常不合。喜欢大鸣大放的不是右派分子,而是毛泽东。大鸣大放这个词,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老人家创造的。当年,许多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听了帮助党整风后,心存疑惑,怎么也不肯发言,是党组织再三再四地央求他们要帮助党整风,许多人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支部书记再三再四动员的盛情,不得不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意见,而这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后来就被党用来把他们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人预感到这次运动来者不善,因此,不提意见,不鸣不放,努力回避,但结果,不少这样的人也打成了右派分子。对他们定罪的时候认为,他们虽然口头上不反党,内心在反党,对运动抱着抵触的态度。可见,整右派分子的计划在先,动员向党整风只是中共的策略,打了百万右派那是如愿以偿,根本不存在右派们利用整风向党进攻的问题。第三,小平同志认为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放肆的进攻。“放肆进攻”的人有多少呢?根据中共中央的二十年后的认真研究,一共只有五个人。一共五个人的进攻,能称得上放肆地向党进攻吗?需要去斩杀五十六万的无辜者吗?这五个人又不是天兵天将,用得着那么害怕吗?因为五个人的进攻,打了百万右派,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呢?更何况,这五个人的右派言论也不能成立。例如,共产党查明,强加给章伯钧、罗隆基的主要罪名章罗同盟不能成立。共产党的历史也表明,成立错案平反委员会十分必要,因为中国确实有许多冤案,共产党自己后来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平反组织,有的叫做落实政策委员会。你可以平反,为什么罗隆基提出平反就是右派呢?

其实,小平同志这段话的核心是,“反击(指反右)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其话外之音是,领导这场反右运动的小平同志的言论和行动,“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在小平同志的心目中,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成绩仍然是辉煌的,功劳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他对自己是十分满意的。这是一种多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啊。

需要指出的是,右派的摘帽,改正,都不是邓小平提出的。他坚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岗位上。进行对右派落实政策的不是邓小平,是胡耀邦。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多如牛毛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都是胡耀邦在力排阻力,奔波出力。而决不是邓小平。恰恰相反,凡是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的一些冤假错案,或者不得平反,或者平反得很不彻底。反右运动,只是个体的纠错、摘帽,而对整个运动,没有丝毫否定。而且不道歉,不赔偿。其根子,就在于邓小平的必要论在坚持着。

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坚持,可以从他对年轻右派分子林希翎的态度上。林希翎十三岁参加革命,二十一岁在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她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要资历有资历。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九五七年,她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没有想到,她中了党的“阳谋”的妙计,被邓小平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不算,又被判刑十三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挣扎了十三年。她的罪证包括以下一些。一、“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肃反扩大化了,胡风的案子是冤案。”;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三、“资产阶级的部长可以罢免,这我看是很好的,”后来,胡风平反了,说明林希翎没有说错;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也说过,邓小平接受过李维汉的建议,专门讲过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历史证明了林希翎对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批评是一语中的的;中国的部长们也有被罢免的,那个封锁非典消息而导致许多中国人不明不白地患病的卫生部长就是罢免的。从现在看来,“正确的和必要的”伟大的反右运动在林希翎身上一个也落实不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把这个二十一岁、有着八年革命史的姑娘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在小平同志的领导还,还乘胜追击,扩大了战果,不仅人民日报大加批判,而且将听过她演讲、看过她文章、表示过同情和支持的一百七十个同志打成了右派分子,而因林希翎牵连而受处分、革职、开除,达数千人,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举例说,其中有林希翎作为法律系学生就法律问题请教过的两位法学界前辈谭惕吾(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绍纮(全国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员会委员)打成了右派;林的未婚夫、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出面保护林而未果,抱病与林长谈劝慰,又托其外孙蓝其邦代为看望林,结果蓝其邦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内务部长谢觉哉(后为最高法院院长)派其秘书吉世霖代为向林表示关心,结果吉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到农村改造,导致妻离子散,其母自杀;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王文(原叶剑英的秘书)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访的林希翎并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农村惨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杀。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真果硕果累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

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从林希翎身上打出了一伙右派,而且在二十多年后历史已经十分明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给林平反。一九八○年六月,林希翎上书邓小平,要求平反。林希翎在信中写道:“在北京因同我有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一百七十人,在各地则不计其数,有我相识或接触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的工友和医院的护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许多人读了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去信,或听了我的演讲而来信,结果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挨整事小,但却牵连了大批无辜者,在他们面前,我非常内疚和痛苦。”小平同志收到了这封信,但是,就是不给这个21岁就在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战场上的牺牲的姑娘平反。并且,在小平同志身体力行的榜样的鼓舞下,第三代,第四代的领导同志,都很好地继承了小平同志的遗志,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纠错或摘帽。林希翎终于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右派之一兼右派史最长的右派,她也经历了几代红朝,并且被四代领导打成右派,她不被三代领导人平反,终于修成一个国家不要她的、无国无家的女右派而永载史删。她坐牢15年,剥夺政权权利五年,海外留亡25年。临死前,她在家乡温岭做好了一个土堆作为坟墓,想回国养老,葬在家乡,这个可怜而伟大的愿望由于小平同志反右运动的必要论和正确论而未能实现,最后客死异国他乡。她是戴着中国特色的、由小平帽子店监制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而去世的,她当右派时间最长的右派分子,可惜,世界吉尼斯记录似乎不登这样的世界记录,不然,我们伟大的祖国又增加了一项英明正确的世界纪录了。这实在是有点遗憾。

幸运的是,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实际改变了解放几十年来残酷斗争的路线,使中国历史走上了新的开端。邓小平在历史的推动下,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胡耀邦力挽狂澜,为全国99.9999%的右派分子纠错、摘帽、平反。然而,中国人民又是不幸的,一九五七年百万人响应党的号召而不小心中了阳谋之计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直到二十多年后改正摘帽平反,二十年的炼狱不说,最后还由小平同志坚持认为打他们右派是必要的、正确的。历史的更大的不幸在于,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他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性格,并且走得比反右运动更远,采取的措施更残暴。这是后话了,本文接下来另加论述。

综上所述,反右运动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反右运动问题上,历史的是非颠倒、莫名其妙真是达到了指鹿为马的程度。如果将来有数学练习册上有这样一个应用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一个自称是人民的儿子的首长领导的反右运动将569957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九八○年纠正了5599952人,留下了最后五个右派分子,问,

一、反右运动的准确率达到百分之几?

二、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标准答案该是怎样的呢?

准确率=5/560000=0。0000089

结论是,反右运动完全必要,非常正确,只是扩大化了一点。

对于反右运动,实际领导这场运动的是邓小平。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动员报告的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总结报告的是邓小平,提出要将一大批高层右派分子送进监狱的,是邓小平,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右派分子大约只有五千的指标扩大到三百万的,也是邓小平。嫌五七年反右运动不够左,提出要反右倾、并在五八年进行反右派补课、又增补了一大批右派分子的,也是邓小平。二十年后,不顾许多中央领导的意见、坚持反右运动必要论和正确论的,仍然是邓小平。把百万民族精英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把他们赶进炼狱二十多年后,还坚持是“正确的”、“必要的”,同时,他又自命为“中国人民的儿子”,自称对中国人民“怀着无限的深情”。手下的残酷和口中的甜蜜,历史上谁能与之相比呢?唐朝的李林甫能相比吗?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小平同志实在是独步青史,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水浒传里有个霹雳火秦明,有过黑旋风李逵,一个使一把狼牙棒,一个使两把板斧。在战场上,一把狼牙棒和两把板斧寒光闪闪,遇之者凶,迎之者亡。小平同志在反右运动中,也挥舞着狼牙棒和板斧,直杀得右派大军落花流水,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建立了匡世奇功,他对此是如此自豪自得,以至最后只留下了五个著名的右派和极少数几个右派分子,他还洋洋得意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缺点是扩大化了一点。

二.小平,一手制造了六四悲剧

六四时期的邓小平

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惨剧,也是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惨案。这个事件的惨烈在于,几十万钢铁之师进攻手无寸铁的示威的学生,在小平同志“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的命令下,使千百个学生市民惨死在枪口、惨死在坦克的履带下。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影响之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日益显现。

六四事件,对于中国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它再一次演出了一场枪指挥党的丑剧,再一次将主张理性和平地处理六四事件的总书记赶下台,并且一直将他软禁了十六年,一直到他离开了人间,才不得不结束对总书记的软禁生涯,践踏党章,践踏国法,莫此为甚,在现代政治史上开创了一项新的吉尼斯记录。六四事件后,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完全终止了,它阻塞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它严重地恶化了中国社会的社会道德,腐败分子弹冠相庆,从此,中国官场的腐败如雨后春笋,如原上野草,陈希同,陈良宇,成克实,一群接着一群,一荐接着一荐,一代接着一代。大有燎原之势。六四事件后,有一次李鹏同志接见海外人士,对方问及为什么发生流血事件时,诚实的李鹏同志回答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准备橡皮子弹。这真是绝妙的回答,是世界新闻史上的一次最诚实、最富有智慧的回答。但是,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伟大的中国“没有橡皮子弹”呢?李鹏总理没有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橡胶不够,因此才没有生产橡皮子弹,才只好用真枪实弹!这得怪胶农不好,如果有了足够多的橡胶,我们就可以用橡胶子弹打学生,橡胶子弹打不死人,它只是与大学生们玩玩游戏,吓唬他们一下;但也许是我们生产这种子弹的技术不够,我们没有及时地掌握生产橡皮子弹的技术。如果这样,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应该负起六四杀死无辜市民和学生的责任来。由于你们的研究不及时,制造橡皮子弹的技术未过关,才迫使小平同志用真的子弹代替橡皮子弹,才造成了学生和市民的真实的死亡,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宋代的理学家们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于八九六四事件来说,学生死亡事小,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大。

然而,李鹏同志的回答似乎与小平同志的思想有距离。小平同志说,“他知道,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现在来更好,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他还说,他们这些老人有经验,可以帮助处理学生们的事件。他是担心他们这些老同志死光了,风波又来了,那就麻烦了。因此,六四的悲剧,不是如李鹏同志所说的是橡胶子弹来不及制造的问题,而是邓小平需要这样的事件来威摄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如李鹏所说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是有意制造这样的事件,内心巴不得用流血手段镇压自由化分子,并且是有意用这种残忍的办法来威摄天下、维持稳定。正如一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说的,“杀他个二十万人,保它二十年太平。”“你有三百万学生,我有三百万军队。”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其实也是这样的。早在此次学潮之初,他老人家就说,“不怕流血”,用更直白的话来翻译,那就是要敢于流血,不怕屠杀。在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又一次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可见,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制造酿成的。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第一,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罢免不当。

六四学潮的一个起因,是胡耀邦同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悼念。人们对他的悼念又是起因于他生前为人民所做的好事和老人政治对他的不当批判。悼念活动又遭到了邓小平的压制,压制引起了抗议活动。抗议一步步升级,最终引起了天安门事件。胡耀邦曾经是党的总书记,他发起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大刀阔斧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几十年中产生的无数冤民,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由衷的尊敬。他对学生和知识界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他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不是中央委员的邓小平却嫌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认为胡应对一九八七年学潮负有责任。一九八七年,小平同志在自己的家里召开了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下台的会议,支持一些不是中央委员的老顾问们批判和罢免总书记胡耀邦。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党章的,也不符合民意。在邓小平看来,他是第二代领导的头,他喜欢谁,就指定谁,不喜欢谁,就让谁下台。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毕竟不是邓家。罢免总书记是党中央的事情,不是邓小平的家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哪有什么道理在你邓家的客厅里召开,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邓小平和薄一波们,有什么资格对总书记说三道四?有什么资格提出动议,参加意见?但是,在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人们的压力下,胡耀邦黯然下台,二年后去世。全国人民自发地哀悼他,为他鸣不平,掀起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正是民心党心的反映。本来,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无权干预党中央书记的人选,更无权让党的总书记下台,但是,邓小平自以为是太上皇,是第二代领导的头,这反映了他的独裁作风,违反了党心民心,当然地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六四事件开始起因于对胡耀邦的人民悼念,追根溯源,起因于邓小平的太上皇作风,起因于对胡耀邦总书记罢免的程序不当,处理不当。如果实行民主的程序和合法的更替,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事件的。

第二,这次事件开始后,邓小平定性不当,激发了矛盾,扩大了事件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先是参加悼念,离开了平静的书桌,上街集会静坐,此时,只要疏导、对话,完全可以平和地解决。而集会静坐,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是天赋的权利,是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看得那么严重。邓小平本来不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只是军队的领导人,国家的事,由国家领导来管理;党的事,由党的领导来管理,年纪大了,而且没有党和国家的职务,你管好军队就是了。你却越俎代庖,在家里召开会议,定性学生的合法活动是动乱。动乱是大事,有秋后算账的危险。他在家里说的这一番激化矛盾的话被写成了社论,四二六社论一发表,成了学生的动员令,激发了更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的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情绪也更加激昂。从客观的意义上说,本来,学潮已经快要熄火了,小平同志却拿起芭蕉扇搧了两下,一下把火搧旺了,变得难以控制。他实在是有责任的。

第三,他拒绝赵紫阳提出的在理性和对话基础上解决事件的正确方针,一意孤行,使事件不断恶化,学生和政府的情绪不断对立

邓小平发表四二五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时,赵紫阳正在朝鲜访问。访问回来后,他认为解决学潮要在法制、理性、对话的基础上予以解决。而426社论不利于学潮的解决。在与费孝通等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主党派的一些人士也认为四二六社论定性不当,对解决学潮不利。座谈会后,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张良编:《六四真相》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杨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这说明,邓小平认为学潮是动乱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他也是刚愎自用的,即使错了,他也不会承认。就如他制造的56万右派分子的伟大实践直到他死也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一样。

五月十八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为了能转这个弯子,他表示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要求向天下人说明,426社论虽然他当时在朝鲜访问,国内是传给他的,他是看过的,也是同意的。赵紫阳主动以国家社稷为念,主动要求承担责任,平息学生情绪,理性处理学潮,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仍然被邓小平拒绝了。这样,理性和平的解决学潮的路,再一次被邓小平堵塞了。

第四,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总书记的正确意见,执意派军队进京,进行戒严,向六四事件的流血解决又逼近了一大步。

六四事件的最大的悲剧是开了枪,死了人。并且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而开枪杀人又与军队进城有关。本来,军队的责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而不是用武力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更不是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就是如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也一再声明,军队进城不是针对学生的,不是针对市民的,而是保护学生的。但是,派兵入城本身是不当的,军队入城就直接酿成了流血的可能。

本来,天安门事件仍然有可能和平地解决。在决定是否派军队的党中央常委会上,赵紫阳和胡克实反对,李鹏、姚依林支持,乔石中立。结果是二比二。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常委未能取得多数意见,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政治局委员17人,当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14人,外地3人。可以立即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决定党国大事。派专机接外地委员来京,也是可行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国是,更是题中之义。但是,最后由邓小平一个人决定,调动军队,入城戒严。枪再一次指挥了党,手握军权的邓小平,再一次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命运。

派军队到北京,是由邓小平一手作出的决定。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邓家开了个常委会议。邓小平不是常委,连中委也不是,但是,他参加了在他家召开的中常委会议。杨尚昆也参加了。赵紫阳在汇报情况时,邓很不耐烦。最后,邓小平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以上引自赵紫阳回忆录)并且由邓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戒严事宜。

在派军队戒严问题上,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是,邓虽然不是中委,不是中常委,却是最高决策者,并且一意孤行,拒绝各种正确的声音。就在邓家召开的中常委上,赵紫阳提出,派军队可能会对国家和党造成严重的后果,请慎重讨论。邓小平表示,就这样决定了。赵紫阳表示,他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可见,派军队进城决定,主要是由邓小平作出的,是在拒绝了赵紫阳等人再三反对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次会议之后,全国有许多老同志,向中央发信,表示反对军队进城,要求中央正确对待学生,采取协商对话的办法解决学潮。出于对党和国家负责的精神,也希望邓小平在历史最后的关头能幡然悔悟。五月十八日,赵紫阳摘录了部分信件给邓小平,希望他能认真考虑广大干部的意见,为事件的解决作再后的努力。信是这样的: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但邓未作答复,决心一意孤行。由此可见,邓小平对这个历史事件,是要负最主要的责任的。

到了这一步,仍然存在通过人大进行解决的一丝希望。五月十九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五月二十一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但仍然是党的总书记,他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商量国是。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这也不失为最后的办法,也是赵紫阳为理性、平和地解决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仍然不被小平采纳,万里回国后,也被邓小平阻于上海。万里丧失了自由,只有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军管决定后,才获准回到北京。据说,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是否来北京,怎样表态,都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人民的权力,在小平同志面前,是多么地卑微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多么地富有中国特色啊!中国人民幽默地说,人大代表们只是“啃啃鸡腿拍拍手”,说得是多么地逼真啊!

第五,最后由邓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在64凌晨军队会师天安门。不惜一切代价的意思很明白:格杀无论

最后的军队进逼天安门的命令是由邓小平和杨尚坤下的。赵紫阳拒绝军队入城。据有关报道,38军军长徐勤先接到带兵进城的时候,他询问军委有关部门,进军天安门的命令,是否有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签字,答复有邓的签字;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坤和签字,答复有杨的签字;又问,有没有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答复说没有他的签字。后来徐勤先认为只有军委三位主席和副主席及党的总书记都签了字,他才能执行进军的命令。可见,进军令是邓小平和杨尚坤签发的。而所谓的不惜代价,就是可以开枪,可以扫射,可以射杀任何认为影响进军天安门的人们。甚至可以扫射住在自己的住宅里的人们,因为有不少人在家里被打死;甚至可以扫射抢救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因为有不少医生在抢救中被打死。

无论是悲剧还是惨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酿成的。小平同志在错误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可悲的结果。中华许多优秀的儿女成了枪和坦克下的冤魂,中国现代化陷入了专制化的泥淖,邓小平则使自己成了历史的千古罪人。

天安门事件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不是反革命,他们的静坐是就是反革命暴乱。如果是反革命暴乱,那是暴力是否过份的问题,如果不是反革命暴乱,是人民行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那就是对人民行施暴力的问题,那是违宪的行为。一个党的军委主席未经全国人大授权,有没有权力派兵实行戒严?这又是一个问题。后者暂且不说,先说天安门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暴乱?第一,从北京全城参与的情况看,不可能是反革命暴乱。反革命部是一小撮。北京城里当时参加游行、支持学生的有数百万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参加反革命暴乱。第二,从军民鱼水情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乱。据报道,军队进城的时候,天气炎热,北京城里的男女老少一方面向部队同志说明真相,劝阻解放军不要入城,一面给他们送水送粮送毛巾,世界上那有这样的反革命,那有这样的暴徒?第三,从军队死亡情况看,也不像是反革命暴乱。据参加事件的军官吴仁华着文说,军警共有十五人死亡。其中三十八军炮兵部队有几个战士在翠微路不幸翻军,引起油箱爆炸,烈火夺去了六个战士的生命。这是戒严过程中的不幸事件。二十四集团军有一战士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死亡时间为八九年七月四日,他是在六四事件中得病,一月后身亡。他的死,也与所谓的反革命暴乱无关。三十九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换了便装,进入天安门广场。他可能是想拍摄解放军进军天安门的全程录像。但是,子弹没有长眼睛,进军天安门部队战士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于景禄,他中弹身亡。他中弹后由群众抬着送到了医院,不治而亡。还有几位,也是在混乱中因各种原因死亡。吴仁华提出,事件中,有一支三百人的部队,被六万群众围在中间,群众把十一个受伤的有病的官兵送到医院急救。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乱,是不会如此关心部队官兵的身体健康的。而且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乱,这三百名官兵不可能毫发无伤。可见,天安门事件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实在是师出无名,开枪无名。后来,由小平同志指定的接班人也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事实,不再像小平同志那样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了。他俩都只是说,是六四风波了,既不称暴乱,又不称反革命,而只称风波。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反革命暴乱”的罪名是根本莫须有的,对人民的屠杀是毫无理由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让我们通过历史的比较,来看看历史人物处理类似事件的利弊得失和人品高低。

小平同志与毛泽东处理天安门事件相比,坚决镇压的态度远远超过毛泽东。

邓小平经历过两次天安门事件,对这两次事件的态度迥然不同。对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他是同情的,共鸣的,而对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则是仇恨的,坚决镇压的。这两次不同事件的镇压者,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的态度与毛泽东的态度相比,邓比毛更加残酷,更加无情。其镇压的力度和嗜血性,邓小平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更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冯玉璋、段琪瑞等北洋领袖。

1976年清明,相当多的人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表达到四人帮和毛泽东本人的不满。毛泽东知道,天安门事件对周恩来的悼念,其矛头是对着他的。后来,悼念群众与当局发生冲突,发生了群众掀汽车等事件。毛泽东发了火,说,一是在北京,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了汽车,说这是反革命性质的。他下令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群众。但是,当时没有发过一枪一弹,也没有调动过一辆坦克。不是毛主席调不动坦克,毛主席像邓小平一样,也是中央军委主席,他是有能力调动军队的,有能力比邓小平调动更多的军队,他没有调动,他不需要军队。在对外战争中,才需要动用军队呢。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发点牢骚,是用不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来介入的。四五运动中,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想到要动用野战军。

同样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就严厉多了。开始只有少数学生游行,邓小平就勃然大怒,定性为动乱,大有秋后算账的架势。后来,学生不买他的账,他不仅派了几十万野战部队,而且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广场的命令。结果,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号令下,坦克碾过了年轻的身躯,枪口扫射了学生、居民、救援者甚至医务工作者。邓小平曾经有句名言,“不怕流血”,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屠杀的潜台词。结果,血真的流了,不是一滴两滴的流血,而是血染大地,89年的春夏之间,春城无处不飞花,京城无处不流血。小平同志在向他选中的第四代领导人谈话的时候,自称自己是很“冒失的”,他说自己“冒失地”到法国去,“冒失地”在百色发动起义,“冒失地”挺进大别山,这次又“冒失地”下令军队进北京,下令挺进天安门。在不怕青年学生流血,不怕天下人说话,不怕历史公正的审判这一点上,邓小平超过了毛泽东,毛泽东相形见绌了。

为什么两个类似的事件,邓小平的态度如此不同呢?这是因为,四五事件,学生们借悼念周恩来来表达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运动的不满,天安门事件对他有同情的一面,他处境不良,有学生同情他,对他是有利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学生对他恋栈专权是有批评的,他不面壁思过,反而认为矛头是对准他的。当听到陈希同政治局委员向他报告学生游行有批评他的口号时,他就勃然变色。他老人家的权威是绝对不能挑战的。因此,他对后一个天安门事件,采取的是坚决镇压的方针。

同是镇压,毛泽东调动的是民兵,邓小平调动的野战部队;毛泽东调动的只有千百人,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大军;毛泽东使用的是木棍,邓小平使用的是机枪和坦克。两相比较,毛泽东还是土八路,出手留有余地,邓小平则现代化了,准备大规模杀戮。结果也大不相同,毛泽东镇压四五事件,没有死人,只有伤者;邓小平处理64事件,被枪杀者、坦克碾过者,官方至今讳莫如深,但通过海外报导及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至少有千百人之多。

与华国锋处理天安门事件相比,小平同志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不知悔改。

一九七六年处理四人帮事件后,华国锋面临着处理四五事件的紧迫任务。当年,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定性的时候,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但华国锋顺应了民意,给四五事件平了反,因四五事件关押的人全部获释,定罪的全部平反。华国锋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表现了一种敢于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种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不仅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他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而且是敢于否定毛主席当年的结论,给全国人民心心牵挂的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当然,这个事件的平反,是许多领导和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支持平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平同志对于他所亲自镇压的天安门事件,坚持不认错,不平反,并且,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镇压。他将赵紫阳的秘书鲍同判刑七年,对总的总书记赵紫阳非法关押了多年,并且由他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们一直将赵紫阳关押到死。当年,毛泽东对于与他一起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搏斗的国民党死犯,可以进行特赦,而邓小平则把全党选举产生的党的总书记长期关押。在六四流血事件后,全国更是掀起了清查、通缉、审判、枪毙的高潮,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参加学潮的许多学生职工,有的不能毕业,有的找不到工作。邓小平坚持的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落实。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的发生,他是高兴的。对于这次事件的平反,他是支持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悼念一个领袖,都是在天安门,都是学生和市民进行和平的集会。然而,对于前者,邓认为是革命的,后者则是反革命的,不仅是反革命的,还是暴乱性质的。小平同志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他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而且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华国锋粉碎四人邦后,邓小平通过汪东兴写信给华国锋,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给华国锋一封信。信上说,“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欢欣鼓舞呢?”一旦他掌了权,地位稳固后,他却宣称,华国锋这个人很坏,坚持将他赶下台。华国锋在小平同志的眼中,一会儿是英明领袖,一会儿是个很坏的人。他实在是个善变的机会主义者。中国古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也可以说,他是一位俊杰。

不过,对于他做的事情,他总是一意孤行,从不认错。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明明错了,他硬顶着说是必要的,正确的。有三个党员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大会,被他下令开除出党。对于六四事件,他也冒着天下之大不讳,说什么不怕天下人反对,坚持镇压是对的,并且无法无天地将党的总书记隔离到去世。邓小平直到他死,他一直坚持着他的反右伟绩,坚持着他指挥的天安门事件的正确和必要。与华国锋相比,邓小平是多么地刚愎自用、多么地独断专横、多么地残酷无情啊!

与国家主席杨尚昆相比,邓坚持六四是反革命暴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则在暮年认识到六四事件是党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主张及早平反。

杨尚昆在六四事件的处理中,开始的立场是在理性处理和暴力处理之间摆动,对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在纪念五四的会议上、在亚行会议上提出的理性处理学潮的方针是同意的,支持的。最后,当邓小平断然决定军管时,他倒向了军权在握的邓的一边。并且充当了邓的镇压方针的实际操作者。对于六四事件的流血处理,杨尚昆是有历史责任的。但是,他一开始就与邓的暴力镇压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后来也有所返悔。

六四事件后,邓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权势渐大的杨家采取了果断措施,剥夺了杨家相当一部分权力。这里面的因素也许很复杂,他可能不希望杨家在军队中有太大的权力,过大的权力会挑战他对军队的控制权;可能担心自己死后杨家过大的军权不利于树立党中央的权威。他自己多次演出过枪指挥党的剧本,深知有枪就有草头王的道理,对于军权强大的杨家不得不有所提防,于是及早采取削藩措施,以免尾大不掉。但是,对杨家的薄性,也不排除将杨家作为六四镇压事件的替罪羊和出气洞的心理动机。这与武则天重用酷吏来俊臣又把来俊臣作为替罪羊是一样的。他知道,六四不得人心,这从他对曾庆红和胡锦涛的政治交代中可以看出。而倒杨多少可以暗示杨对六四流血事件负有责任,也多少让六四运动的受害一方出一点怨气。

杨尚昆对六四事件看法的转变的动因,一方面,对六四的处理,杨一开始就与邓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杨家明显地成了邓小平的工具,工具用好后就被邓掷到了一边。杨对此是心知肚明,他的境遇也促使他反思六四,因此,杨尚昆在晚年,对六四的流血处理方式是批评的。他否定了他自己的立场,也否定了邓小平的处理方式。他在遗言中曾经说到,六四事件是党的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这个事件必须早日平反。他曾说,他年纪大了,可能看不见平反了,但是,他相信将来此案一定会是平反的。不管杨当初有多少过失,至少他最后认识到了当初暴力处理的失当,站到了历史的正确的一方。而邓小平则直到他死亡,一直坚持对六四的人和事,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对于当年曾经充当过得力的助手的赵紫阳,他始终采取软禁措施,就如慈禧太后一直将光绪软禁在赢台一样。

与冯国璋相比,小平同志镇压市民和学生的残忍性远远超过了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

五四事件与六四事件有点相似,处理五四事件的是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处理六四事件的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两相比较,邓小平与冯玉璋的处理方式大不一样。

五四事件运动时,北京的学生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曹外长。从法制的角度讲,学生中有些人独犯了民国的法律。五四运动发生后,北大没有读过大学的哲学教授梁漱溟就提出,火烧民宅,殴打政府官员,这是触犯法律的犯法行为。国家不能容忍某些人在革命的口号下违反法律,损害他人和国家的利益。他主张对犯法者惩治。但是,当时的民国总统冯国璋,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竟没有对学生采取镇压措施。他没有因此将五四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没有说成是暴乱,更没有说成是反革命暴乱。事件后,他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亲自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向学生承诺,政府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他采用的是与学生对话的办法。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人权、对话这样的概念,而且冯国璋是个粗人,他居然没有像八九年中国官员那样竭力回避对话,更不像邓小平躲在背后策划派军队戒严。他还下令,释放示威过程中与军警发生冲突而逮捕的学生。现场一共扣留了三十二个学生,经陈独秀,蔡元培等呼吁营救,第二天,这些学生全部平安回校,蔡元培率北大师长在门口列队迎接。冯玉璋更没有秋后算帐,冯国璋没有在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开展大清查,也没有发表“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能有”的重要演讲,没有下令将参加运动的学生、市民、工人进行开除,判刑,行政处分等惩罚。与邓小平相比,北洋军出身的冯大总统是多么地温和、多么地慈爱啊!是他没有军队吗?不是;他知道,国家外患内忧,青年的本意是爱国的,国家沉疴多年,积贫积弱,再也不能自我残杀、自我摧残了。

与北洋政府总理段琪瑞相比,邓小平对青年生命的看得轻如鸿毛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事件,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也很相似。但处理这两个事件的领导人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学生生命的份量,在这两个领导人身上,简单有天壤之别。

这一天,北京女师大等院校的学生在总理府前集会游行,起因似乎是为山东青岛问题,总理府卫队擅自开了枪,死伤多人。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程德群等数十人中弹死亡。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的国会支持学生,反对对学生开枪;检察院主持正义,认定游行是学生的权利,开枪是错误的;全国的报纸也大都批评政府。总理段琪瑞的态度如何呢?他来到死难者中,对着死难学生长跪不起,向天下人谢罪。虽然不是他下令开的枪,但作为一国总理,他承担了责任,并且真诚地有负罪感。段琪瑞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大辈子“不动摇”,直到临终。

他下令建立学生纪念碑,表示牢记历史教训;他抚恤死难者家属,并告罪天下,从此终生吃素。他还解散了那一届政府,表示了对人民和历史是有担当的。直到临终,段琪瑞还谈到那次流血事件。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段琪瑞还是承担了历史的责任。段琪瑞对事件的处理是人道的,他领导的政府对这个事件的发生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他比立志要解放全人类的邓小平同志要崇高得多,负责得多,也人道得多。

小平同志则不同。他声明,他不怕流血;他下令,野战军入城;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他到死,没有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悔意。正如他将百万人打成右派,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一样。与段琪瑞不同,事件之后,他通缉运动的领导人,全国审判、关押、枪杀、行政处分了一大批人,一时间,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并且论功行赏,在“不惜一切代价”进军天安门过程中表现积极的人,一个个弹冠相庆,一个升了官。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段琪瑞是痛惜青年的生命的,而邓小平漠视生命,不怕流血。女师大事件后,段琪瑞长跪不起,终生吃素,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为了承担责任,他辞去总理,解散政府,他对事件是负责的,对国家是负责的,对生命是敬畏的。小平同志则不同,64事件后,他接见进军天安门事件有功人员,大家饮酒庆功,按功论赏,一片欢欣气象。他还发表重要谈话,表示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段琪瑞这样的北洋总理,在对学生的残酷无情方面,怎么能与邓小平这样的军委主席比拟于万一呢?一万个段琪瑞,也不及一个不怕流血的邓小平啊。

从镇压的血腥性来说,邓小平超过了沙皇

邓小平镇压六四运动的残酷性,不仅表现于屠杀现场,而且表现于事后的残酷镇压。这方面,他远远超过了俄国沙皇对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应该说,十二月党人这些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发起了要求俄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运动,与北京六四运动不一样,改革现状的愿望要强烈得多。六四运动没有政权欲望,只有学生对国家反对腐败的诉求,只有国民对中国政治清明的良好愿望。中国的学生们只是跪着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十二月党人则要求沙皇改变农民政策,具有强烈的反对沙皇政策的色彩。即使是这样,沙皇也只是进行了非常有限的镇压。一八二五年七月十二日,沙皇下令,将彼斯特尔、雷列耶夫、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别斯土舍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121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邓小平的处理则要残忍百倍。他将没有任何罪责的总书记罢免,并将他软禁到死;他将同情六四运动的中央委员鲍同逮捕,当有关方面调查后认为鲍不存在逮捕的理由时,邓勃然大怒,将报告掷在地上,他认为不需要任何理由。结果,强行判了鲍同七年徒刑。邓又在全国发起了残酷的镇压运动,电视里每天播送着通缉全国的几十个学生领袖和知名人士。被判死刑、有期徒刑的人数相当不少。单是大连一个目击者只是讲述了学生死伤现场情况,就被以造谣罪判刑二十年。邓小平还在全国发起了严厉的清查运动。许多人受到各种方式的处分,例如,行政处分。相当多的人因为参加或者同情六四运动,在毕业,工作,职称,住房等方面加以压制和刁难。中国当局不公布六四后清查的“成果”,被清查的人数其数相当可观。因为只是笔者小小的一个单位,因六四而被清查的人数甚多,只有文革才可与之相比,处理人数之多,文革也未必超过它。当时,凡在运动中签过名的,参加过游行的,说过同情学生的话的,都要一一说清楚。清查中,有的机构解散(世界经济导报),有的人员坐了牢,有的人员被开除,为数不少的人受到行政记大过之类各种不同的处分,更多的人作了检查。笔者只是在听到六四流血后写了“哭爱国同胞血流大地,恨专制暴君无法无天”的对联,就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受到种种由此而起的附加处分。相比而言,沙皇没有将镇压扩大化,更没有进行全国性的大清查。与沙皇相比,在对待批评者的镇压的广度和力度上,小平同志比沙皇走得更远。他实在是比沙皇更大的沙皇。

镇压的残忍和规模,远远超过了蒋介石

邓小平对待学生和民众的态度,与被共产党称为独夫民贼的蒋介石相比,又是如何呢?

蒋介石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中,也处理过学生运动。比较大的事件有抗战前夕发生的北京的一二九运动,有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两次运动中,都有大批学生参加。而且,在国民党看来,背后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是,蒋介石在处理这些运动中,没有下令开过一次枪,没有发射过一粒子弹,没有一个人死亡。以一二九运动为例,当时北平学生数千人在北京集会游行,国民党政府没有人下令开枪镇压,更没有实行戒严军管,没有开进坦克,没有动刀动枪。只是用高压水枪向学生喷射。这也是不好的。冲突中,有二三十名学生被捕,不久就被释放。有一些学生受伤。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生南下,上海学生也到南京声援,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更没有发起全国性的大逮捕、大清查运动。在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残忍性、规模上,小平同志远远超过蒋介石。蒋介石远远地落在了小平同志的后面。

六四事件中的邓小平,也超过了反右时代的自己,超过了1975年时下令向沙甸村开炮的自己

邓小平自己也是不断发展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道理,对于邓小平自己,似乎也很适用。

他先是用右派分子帽子店镇压右派分子,再是运用大炮炮轰沙甸村镇压回民,将好端端的回民村庄用大炮夷平。最后,在北京下令用坦克的履带和机枪向学生开火。他一路走来,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他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镇压起来,一次比一次更辣手。六四事件,终于达到了他对待民众残忍水平的最高峰。

六四事件,坦克隆隆,枪声阵阵,血染大地,古城惊魂。公主坟前,枪弹密密如焰火;木犀地畔,血痕滩滩如春花。即使是解放战争,国共双方,陈兵百万,也未有如此之流血。五四运动时,北京青年上街,没有流过一滴血;一二九运动,有催泪瓦斯,有冷水笼头,但是,没有动刀枪。一九二六年女师大事件,流了血,但未有如此之流血,而且没有坦克,没有机枪。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流了血,但是,没有用枪,只用棍子,只有受伤,没有死人。这些事件,与小平同志指挥的六四事件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六四事件,不一定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苏东坡曾经称颂年轻有为的周公瑾,“羽扇纶巾,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小平同志也是大手笔,弹指间,三任党的领导,无论是主席还是总书记,被他轻松地赶下台;谈笑间,他自如地调动了几十万军队会师天安门;谈笑间,指挥天安门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学生们这些秀才娃娃,在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铁军面前,血流满地,死伤累累。可惜,小平同志的这一笔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旷世奇功,至今还没有被中国那些善于写伟人颂的时髦诗人用浓笔重墨形之于文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写过邓小平,似乎也没有用大手笔歌颂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丰功伟绩,这实在是抹杀了小平同志一生所做的一件伟大的业绩了。

这一丰功传绩也被他亲自挑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淡化了。本来,小平同志称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乱,自己是平暴的当代英雄。是他在危难之中,挽救了党。但是,他的接班人却淡淡地说,六四是一场风波。风波是个什么东东呢?风波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只是七斤摇船进城,被城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剪去了那根他看得重如泰山的辫子。剪掉一根辫子又不痛,又不痒。风波在小说家眼中,只是丈夫收到一个暧昧的手机,妻子与他闹了点别扭,撅起了小嘴。将伟大的六四事件,说成如七斤剪辫子、夫妻间误会那样的“风波”。这实在是对小平平暴这样的伟大历史功绩淡化了。小平同志如果地下有知,他会拍案而起,说不定又会想到罢某个人的官了。

风波论似乎有了点人情味,但是,却陷入了逻辑的两难境地。

第一,如果这只是一场小风波,那么,你就是否定了邓小平生前对六四所下的政治结论。他明明说是反革命暴乱,你却说成是风波。他明明是要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允许,你却大事化小,风波论岂不将当年的暴乱分子说成是七斤式的人物而已。这是小平同志不能允许的,当年他对胡耀邦不反自由化也不能允许呢。他能允许你将反革命暴乱说成是风波吗?而风波论者都是小平选中的接班人,这怎么对得起他的指定之恩?

第二,风波论也对不起那些共和国卫士,对不起那些镇压六四的有功升官之臣。他们当年“平暴”立了大功,二十年来,别的英雄模范总要反复表扬,反复出镜。共和国卫士则一直藏在幕后。如今,你说成了风波,共和国卫士的称号能否成立都有了问题。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小风波里难出大英雄。风波里怎么涌现共和国卫士呢?镇压学生后有一批人升了官,原来是平暴有功升了官,如今说成了风波,能说他们是因为平定风波而升了官,风波论使他们功不着,理不直,至少是委屈了六四有功之臣。我想,李鹏和陈希同心里就不痛快。

第三,既然只是风波,你就要给“风波”中的殉难者、坐牢者、受惩罚者有个说法。六四事件既然只是风波,风波的参加者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怎么就可以轻易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呢?怎么可以用坦克碾过他们的身体呢?怎么可以向着他们开枪了呢?如果是风波,该平反的要平反,该昭雪的要昭雪。不能一边说是风波,一边又将风波中的死难者说成是暴徒,或者一边说是风波,一边又当作暴徒来处理。这样做,你怎么自圆其说呢?

三.小平:下令炮轰沙甸村

文化革命中,极左思潮横行。对老干部们是极左的,对老百姓是极左的,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是极左的。沙甸村的命运正是民族政策上极左政策的生动体现。

本来,这是个平和宁静的小山村,但是,一九七五年却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由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下令调动几个炮兵团对沙甸进行炮轰,在多种大炮的轰炸下,沙甸村被炸成一片废墟,全村4400间房屋没有一屋躲过毁灭的命运。全村7000多个村民,炮轰和战斗中被杀死了900多,伤600多人,后来还有许多人被判死刑,重刑。与此同时,其他回民村也受到了镇压,死亡达1600多人(包括沙甸村)这起炮轰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胡耀邦的支持下获得了平反。而下令对这个村庄进行炮轰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后来自称为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

沙甸是云南蒙自地区的一个回民村庄。约7700多村民。多少年来,回民们在教堂平静地祷告,在田野上勤劳地生活。但是,文化革命中,他们的教堂被占领,村民们不准上教堂,回民们心中的圣地、诵经的地方被关闭。他们的信仰受到了污辱,比如说,回民不吃猪肉,但是,村里的井里被灌进了猪血,掷进了猪骨,村民们被强制披着猪皮游街,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回民们哀求过,上访过,抗争过。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当时的云南省的有关领导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村民们过宗教节日被说成是反革命活动。宗教经典被焚烧,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被强制学猪叫、学猪爬、学猪滚。

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矛盾进一步升级。有关方面成立了鸡街民兵指挥部。对沙甸形成包围之势。沙甸村民也成立了民兵组织进行自卫。双方的对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本来,社会矛盾应该加以疏导,但当时的云南某些领导和王洪文等人,却错误地定了性,认为是反革命性质,相信可以用武力加以解决。而作为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也下令对沙甸事件进行军事解决。

镇压的念头最初由当时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透露出来。他在一次谈论沙甸回民问题的时候发表讲话说:

“我们对你们还是抱有希望的,有错误,犯了罪,在实际工作中将功赎罪。我们不希望你们再干错事坏事,但你们要再干,也可以。今天把话给你们说清楚,不要以为是吓唬人的,不相信试试看。”王洪文还要回民代表回来带头批判“天下回民是一家”。最后,王洪文摊牌说:“如果再不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就要打土围子了。“打土围子”就是武装解决.”这里王洪文已经公然威胁,对沙甸要武力解决了。

镇压需要野战军。调动军队需要军委的批准。当时的总参谋长邓小平批准了军队的介入,批准了用炮兵炮击沙甸的计划。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在云南省政府和省委有关领导的指示下,民兵、野战部队一起,开始对沙甸回民进行武装镇压。在对沙甸里三层外三层军事包围部署完毕后,一支侦察部队开始行动。他们在熟悉沙甸地形和道路的人的引导下,先摸掉村边站岗的沙甸民兵,然后悄悄进入大清真寺后院——沙甸民兵团的办公地点,欲捉沙甸民兵的头头。一住寺回民发现有武装军人,急忙登上三楼敲钟报警,熟睡的村民被枪声惊醒,此时,整个村子一片漆黑(电被拉断了)。炮兵对村里进行炮击,火焰喷射器也用上了,沙甸成了一片火海。哪里有亮光,炮弹就轰炸那里,沙甸村成了一片火海。

回民群众无路可走,群情愤怒,他们凭借夺来的几支步枪、机枪、几枚手榴弹和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抵抗,顽强自卫。八月四日,一百五十七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着双手,集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包围沙甸村的民兵、野战军几挺机枪一齐开火,将逃生者打死大半。打扫战场时对未亡者进行补枪。

战争一直打了七天八夜。被摧毁的民房四千四百多间,回民死亡900多人,伤、残600多人。部队也有伤亡。以参加“沙甸叛乱”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战斗结束之后,因“沙甸事件”被强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达数十人,被强制进入学习班批斗的有数百人。省州县(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沙甸工作组搞了一个“武装平叛沙甸叛乱”宣传提纲,声称开炮开枪是为了平定反革命叛乱。

一个小村庄的村民,真的搞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吗?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一个小山村和平的人民,没有枪,没有炮,一无所有,说他们搞反革命叛乱,世人无法相信;第二,他们不攻城,不占地,不抢掠,不宣传,他们要求的只是平安地生存,只是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要求和行为,与反革命叛乱毫不相关;第三,退一万步说,要求开放清真寺等行为构成了“叛乱”,那也是由阶级斗争的极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起的,是错误的政策把和平的人民硬推到了对立面。没有极左的政策,没有几次杀戮,是不会造成如此尖锐的对立的。因此,责任在政府。

而对待和平的村民,是否应该用大炮轰炸的办法?是否允许无视村庄里数千和平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加以炮轰呢?凭什么理由将一个和平的村庄上的一切夷为平地呢?没有。按照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说法,就算这个山村的村民中有阶级敌人,95%的人总是好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这个村庄的回民真的发动了一场叛乱了,而对一个山村的狂轰烂炸,把死亡强加给了每一个村民,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无论老幼,格杀无论的政策。即使是真正的叛乱,也没有理由用炮轰全村的办法。因为至少绝大多数村民是无辜的。更何况这根本不是叛乱,是在极左路线压迫下的民众自卫和民族自卫。

退十万步来说,这个村庄为一方,以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军队为另一方,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下,是否就可以对一个和平的村庄狂轰烂炸了呢?国际法规定,也不可以。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某个村庄里有游击队员,日本兵进入村庄被游击队员处死,日本人为了报复,烧毁村庄,炮轰村民,这种行为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违反了战争法,犯了战争罪。同样的道理,即使沙甸村与政府处于战争状态,用炮轰沙甸村对村民格杀无论的行为,也是违法的,是有罪的。更何况沙甸村村民什么也没有做,既不想独立,更不想反叛,他们只想和平地生活,只要求尊重自己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居然下令对一个和平的村庄进行炮轰,充分表现了他好杀的本性。这种本性,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不断地发展着。由于中国的专制主义体制,使邓的嗜杀的本性得不到抑制,最后发展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军队的性质来看,也绝对不允许对一个和平的小村庄实施炮轰的。按照党章,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怎么可以用炮轰和平村民的办法来表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的形象呢?中国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国家的军队是用于保卫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野战军不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就算你是平定叛乱,你也要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批准授权。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对你邓小平授权了吗?没有。既没有授与你调动炮兵镇压沙甸的权利,更没有授与你炮轰和平村庄的权利。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能由一个党来调动军队,更不能由一个总参谋长任意地调动军队,任意地下令向和平的村庄、和平的居民开枪开炮。屠杀和平的村民,是构成屠杀罪和反人类罪的。

小平同志一声令下,蒙自地区的野战部队向着沙甸展开了猛烈的炮轰。无产阶级制造的炮弹雨点般地降落在沙甸的村庄上。这个小小的村庄,本来只有不足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成千上万颗威力巨大的炮弹落在村子里,燃起了冲天的火光和热浪,所有的房屋全部烧毁倒坍。它充分显示了中国炮兵部队炮轰民房时表现出来强大的战斗力。

四.小平:吹响越南战争进军号

中国和越南,近代史上是关系良好的兄弟之邦。法国入侵越南,清兵出兵救援,打败法军;毛泽东和胡志明,曾缔结了两国之际的深厚友谊。奠边府之战,中国人也帮了忙。美越战争时期,中国也派兵派人,送武器送粮食。当时,中越之间,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是一种友好的、睦邻的关系。

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上台不久,邓小平就突然发动了一场出兵攻打越南的战争。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起兵突然,死伤严重。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争给越南的破坏也十分严重。这场战争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恶劣。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齐声声讨。西方则坐山观虎斗,不化钱观看着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厮杀。这场战争的利弊是非,责任所在,必须细细评说,不能掩天下人耳目。

这场战争,主要是由邓小平决定的战争,也是由他发动和指挥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华国锋是不主张的,不积极的;胡耀邦是不主张的,不积极的;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是不积极的。攻打越南的主要吹鼓手和决定者是邓小平。当时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中,没有谁表示积极的态度。

这场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二月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七日击毙越军15000人,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六日击毙越军37000人。计算起来,中国打死越兵5万余人。

根据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写的《越南人民军五十年(1944-1994)》(军事谊文出版社有中译本)记载,“二月十七日,中国出动六十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三十个昼夜(2.17-3.18)的战斗,越南消灭和重创了中国三个团十八个营,击毁和击伤五百五十辆军车(坦克装甲车二百八十辆),击毁一百十五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了大量武器。”有学者称,中国攻打越南的战争中,双方各战死五万指战员。越南方面还有五万平民被打死。这个数据,大体是合理的。就是说,双方都死伤惨重。

战争的残酷性表现于武器的装备和弹药的数量。攻越部队使用了六○炮、无后座力炮、八五加、一○○加、一二○迫、一二二榴,直至一五二榴,能使用的最现代化的大炮,都使用了。据总参事后总结,进攻越南的战争打了一个月,使用的炮弹消耗比得上淮海战役。部队伤亡一半是误伤:一炮打过去,炮弹飞过包围圈,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落下爆炸,自己人死伤了一大堆。

残酷性还表现于反抗的强烈和杀人的强烈。对于越南人来说,他们是保卫家园。因此,有孩子、老人、妇女,舍身爆炸的故事发生。中国的一个弹药库就是由一个越南妇女舍身引爆的。反抗自然也引起了更残酷的杀戮。据有一个参加过越战的青年战士回忆,“打到最后,冲上越军的守点,除了三十几具尸体,十一挺机枪外,看到的却是八个瘦得不能再瘦的越兵。虽说上头是俘虏不能杀,但我想到死去的战友时,我怒火中烧。端起枪来对着几个越兵乱射。有个越兵看样子大概只有二十岁吧,因为被打断了脚,躺在地上,苦苦地说着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能是求我们不杀他吧。但我一云南战友麻木地端起枪来,对着他就是一阵猛扫,把哪脑袋打成了马蜂窠。”

另一个战士在回忆录中记载:“事后我看到的只能用‘人间地狱’来形容。漫山遍野的尸体,有一个云南的战友死得最惨,先是被机枪扫断了双腿,接着又被火箭炮炸中,事后我们清理战场时,能找到的只是他的军帽和一颗几乎不能算是头的头。一个南宁的战友因为被打中脖子,双腿也被扫断了,实在太痛苦了,在我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自杀了!因为死前的痉挛,整个脸都变形了。”“那次战斗中我也受了伤,但不重,过后被转回后方。事后我得知,我们连所有的人到最后只剩6个人活着回来,有两个到现在都不能正常行走。直到现在,哪场战争仍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恶梦!”而这个恶梦是邓小平强加给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身上的。

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何在呢?

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不是经过中共中央的讨论通过,还是一个问题。直到今天,没有一条足以让人民信服的出兵打仗的理由。官方只是传达,邓小平说,“要教训教训越南。”邓小平不能代表国家,不能个人决定一场战争,更不能代表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况且,“教训教训”,是江湖人物的用语,有身份的政治家怎么能用这样的语言发动一场战争呢?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经过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战争,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战争。因此,这是一场不合法的战争。

这也是一场不合理的战争。

第一,中国经过十年浩劫,国家十分疲惫,人民深受苦难,迫切希望休养生息。党中央的公报说,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生产凋蔽,人民生活艰苦,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中国百事待举,百废待兴。从国内的情况看,根本不应该去挑起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

第二,越南并没有侵入中国,中国没有出兵攻打越南的充足理由。以越南这样的国家,很难想象它要入侵中国这样的大国。就算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越南更接近苏联,从而影响到中越关系。即使这样,也没有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越南是个独立的国家,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外交路线,它在中苏分歧中更倾向于苏联,这是越南国家主权所在,你不能用战争的办法强迫他改变外交路线。从国际法看,这是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

第三,当时官方提出的理由是,越南在边境经常制造摩擦。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为什么你小平一当权,原来的同志和兄弟就要反目成仇了呢?这需要自己反思检讨,调整关系,而不能用战争的办法解决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有一些小的摩擦,也不能用几十万大军入侵的办法解决。邻里之间,有时候会有口角,有时候会拍桌子发怒,你不能因此而拿刀子拔刀相向。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中国不是提出过国家与国家相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幺,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国与国之间,都要互不侵略,相尊重主权,互不损害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怎么能动不动就大军入侵呢?兵者,凶器也,生死之道,存亡之地,怎么能如此轻率地使用呢?总之,无论寻找到几个鸡毛蒜皮的理由,出重兵打另一国家,理由是不充分的。

邓小平发动攻越战争的真正原因是要帮助极权的柬埔寨共产党。由布尔布特领导的柬共是一个极左的法西斯式的政党。他们在中国有些人的支持下,占领了首都金边,他们驱赶金边居民到农村,没收城市居民的财产,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屠杀了二百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1/3。其中包括四十万华人和二万越南侨民。直到今天,还留下了被这个法西斯党屠杀人民后留下的万人坑,成为柬共反人民的罪证。由于这个政权不得人心,引起了内哄。越南因为2万侨民被杀,派志愿军保护越侨,越军进入柬埔寨,失去民心的柬共兵败如山倒,水深火热之中的柬国人民则把越军当成了解放他们的军队而荷食提浆地欢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进入柬埔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柬共当时四面楚歌,眼看要土崩瓦解。邓小平是支持柬共的,他决定支持他们一把,方法是围魏求赵,进军越南,迫使越南从柬战场上抽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分东西两路,全面进攻越南,打响了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问题在于,有必要支持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吗?没有必要。支持一个反人民的、完全丧失民心的独裁政权,意义何在呢?支持一个杀害了四十万华侨的专制政权有什么意义呢?打狗还要看主人呢?40万华侨也是人,也是炎黄的子孙。你怎么一点也不愤慨,反而要去帮助屠杀者呢?再说,别国之间的争端,只要不损害你的利益,你没有出兵的理由,更没有出兵的义务。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很奇怪。柬共屠杀了本国的和平居民二百万,这是他国内的事,不管它还可以说得过去。他屠杀了四十万华侨,这样的事实不报导不揭露已经没有道理了,为什么还要去支持这个魔鬼呢?有文章指称,华侨们身受柬共迫害,写信给中国柬埔寨大使馆求援,使馆将信转给布尔布特政权,这也许是延袭了国内将信转给基层政权的办法。中国使馆将华侨的信转给布尔布特政权后,这可是性命悠关的事情。布尔布特是杀人不眨眼的,结果是华侨们受到了布尔布特政权进一步的迫害。越南有2万越侨被布尔布特政权迫害而死,这不是个小数,越南政府和越共觉得不能坐视不管,他们担不起人民追查历史的责任,因此,决定派遣志愿军进入柬埔寨保护越侨。越南人受到了水深火热之中的柬国人民的欢迎,一路上人们把他们当作解放者。三十年后的今天,是越南志愿军入柬三十周年,金边还开庆祝会感谢越南。中国是泱泱大国,人口众多,四十万在柬华侨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因此,柬共杀害华侨,既不加以报导,也不施以援手,相反,我们积极地支持布尔布特政权,唯恐它灭亡。在越南出兵解救越侨之前,我们静静地观看着数十万华侨被迫害而死。当越南顺利地进攻金边的时候,邓小平按捺不住了。他决定出兵。不是出兵求助在柬华侨,而是出兵救援布尔布特政权。越军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进入金边,柬共败退丛林。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邓小平的决策和指挥下,二月十七日大规模地攻入越南本土。

战争,有战争之道。从今天的眼光看出兵越南之战,则是无道之战。据网上有作者报导,老街攻坚战里,我军用毒气把一坑道的越南人活活闷死,后来据越南俘虏交代,该坑道藏着二百多敌人和一千多老百姓。报道的作者认为:“其实老百姓又怎么样,反正越南当时是兵民不分的。”另据报道,撤兵的时候,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建筑、桥梁、铁路、车站等大的设施。并且,将从越南运回的物品在昆明开了一个越战胜利展览会。连拉回来的大象、长颈鹿也在胜利展览会里亮相。后来,据说是因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而匆匆收场。对于这场战争,邓小平是要负责的。

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造成很大的损害。

第一,巨大的战争消耗和战争死亡加剧了国体的虚弱。本来,经过十年文革,中国如大病初愈,疲惫不堪。而邓悍然发动战争,将大量宝贵的资金用于战场,加深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也使数万青年或战死于异国,或伤残终生,导致他们悲惨的人生。于国于民,都有害无利。

第二,悍然出兵越南,造成了越南人民对于中国的极大的仇恨和猜疑,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用鲜血建造的友谊毁于一旦。直到今天,越南政府对于中国是存有戒心的,越南民众对于那场战争仍然记忆犹深的,越南人对于来自北边的威胁仍然保持着敏感性警惕。

第三,中国轻易出兵,不宣而战,中国给世界留下了一个轻启战端、易变寡信的形象。中国与越南,原来是亲密的兄弟,但是,稍有不合,就兵戈相见,重兵入侵。这很像是现代中国的某些新兴青年,豪华地结婚,又突然地大打出手,匆匆地离婚。问他们是什么矛盾要离婚,他们还说不出来。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重大的损害。中国曾把苏联当成父亲和老师,结果中苏在珍宝岛互相杀戮;中国与印度是五项基本原则的创始者,结果五项原则墨迹未干,中印已经血战方酣;中国与越南是同志加兄弟,当年恨不得同年同月同日死,恨不得中国人不吃饭也要省下粮食支持越南打美帝,如今呢,与当年的敌人美国成了战略伙伴,却用最现代化的武器对当年的同志和兄弟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这给世界人民以什么印象呢?同志加兄弟尚且要战争,更不要说对其他国家了。越战造成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很不好的。他受到了世界性的谴责,只是我们将这些谴责的消息全部封锁罢了。但是,封锁了谴责的消息,这场战争能改变它的性质吗?不义之战就变成了正义之战吗?轻启战端的历史责任者就会变成历史的功臣吗?似乎不会。

小平同志拍板出兵越南的时候,是否想到这些后果呢?他是否想到要负责呢?

小平,历史将细细评说

小平同志接二连三地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伟大胜利。他轻而易举地把数百万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秀才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将他们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批斗的批斗;他在谈笑间摧毁了沙甸的四千四百间房屋,消灭了回民村的百姓一千六百多人,取得了收复“沙甸村”的伟大胜利;他又发动了跨过红水河和藤条江的对越作战,以中国数万士兵的死亡赢得了攻占越南重镇谅山的巨大胜利,炸毁了当年的同志和兄弟的各种工业、建筑设施,还运回了如长颈鹿、大象等无数的战利品;在他的晚年,他又担任起发动进军天安门广场伟大战役总指挥的重任,在他的“不怕流血”和“不惜一切代价”的号令下,数十万铁军浩浩荡荡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一线把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打得丢衣卸鞋,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在公主坟、木樨地等一线,他亲自指挥的铁军重创了学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战绩。在他的号令下,坦克车横冲真撞,冲锋枪火光四射,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和战斗力,也充分显示了小平同志高超的指挥艺术。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绝对优势的武器,打响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又一场永载史册的战争。这几场战争,一次比一次辉煌,一次比一次耀眼。它充分证明,小平同志是个常胜将军,他在与秀才作战,与学生作战,与回民作战,与兄弟国家作战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和顽强战斗的精神。如果将这四大战役的作战经验总结下来,一定可以写一部比《孙子兵法》更加辉煌的《邓子兵法》出来。

很可惜,当年讨论十大元帅的时间似乎略早了一些。那时节,小平同志与手无寸铁的学生作战、与手拿锄头的回民作战的光辉业绩、与温文尔雅的秀才兵团的作战、与区区小国作战的伟大实践还没有进行,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显露的机会,不然,就凭着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这四场彪炳史册的伟大战争,小平同志至少可以充当第十一名元帅。著名的朱德将军,林彪将军,彭德怀将军,都没有取得过像小平同志指挥的这四大战役那样辉煌的伟大胜利,林彪元帅也只是打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两场战役,比小平同志指挥的四大战役少了一半。彭德怀也只是打了百团大战、延安保卫战和朝鲜战争,百团大战据说违反了一分抗战,二分宣传、七分扩军的方针,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朝鲜战争也只是打了个平手,总结起来,三战一胜一平一错,那比得上小平战四捷,四战四大捷的骄人战绩?因此,小平同志完全有资格获得第一名或第二名大元帅的光荣。他在元帅排名榜上,至少应该排在林副统帅之前。

小平同志能指挥这样伟大的战争,不仅国内没有一个将军与之相匹敌,就是在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伟大的将军可以与小平同志相媲美。这四大战役的成就,也足可以与领导盟军与希特勒德国作战的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相媲美,更可与攻克柏林的苏联统帅朱可夫将军一比高低。放眼世界,有哪一个伟大的将军有过小平同志四战四胜这样骄人的业绩呢?拿破伦将军有过吗?没有;华盛顿将军有过吗?没有;巴顿将军有过吗?也没有;蒙哥马利将军有过吗,也没有。甚至像隆美尔这样的将军,也没有在学生和秀才面前摆兵布阵、冲锋陷阵、打过大胜仗的经历。在这方面,小平同志以说是功高盖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军事才能和丰功伟绩,足可以光照千秋。

不过,历史又是个富有耐心的家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总是喜欢细细地评说人物的功过是非,当年,被人尊为神的人,终于一个个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当年,被大臣们称颂有着最美丽的身材和最漂亮的衣服的国王,终于被一个稚气的孩子说了没有穿着裤子的真话。历史,终于开始耐心地审查着小平同志,审查着他亲自指挥的四大战役。

四大战役虽然打得漂亮,可惜,他都是对着人民作战,对着弱者作战。这就如一个身重五百斤的相扑运动员与一个小学生的相扑。威武的相扑运动员胜利是胜利了,但是,这样的胜利能算是胜利吗?时间真是个伟大的批评家。当年,小平同志领导下创造的五十六万铁案如山的右派分子,最后只有五名被认为是真正的右派,就是这五名最后的右派分子,是不是真正的右派,现在还没有定论。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也不能说反右运动是一项伟大胜利了,不能说领导反右运动的小平同志创造了一项丰功伟绩了;沙甸村战役的胜利,只是对于一个村庄的无力反抗的少数民族兄弟和农民兄弟的胜利。现在,历史的真相明明白白地显示在那里,这不是什么反革命叛乱,回民是我们的同胞,农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之一,炮轰沙甸,屠杀回民,焚毁村庄,没有一丝一毫的正确;越南是中国的兄弟邻邦,有过长期的历史友谊,即使有些纠纷,也完全可以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地解决。派兵数十万,用现代化武器轻启战端,造成两国人员巨大伤亡,财产重大损失,对两国都是损失。而可悲的是,战争后期竟然以破坏为目的,炸毁铁路桥梁工矿企业,充分反映了战争发起者思想的落后。至于天安门战役,更是对无辜学生的屠杀,这是全世界人民都谴责的暴行。即使是他亲自挑选的两任接班人,现在也只能对民众说这是风波,不敢说是反革命暴乱。其逆天行事,人神侧目的真相是清清楚楚的。小平同志自以为他领导的四大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是邓小平的四大历史错误,或者讲是四大历史罪恶。

这四大历史错误,自然否定了邓小平的“人民儿子”的自诩,也否定了他所说的对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如果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要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人民吗?小平同志自称是人民的儿子,还深情地说他爱着人民。他真的是人民的儿子吗?

鲁迅先生自己说,横眉怒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真的今天为东家磨二斗谷,明天为西家耕三亩田,夜里还让主人挤一杯奶,他是真正的孺子牛。但小平同志自称人民的儿子,则有点儿不太像。

他将百万民族精英打成右派,残酷地专了他们二十多年的无产阶级的政,他下令向回民的村庄开炮,他下令向天安门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用坦克开路,用机枪扫射,这样的行为,算得上是人民的儿子的行为吗?他的这些行径,不像是儿子,也不像是老子,倒像是爷爷的行为。不过,不像是一个慈祥的爷爷,而是一个凶狠的老太爷。

晚年邓小平

小平的行径不仅像是民众的爷爷,而且像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爷爷。他默认接受对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决定的咨询,充当凌驾于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以上的最高决策权和最后决定权。他自说自话地在家里接受国家总理的汇报,对国家领导发表指示,在他家的客厅里决定国家大事,他家的客厅,成了政治局常委们经常汇报工作和开会讨论的地方。他对六四的定性,被写成了社论,传达到全党,他成了政治局背后的政治局,成了常委之上的常委。他多么像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爷爷啊。他唯恐他们走不稳路,唯恐他跌了跤,因此,他一定得扶着他们走路,甚至抱着他们走路。

小平不仅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爷爷,更是党的总书记们的爷爷。他将几任党的最高领袖赶下台。他将华国锋从党的主席的位置上赶下来,将胡耀邦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来,并且放言,对胡耀邦揭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他又将赵紫阳从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了下来。他还下令将赵紫阳长年累月地软禁。最后,他一度又对自己提拔的党的总书记不满意,又想移位了。只是一个又一个总书记被你赶下台,再赶下去,形象实在太差了,不太好向国民交代,他才没有换成。赶走党的总书记的是邓小平,选拔党的总书记的,也是邓小平。他至少亲自选定了两代接班人。他在他的家里,与几个老人决定了赵紫阳下台后党的总书记的人选,并且由他亲自找此人谈话。他的所作所为,哪像是人民的儿子,倒真像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要管、都要自己说了算的党的总书记们的爷爷。

他的那么大的权力,具有合法性吗?

他向人民开枪、开炮、开坦克,是谁给了他这样大的权力呢?

他将党的主席、总书记一个一个赶下台,又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呢?

没有。党章里没有,宪法里也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顾问,顾问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权力呢?他的行为,有没有全国人大的授权?没有。有没有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授权?没有。有没有中央全会的授权?也没有。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他职务内的权力,也不符合民意,不是党中央内多数同志的意见。他的行为是越权的,是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是非法的。一个顾问老人,有什么资格决定军管,有什么权利决定总书记下台,有什么资格下令军队不惜一切代价进军天安门?没有,党章里没有,宪法里没有。邓小平动用了非法的权力,对人民对党的领袖采取了非法的行为。在数千万党员面前,在十几亿国民面前,他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破坏了党纪,破坏了国法。使党成了邓家的工具,使自己成为国家的太上皇。对国家的损害,莫此为甚。对党的损害,莫此为甚。当他下令向学生举起屠刀的时候,亿万中国人民内心一定会问一个自然的问题?一个向学生举起屠刀的集团,还有领导人民的合法性吗?一个老人统治下的国家,居然向学生开起了坦克,这个国家还是共和国吗?邓小平损害了国家损害了党,大失人心,大失军心,大失党心。

需要指出的是,小平同志解放以后对人民的仇视和镇压是一以贯之的。文化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在北京主持运动,他派出了工作组,将北京一些高校的数万青年师生打成反动学生,隔离的隔离,批斗的批斗。他又一次使用起反右运动的伎俩,整起人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小平同志当时坐镇北京,他对于斗反动学生、斗教师、斗教授之风,对于北京街头抄家、殴打所谓四类分子之风,他都不加制止,采取了实质上默认和支持的态度。可惜,毛泽东此时所要整的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止了整学生的风潮。邓的这条路线,就是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路线,是一条整人的极左路线。这条路线,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与此一九七五年的炮轰沙甸,与一九七九年攻打越南,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流血事件,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是一模一样的。

巴金的小说《家》里,那个高家的高老太爷决定着孙子觉新觉民觉慧们的命运,决定着与高家有关的一群女孩子的命运,也决定着一些丫头仆人的命运。小平同志的权力比高家老太爷大不知多少倍,他决定着天安们广场上百万孩子的命运,决定着全国参加和支持过学潮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决定着参加对越战争的数十万指战员的命运,决定着云南沙甸村全体村民的命运。在人类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居然有小平这样的人扮演一个国家、一个集团的高老太爷的角色,这是小平同志的悲哀,这是中共的悲哀,这更是“共和国”的悲哀。

暴力和专制的根源

从上述四大战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的两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是崇尚暴力。

这四次战役,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使用了暴力,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对越南发起战争是暴力,坦克进军天安门是暴力,沙甸炮轰是暴力,对几百万右派的镇压,也同样是暴力。他在文革初期领导运动时发起的抓反动师生、斗教授风,扫四旧风,都具有强烈的暴力色彩。

有些事件,是可以、应该、而且是可能采取理性办法处理的,但是,邓小平坚持错误进行了暴力处理。例如,天安门事件,完全可以和平理性地处理的,只要认真听取民意,理性地与学生对话,不使用高压,学潮完全可以和平地加以解决。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间,事实上学生已经开始回校复课了,是他的四二五讲话和在此基础上发表的四二六社论对学生的错误定性激起了民怒。赵紫阳从朝鲜回京后,采用他的理性对话精神,他在亚行的讲话和在五四青年节上的讲话,学生普遍接受了,按这种对话和理性的态度去办,学潮是可以和平地解决的,学潮完全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力,而不产生破坏作用,完全不必要用武力手段加以解决。越南战争也是可以不打的,根本不存在非打不可的理由。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但邓小平一意孤行,最后中国出兵,两国在越南大打了一场战争。

再退一步讲,即使要使用暴力,也有一个程度问题。比如说,毛泽东要打右派,你也完全可以采用比较温和的、保护的办法处理右派分子。不是非要残酷地打击不可的。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当然也有他的责任。邓小平不能逆毛的意志,但完全可以用保护的办法保护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至少是可以善意地对待他们。你有多少理由,有多少必要将大批国家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送进牢狱,送进北大荒等流放地呢?再退一步讲,你将人家送进监牢,至少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生命吧。结果,你剥夺了人家的自由权,又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不给人家吃饱饭,使大批大批的右派分子饿死在监牢里,饿死在流放地里。有些监牢里的右派,死亡者超过一大半。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还没有这么凄惨。当时,作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完全可以将右派分子免除系狱,免除流放,因为退一万步讲,右派即使有错,毕竟是言论获罪。即使错将他们关押了,在发现饿死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将他们早早地释放,避免他们在监狱里成批成批地饿死。但是,邓小平没有这样做。沙甸,你完全可以通过民族和解的办法,对话交流的办法加以解决,而不是大炮炸平的办法解决。他说的不怕流血,实际上是主张流血、主张暴力的宣言。他一贯地体现出暴力倾向。他充当国家的头,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暴力治国,历史上很难长治久安。暴秦治国,其结果是天下苦秦久唉,陈胜吴广揭干而起,秦也二世而亡,秦朝以暴力而短命,这个历史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第二是专制倾向。他是非常推崇个人独裁的。他曾经非常欣赏前苏联几个人就决定入侵阿富汗的果断和迅速。他说,这样的事,如果是美国,它要国会批准,要这个那个,苏联几个人就决定了,一个晚上就可以出兵,效率很高。他非常羡慕个人或少数几个决定的独裁的领导方式。而他又非常在于个人的声望威信。有关自己脸面的事,他就会很情绪化。他坚决不肯从4。26社论后退半步。因为他认为这会损害他的权威。在对越战争上,他也不听反对的声音。因为专制,他刚愎自用,不纳忠言,显示出他的狭隘保守。

邓小平的专制主义特征决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词。邓小平曾经很直率地表露过他对专制主义和独裁的爱好。邓小平与第三代领袖交班时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是邓小平心灵的自白,也是他一生行径的总结。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向往和追求的,决不是党内的民主,决不是国家的民主,而是他说了算,是领袖说了算的专制独裁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能说是民主制度吗?能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吗?不能。主张我说了算的人,还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不能。这样的人的所言所行,只能算得上一个独裁者,专制者,暴力爱好者。他像毛泽东一样,内心深处具有深厚的权力拜物教情结,剥他的所谓改革总设计师的外衣,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多么深厚的帝王思想。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很容易地解释,为什么不是中共总书记、不是政治局常委、不是政治局委员、却要牢牢地把握着军委主席的位置?就很容易解释,为了这个位置不惜为他修改宪法使这种行径合法化?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居然冒天下之大讳、将三任党的领导人拉下来,甚至将党的总书记软禁到最后一刻。把这样的人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在是13亿中国人的耻辱,是伟大的中国的耻辱。

他的暴力倾向和专制倾向又是什么原因如影随形、紧紧地跟随着他呢?

第一,他是一个时代的落户者。他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传统的认识水平上。战争时期,实行的是一种军事化体制,领导说了算,武力解决问题。全国解放后,土改、镇反,都强调了暴力。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习惯在一些人身上根深蒂固。他们仍然如战争年代那样迷信武力,以为枪杆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小平志得意满地坐在中央委员会之上,重大决策要让总书记来请示自己。他不认清世界潮流。赵紫阳认清了世界的潮流,他认识到世界的潮流是民主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勇敢地站在出来,不愿意做一个屠杀学生的总书记。虽然他被邓小平软禁了十六年,但是,在历史的天平上,赵紫阳站在历史的前沿,站在中华民族的道德制高点上。而邓小平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历史进入了民主潮流滚滚向前的时代,他还迷恋着一党专政,迷恋着武力,迷恋着个人权威。不知道杀人正是自我毁灭的行为,是自我宣布统治合法性的消失的行为。

与赵紫阳比,他落伍了;与他的中山大学同学蒋经国比,他也大大地落伍了。蒋经国当权的时候,也面临着台湾民主运动的兴起。他却没有采取镇压的手段,而是采取政治开放的手段,带领台湾逐渐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当时也有人劝告他,放开或者开放,都有可能影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是,蒋经国却说,“世界上有永远掌权的政党吗?”他毅然采取开放党禁的办法,拒绝采取大规模镇压、大规模流血的办法。他不仅推动了台湾的政治变革的进程,也推动了台湾经济的飞跃。蒋经国的理念显然超过邓小平一筹。

第二,中国革命长期的暴力倾向,特别是左倾思潮给予邓小平以深刻的影响。近代历史上长期流行着极左思潮,不断演出着残酷斗争的惨剧。大革命时期的AB团事件,大批大批的革命志士,被自认为更革命的共产党人成批成批地杀掉,还要加上反革命的罪名。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许多大革命年代的冤案才被胡耀邦平反。延安整风运动,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整人运动,有的学校90%以上的师生打成了反革命、特务,最小的特务只是十岁的孩子。王实味只是批评了延安的一些落后现象,被批斗不算,还被用石头狠狠地砸死了。更多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被秘密处死了。这种种暴力传统,深深地影响着解放后的一系列政策。有些地方的土改,规定着每个村子该枪弊地富分子的数目,杀一个人,常常只是土改工作队员的一句话。这种暴力影响深深地感染了邓小平,使他在解放后的几次重大事件中,表现了根深蒂固的暴力倾向,他多次地运用暴力,而不是用民主的协商的办法或者行政的办法解决问题。

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中蕴藏着一股异乎强大的力量,那就是要历史总是要努力恢复自己的本色。在专制社会中,利用暴力可以将历史掩盖,将历史伪装,将历史扭曲。但是,历史总是会努力地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它会洗刷当年涂于某个形象上的油彩,在历史的长河中给人物精确地定格。相信随着历史力量的日益显现,历史的是非一定会更加清楚明朗,从本质上来说,历史是不能伪造的,不能掩盖的,不能涂脂抹粉的。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逐渐从历史的迷彩中看到历史的真相,敬畏历史的真实。

在文章结束之际,作者想到,为了更确切表达历史的事实,本文的题目似乎应该改一下,改成《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爷爷》或者干脆改成《人民的爷爷邓小平》,这样更符合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