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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文化大发展的根本条件是自由

文化只有官办文化和自由文化之分。前者教你做奴,后者教你做人。

文化自由,就是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自由的,既不按官方的规定去生产文化,也不按官方的指定去消费文化。

与官办文化完全不同,民办文化或自由文化,来自于民间,根植于社会,发展于市场。

“中国的人心是什么时候变坏的”,答曰:肇始于反右,发展于文革,鼎盛于当下。

文化大发展,文化大革命,两字之差,令人遐想。

“文化”是一个很庞杂的概念。《汉语词典》里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文化大发展,是明天要开的那场会议的主题,据说还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治国大纲。文化大发展的条件有很多,经济、政治、开放,等等,但根本条件还是自由。

1、什么是文化自由?

举个例子。比如10月6日,一群官二代在国贸三期开会,说要彻底否定文革。随后,另一群官二代以乌有网为阵地,说要誓死捍卫文革,并说“十八大就是红二代与黑二代的较量”,所言“红二代”是指自己,“黑二代”是指前面那群人。这是官二代内部之争,胡温政府还算开明,给予双方充分的表达自由。设若这种“党的自家人”内部的自由之争,能够扩大一些,中国一定会进步。丑事抖搂得越多,民众越容易觉醒;父辈打下的“江山”争得越凶,完蛋得越早。其实,革命接班人的这种争斗,40多年前就已见过:“好派”说“××革命好得很”,“屁派”说“××革命好个屁”,先比嗓门,再动拳脚,后上刀枪。两派都到伟大领袖哪里讨圣旨,老头儿在中南海看得不亦乐乎。那时的百姓愚,跟着进去搅合,为毛所用;如今的民众智,理应旁观。

官二代有这种自由,平民百姓也该有。比如,有人想独立参选毫不起眼的社区人大代表,就让他去选,不抓、不捕、不失踪,这样,人民就不会再说那玩意儿是花瓶了。有人想读一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品,就让他们读,不禁、不烧、不屏蔽,这样,民众就知道真善美了。有人想去临沂乡村听盲人讲法律,就让他们去,不要派几百号人在各个路口设卡堵截,这样,法制意识普及了,社会也就和谐了。

文化自由,就是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自由的,既不按官方的规定去生产文化,也不按官方的指定去消费文化。

2、官办文化与自由文化

犀利公不太认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分法,认为,文化只有官办文化和自由文化之分。前者教你做奴,后者教你做人。

用进京汇演的方式评“全国优秀剧目”,叫官办戏曲。靠比大楼、大门和人数来确定“211”和“985”,叫官办大学。用选人大代表的方式选“十大道德模范”,叫官办选秀。靠自说自话来定“人民最满意的公务员”,叫官办选丑。

用公款送几个妹子去维也纳金色大厅,那叫官办音乐。花官费到处建孔子学院,叫官办教育。用公帑到纽约时报广场播放国家形象片,叫官办广告。这种以国家的名义,到“亡我之心不死”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去搞的文化活动,大开洋人的眼界,场地租金异常的贵,效果却是异常的差,仅能忽悠一下本国那些还没有开窍的自称是“爱国者”的人。

有没有民办文化呢?有。1949年以前基本上都是民办文化,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搞了一点官办文化,但买账的百姓不多。49年之后,民办文化基本绝迹,全国只有各种配备了党组书记的协会、学会,才有权办文化。

民办文化就是自由文化。当然,当今的一些伪民办不算,如打着某某民间团体的旗号到海外为华人华侨搞的慰问演出之类。与官办文化完全不同,民办文化或自由文化,来自于民间,根植于社会,发展于市场。

正如有人希望“中国模式”尽快走向世界那样,他们也朝思暮想,希望“中国文化模式”能够一统江湖。但不幸的是,当今世界,只有一个帝国的文化,在侵入他国时如入无人之境,仅剩朝鲜、古巴这样的极少数不敢开放互联网的国家可以“幸免”。这就是美国。其音乐、舞蹈、电影、时尚、体育、教育、食品、科技,等等,占据全球半壁河山。他们没有二部两局(宣传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出版署),他们只有市场和社会。这就是自由文化的魔力。

3、为什么是先秦和民国?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能够产生促进华夏民族进步的优秀文化的时期并不多,早期数先秦,近代数民国。

华夏本土文化的各个门类,几乎都诞生在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孔、曾、孟、荀,道家的老、庄,法家的申子、韩非子,墨家的墨子,以及诸多史家、兵家、诗家,如《国语》、《左传》、《孙子兵法》、《诗经》、《离骚》等。为何?自由之故也。

民国前38年(1912-1949),言论、出版、学术、结社、集会,等诸多文化领域,又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中共建政后的科技文化人才基础,无一不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包括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为何?自由之故也。若论当代中华文化,特别是文学、礼仪、德修,偌大个中华圈,除了民国遗地台湾,我们很难再找到另一处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子。

十月革命的那声炮响,开启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毁灭之门,而毛的第二件“丰功伟绩”——文革,更是对华夏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有人问犀利公“中国的人心是什么时候变坏的”,答曰:肇始于反右,发展于文革,鼎盛于当下。

4、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既可敬又可悲。能在有生之年问出此话,不容易;明知故问,很可悲。“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每次这样问,到病床前问候的领导人总会表示“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其实,非缺钱也,乃是缺自由之故也。学贯中西的科学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根本原因。问者假装不知道,答者假装很知道,双簧唱得隐蔽,很受“新闻联播”的爱好者拥戴。

这样的教育体制,先可以培养余含泪、王羡鬼,现在可以培养“我爷爷领导了抗战”、“我爸是李刚”、药家鑫一类,培养不出梁漱溟、梁思成、马寅初、黄万里。这样的文化环境,可以造就后一半郭沫若,也可以埋葬储安平、傅雷、顾准。

自然界能够发展,依靠的是生物多样性,文化大发展也是如此,依靠的是文化多样性。比如,有人想听单位发票的姜书记说的相声,也有人想听得自个儿掏腰包的郭草根说的相声,由大家自己选,这样,相声就发展了,用不着掏官银养着。民众能够分辨香与臭、美与丑、好与坏。真正的优秀文化,就是在百姓的自由选择中,荡涤、沉淀、继承、发展的,用不着制定方针政策去引导,相信社会和市场足矣。

5、两字之差,令人遐想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在当局提出“文化大发展”的决议之后,《人民日报》迅即在头版头条刊登长文——《文化高地正崛起——重庆推进文化建设纪实》,高度评价“唱读讲传”的文化新政。文化大发展,文化大革命,两字之差,令人遐想。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