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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这一代人的底色

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竖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国格与人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