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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舟:我看见了你的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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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舟,1970年生,广东汕头人,国际关系学院毕业,曾经任南方体育的副主编,为当年倡导体育评论有趣化的“五文弄墨”重将,现为《时尚先生》主笔。

温州之殇,催生了一个流行语:中产之怒。动车灾难触痛了很多从来不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中产人士,于是不少知识分子乐观预言,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将挺身而出,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改变体制。然而,中产阶级在中国远远不够壮大,因为悖论是:他们要壮大,就必须先依附于体制,而至少目前他们依附体制的本能要远大于改变体制的动力。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将挺身而出,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移民。

没错,在三聚氰胺之后,在郭美美红十字之后,在动车灾难之后,紧随“中产之怒”而来的流行语是:移民。

不用扯到那些天怒神咒的国家大事,连小学入学这种小事,也足以让人万念俱灰。我的朋友老韩在江苏一个小城,儿子要上小学了,就近找了一个学校,校方要他选择:有两个班,学费高的班有外教,有更多课外辅导内容,而且教室有空调,收费低的当然没有这些。也就是说,如今不单有所谓贵族学校,而且有贵族班,或者不如说:空调班。这个穷凶极恶的社会已经从六岁开始便给人划分阶级成分了:对空气进行再分配,以汗水的多寡对人进行划分。没有比这更彻底更活学活用的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教育了,只不过被颠倒的世界又被重新颠倒过来,在老师指挥他们高唱红歌的时候,我很好奇汗水班的小朋友会不会产生踏平空调班的革命冲动。老韩也希望儿子有外教,以他的中产家底,再高的学费也无所谓,可是作为一个朴素的知识分子,他又觉得理应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给他支招:飞机有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三种,你问问那傻逼学校能不能弄个至尊vip班,如果有老师给学生按摩捏脚的服务,那就让你儿子上头等舱去。他颓了——“那我还不如直接把他送去国外呢!”

我的另一个朋友阿丁,最近更是成天探讨移民大计。他不到四十,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刚出了书,在文学大道撒腿狂奔跑得正欢,再说他英语很烂,移民去加拿大能干嘛——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上和老婆孩子一起抱着羊们狂吮无毒奶水,岁月静好如宝贝安妮?他越是滔滔不绝地仿佛真要立马和祖国一刀两断,我越是清楚他不会走,他只是不可自拔地迷上了”移民“这个概念,把这个概念当成兴奋剂或解酒药。

另一个朋友魏寒枫,八年前因为英国一个足球教练说了句”我不明白中国女人那么丑,为什么中国人口还那么多“,他就气得在报纸头版写致英国大使馆的公开信,要求人家政府向中国人民道歉。可现在,在微博上他居然会愤怒地问:谁能帮我找个汉奸的工作干干?

然而这号人即便真移民了,也会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一边狂吮羊奶子一边上新浪微博,一边岁月静好一边狼烟四起,在网络上,祖国苍生依旧会追得他们屁滚尿流,愤怒依旧会像野草疯长,内心深处噩梦的狼群,依旧会吃光他们的羊。

他们并没有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很多知识分子实际上如今也成了中产阶级既得利益者,这样一来,他们在抨击中产阶级,怒其不争的时候,也很容易一巴掌打到自己脸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容易在使命感和原罪感之间摇摆。

但谁也没逼着你非要成天在微博上背着这个国家——就像螳螂背着一节车厢——匍匐前进,太阳没有国籍,月亮照的也不仅仅是神州,自由,可以是一枚四海通用的钱币。

阿丁和魏寒枫都曾经做过媒体,作为铁杆球迷,他们和我一样痴迷于梅西和勒布朗詹姆斯纯粹的体育之美。当然,我也喜欢姚明和李娜。不过显然这种喜欢不是那么纯粹,我的意思是,姚明和李娜毕竟不属于那类神一样的天才运动员。那喜欢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同胞吗?

是,但又不仅仅是。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某种中国人罕有的自由气质,远离悲情和苦逼的,快乐精神。

请原谅我从移民扯到姚明。反正最近我被移民这个话题给烦透了。而姚明,刚好从美帝那儿彻底回到了祖国母亲怀抱,尽管有那么一些爱国人士,对于姚明女儿姚沁蕾没有生在中国这件事,曾经感到深深的蛋疼。

曾经刘翔也是如此阳光灿烂,不过当他出现在大运会开幕式,给人感觉却像是一个满脸坎坷的留级生——我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只是觉得他变得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成熟得近乎凋落,稳重得稍嫌沉重。或许刘翔仍然可以在伦敦奥运最后一搏夺回荣耀,但他早已经从一个阳光少年变成悲剧英雄,并正在向团支书和英模转型。

中国体育迄今为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三个自由万岁的瞬间:一是2004年奥运会刘翔身披国旗跳上领奖台;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全场观众高呼李娜加油,嫌观众干扰比赛的李娜做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胆举动:她要观众闭嘴!三是姚明退役新闻发布会,他非但没有任何悲情,反而带着一丝满不在乎的顽皮语调念他的告别宣言,甚至带着一丝姚明式的坏笑。

”大家就等着看我哭呢,我感冒鼻子不舒服,他们就会写姚明抽泣了“。在退役之后没几天,姚明和我坐在北京一所职业中专学校的办公室聊天。他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对他今后的命运充满好奇,没想到直到他退役,我们才有机会认识,而他后来的成长和成熟,远远超出我所料,我指的主要不是竞技成就,而是他的智商。

姚明知道我几乎只关注足球,见面就问我足球那边怎么样了能去奥运会吗,我说早就去不了了,”听说让老挝一上来就进了俩?“我说是啊,中国跟老挝正亚洲德比巅峰对决呢。

另一边厢,王濛和领队助教也有一场巅峰对决。从小填鸭式教育密封式管理的举国体制,最终反而打开潘多拉之盒,从小缺乏正常教育和自由成长空间的运动员,反而容易矫枉过正,用违纪来进行报复性补偿,当你把运动员当成金牌机器,就别怪他们有朝一日突然人性大爆发,对这个机器制造厂乱砸一气。腐败,兴奋剂……中国式社会酱缸再次通过体育发臭,王濛先是威胁要开新闻发布会大爆黑幕,后是妥协道歉等待招安,中国式处事逻辑再次通过体育来演示:对体制的叛逆冲动,最终总是在利益的驱动和自保的考量下逐渐平息,并重新归附于体制。

中国人的狠,和,中国人的忍,像一张打肿了的脸上的,两个鼻孔,狠狠喷出去的总会乖乖吸回来。

姚明对我怀有“戒心”,他一脸坏笑地盯着我:”你可是张晓舟啊,我知道你犀利,你别老把我往那儿引啊“。他当心我把他当作棋子,拿他去炮打司令部。我问他美国对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说是”嘴巴大了,敢说话了“,”但现在回来了,嘴巴得收一收了。“

然而他一再强调,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仍然是中国,是上海。他小时候的偶像有郎平李宁,有赖宁——这位救火少年的英雄事迹最近遭到质疑——当然也有变形金刚。在去nba之前,他是一个有时会无所顾忌地泡在网吧的游戏高手。姚明告诉我一个成长的奥妙:“我17岁之前根本就没有专注于篮球,我的爱好是地理,天文,历史,还有考古。“正是这些爱好而不仅仅是篮球,塑造了我所见过的中国最聪明的运动员。

我让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一句话,先给他看齐达内写的,是”友谊万岁“,姚明立马说:”那我就写自由万岁!“我说太好啦,他一听反而谨慎了起来,最后写下:”生活大于体育。“

这句话本来算不上多么新奇,尤其对我这种老炮来说,但这几个稚拙的字,竟然一下触动了我,我忽然被姚明的快乐所打动,忽然想到,我似乎很久没见过这么快乐的中国人了。中国男人总是一过三十脸上的光彩就忽明忽暗乃至消失无影了,而此刻窗外烈日当头,姚明脸上虽灿烂平息,但坏笑依旧。

在《焦点访谈》关于姚明退役的节目中,杨毅说他有一次问姚明一个很俗的问题: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没想到得到了一个极其不谦虚的回答:100分。“因为我从来没有浪费过每一天。”姚明解释说。我更倾向于理解为:姚明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快乐。

我对韩寒的印象也是如此:一种快乐的能力。哪怕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也远不像上一代人那么苦大仇深。想到那些成天纠结于移不移民的朋友,那些成天以精英的身子骨与庸众在泥泞中扭打成一团的朋友,忽然想送给他们,也送给我自己一句话:生活大于政治。

忽然想到米兰·昆德拉一句老话:”没有写出来、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共产主义万岁!’,而是‘生活万岁!’”。又想到刚刚回到阔别二十几年的祖国的北岛,当年那著名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不要幻想自己成为英雄,更不要盼着别人为你去死,代表无力而卑微的你去成为英雄。你可以承受生活的伤害,但不要沦为受迫害妄想狂,你可以战斗,但不能只懂得扭打,最重要的不是中国加油,而是自由万岁。愤怒的方向应该是爱,而自由的境界,是笑,是坏笑。

当我把自己从中国历史的福尔马林标本瓶里捞起来,当我把自己从微博的泡菜坛子里像一根腌黄瓜一样捞起来,我愿意对着镜子刮干净胡子,并悍然贴上相宜本草四倍蚕丝面膜,哼一曲左小祖咒的小曲送给镜中的自己:“小白脸,吃糖吧……

(数月前旧文,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