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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作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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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本脱离功利。在极权专政下,政治凌驾于文学和作家之上,作家必须服从政治,不服从政权,不为其服务,就不可能写作,甚至无法生存,乃至于丧失性命。在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作家的处境诚然好得多,大可以写他想写的书,从事他想做的文学,只要不靠此谋生,自由便掌握在自己手中。问题是拥有这样的条件的作家可说是寥寥无几,资本主义利润的法则同样施加于文学。作家如果不屈从市场的压力,持之以恒,不追随时尚,不取悦读者,也难以生存。

现如今,伦理的判断早已被政治正确所取代。而所谓政治正确不过是各种权力、势力和利益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达到的某种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随着权力的较量一旦打破,便今是而昨非,而顺应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学,时过境迁也就成了一堆废纸。

作家的位置,也就是说文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以及作家和社会与时代的关系。这当然都是很大的题目?我的观点只是一种看法,纯然是个人的选择,而每个作家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也来自不同的文学观。不同的看法导致不同的选择,本无是非辩论。然而,政治对文学的干预,把这自由思想的园地也变成战场,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方蔓延到东方,从欧美到第三世界,一直论战不息,没有一处能够幸免。

这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文学和作家经受的磨难不必细说,就我们面临的现时代而言,政治的泛滥并不见收敛,相反通过媒体铺天盖地蔓延到文化领域。政治的干预,别说是政府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政策,就连一般的文化活动都很难不带上政治乃至党派的色彩。政治正确和身份认同近乎于作家的身份证,再加上二十世纪留下的意识形态这笔沉重的思想包袱压在作家身上,所谓文学的倾向性,应该读作政治倾向,成了约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道紧箍咒。文学介入政治,其实是政治侵入文学。当然,也可以说是作家从政,把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鼓吹政治,或者说为政治服务,恰如一个铜币正反两面,从各个方面来看,政治入侵文学,或文学介入政治,乃是二十世纪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学景观。

这之前,虽然也有作家同政治乃至权力有所牵挂,但并不把他们的文学创作用来宣讲政治。二十世纪伊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深深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作家当然也不例外。以人为对象的文学,把人的社会关系看作人的本质,而最能体现这些社会关系最突出的方式,就是政治。人人都卷入到政治中去,而且不能脱离政治,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成了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艺观,把文学艺术作为批评社会的工具,不仅是一般的社会批评,更确切说是讨伐资本主义,用来揭露资产阶级,宣扬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随同柏林围墙的倒塌而烟消云散,依然根深柢固持续到今天。以至于不久前,我去英国的时候,遇到—个报纸的记者,听我说文学是脱离政治的,独立于政治,在政治之外,居然觉得不可思议。这也反映这种思潮仍然相当普遍扎根于不少的知识分子之中。

二十世纪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极权的解体,中国的极权虽然无恙而市场经济全面开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可以说彻底破产了。对资本主义一个多世纪的讨伐并没有阻止资本主义的蔓延,相反,不可抑制的全球化宣告资本主义的节节胜利。这无须争辩的事实不是道德裁判或者是政治批判能抹杀或阻挡得了的。马克思主义鼓吹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不仅没能改造社会,却已先行成为历史的沉迹。

文学原本脱离功利。在极权专政下,政治凌驾于文学和作家之上,作家必须服从政治,不服从政权,不为其服务,就不可能写作,甚至无法生存,乃至于丧失性命。在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作家的处境诚然好得多,大可以写他想写的书,从事他想做的文学,只要不靠此谋生,自由便掌握在自己手中。问题是拥有这样的条件的作家可说是寥寥无几,资本主义利润的法则同样施加于文学。作家如果不屈从市场的压力,持之以恒,不追随时尚,不取悦读者,也难以生存。全球化对这种严肃的文学创作的压力只有增无减。更何况,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同样也要干预文学。一个作家,如果既非左派,又非右派,他的声音要想在媒体上得到传播,恐怕是相当困难。在西方,作家虽然有言论和创作自由,但是这种独立于政治之上的自由发表的天地却依然有限。

共产党极权国家里想要从事自由的文学创作的作家,即使流亡到了西方,摆脱了专政的压迫,却立刻笼罩上另一种政治,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这也是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文学,文学丰富的内涵完全被另一种政治话语掩盖了。作家本人如果不去自觉摘除贴在身上的这种政治标签,相反以此兜售,刚逃脱一种政治却又掉进另一种政治,损害的还是自己的文学创作。

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到公共传媒,政治都无孔不入,不仅给二十世纪的文学打上深深的烙印,也还在左右人们的思想。如今,那种激昂慷慨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文学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彻底摆脱政治对文学的牵制也还不那么容易。现时代的作家怎么能超越政治利害之上,又超越于市场,独守不移,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要讲的题目。

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作家要维护个人的独立不移,我以为首先要解除一些迷惑和虚妄。比如说,作家作为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政治制造的幻象。人民这个历代君王用过的陈旧的词,到了二十世纪也已经用滥了。所有的政治权力都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乃至于从共产极权到法西斯,也都以人民的名义实施专政。那空洞的人民究竟在哪里?现实社会中有各自不同的切身需求,也包括追求思想自由的无数的活人,在人民这一抽象空洞的幌子下,都消失了。一个作家如果不想捆绑在政治权力上,又不依附政党去站台助选,也就不必标榜为人民代言而丧失个人真实的声音,迷失在这种政治话语中,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牺牲文学,把文学绑到政治的战车上。

作家不是先知,不需要制造未来美好的神话,也不用对人民或选民许诺明天,更不必弄出个乌托邦幻影,蛊惑大众追随他去奋战打天下。再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这都屡见不鲜。

作家不是救世主,承担不了基督的使命,这个尼采式超人的角色也是二十世纪常见的形象。上帝既然已死,那么无限膨胀的自我就可能充当救世主。尼采的这种浪漫情怀,与其作为一种哲学不如当作文学作品来看更有意思,超人的夸张形象代替了传统的受难的基督,不能不说是一个独创。但这不是人的真实写照,仅仅是一个哲学家的幻觉。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真实的地位,并不像尼采所宣告的那样,恰恰由另一个德语作家卡夫卡呈现出来。

卡夫卡生前的作品都未能发表,不声不响,却深刻把握了二十世纪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处境。现今一些流行的文学史往往把尼采作为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的发端,现代文学似乎始于尼釆。其实,把尼采看作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终结更为恰当,而真正宣告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应该是卡夫卡。卡夫卡把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实处境做厂一个恰如其分的描述。在种种社会关系中,乃至于家人之中,人不过如同一个虫子,这么渺小可怜,别说主宰世界,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莫名其妙,毫无缘由,却受到审判。卡夫卡清醒认识到那莫须有的乌托邦就像他小说中的城堡,是进不去的。

上个世纪之初,卡夫卡就预言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现时代,这同样处境中的人,只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丧失自主,人消失在各种各样的认同中。在庞大的社会机制里,面临铺天盖地的市场,文化也充分商品化,媒体并没有不受政治牵制真正的独立。一个人如果企图发出个人的声音,仅仅是个人的声音而不同某种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话,这声音是很难发得出来的。这种个人的声音只有在超越现实功利超越政治又不追随时尚也不依赖市场这种严肃的文学创作中,才有可能,才可能保持个人的独立不移。这种个人的声音当然非常微弱,然而却摆脱了炒作,是人真实的声音。

一个脆弱的个人,无党无派,不从政,不拥有权力或资本,在现代社会巨大的机制里的地位同自然界的虫子也差不多,而人不同于虫在于人能思想。但独立思考并非人与生俱来就有的禀赋,得出自日后逐渐醒觉的意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以理性的光辉穿透了中世纪的蒙昧和宗教的束缚,呼唤的那个体魄健全品格完美的人,经过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那个企图回归自然的人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竟然发现这理想中的人也只是个抽象的理念。

对天赋的人权的呼唤到了二十世纪,不变成革命的呐喊,便成了一番空洞的言辞。这自由而独立的人在政治权力和市场面前,却十分脆弱而卑微。所谓人权、人的尊严、思想和表述的自由,社会从来也不会免费赠予,人文主义那个理性的声音完全淹没在现实的商品交易和政治功利里。

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这真实的人的声音?文学,只有文学才能说出政治不能说的或说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不充当救世主,不自认为人民的代言人,也不作为正义的化身,而正义何在?他们只陈述现实,没有预设的意识形态去批判和裁决社会,或虚构一番理想的社会蓝图,恰恰是这样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作品提供了对人和社会的真实写照,把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展示无遗,无论从认知还是审美的角度来看,都经得起时间长久的考验。

相反,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虽然也吸引了一批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最杰出的如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们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讴歌,随着革命的颓败,且不说那些作品早巳无人问津,连他们自己都死得不明不白。用镰刀斧头打造的新社会比老旧的社会更不人道,更加贫困。而现今的中国和俄国,拜金的狂热取代了主义,历史就这样嘲弄人民。

作家不必是斗士,也不以批判和改造社会为文学的宗旨。诚然,作家也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却不必把这种政见写入文学。如果作家能清醒认识到现时代作家所处的真实的地位,不如回到这脆弱的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解除了虚妄的个人真实的声音。且不说这声音是否能传达出去,但至少可以对自己说,我有这种需要,倾听自己的声音。这种内心的需要也是人写作时最初的冲动,有感而发,出于一个活人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个人在社会中受到种种的限制,当然并非始于今日。个人在群体中,在社会条件的限定下,总受到制约。要不淹没在众多的混声合唱里,不淹没在权力的话语之中,还要发出个人的声音,当然不能不是个挑战。个人对他生存环境的挑战,从而确认自身的存在。这就是文学所需要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并非批判的武器,只是一番见证。作家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见证人。文学给人类留下的这番生动的见证,较之政治权力书写的历史更为真实。这也冈为历代的政权总也在不断剪裁和修改历史,以便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每个政权下官修的历史都得变一番脸。可作家的作品一经发表,再也无法修改,他们对人类的承诺自然比那种同国家政权的现实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官方的历史可靠得多。

文学远离权力,也远离大众趣味。市场以大众趣味、以时尚为左右,以消费为原则。这种严肃的文学不企图取悦公众,不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当然也就很难传播。首先,这样的作品对出版社来说很难牟利,也就难以出版。无须讳言,畅销书离不开商业的炒作。大众文化消费当然也可以是文学作品,正像任何时代都有俗文化和严肃的文学之分。现今社会也差不多,只不过商业的炒作已经是如此大众化和国际化,现今丢出一本畅销书如同做一部电影,不只以本国的观众和读者为对象,通常都超越国界,多语种。这种庞大的文化产业经营的文学也无可厚非,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需求产生相应的作品。愤怒与谴责拯救不了文学。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作家还可以结社,自筹资金,自费出版,自负盈亏,靠写作尚且能聊以为生。现今,这差不多成了天方夜谭。作家如果不理会市场的行销,不追随时尚,置大众的口味于不顾,自然无法谋生。从事这种严肃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然而,这种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远离一切谎言,不去制造假象,呈现和揭示人真实的处境和面临的种种问题,当然让人困惑不安,却唤起思考。

一些知识分子现今竟然又在呼唤重建乌托邦,甚至于召唤马克思的幽灵。殊不知,没有理想没有乌托邦其实不坏,令人反倒更加清醒。面对现今的社会,以及人处境的荒诞,一个人一旦觉醒到要去赢得做人的尊严和独立,这种孤独感当然很难承受。现今这时代,政治与媒体越来越喧闹,而人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孤独,这也是现时代人的真实状态。孤独的个人意识到自身存在,处在种种社会困境之中却还要发出的这种微弱的声音,得有一种力量。这力量首先便来自作者的自信,得相信这种文学存在的必要,否则,不可能长年持续这种写作。

因此,这注定了是一种冷的文学,也因为作者并不以此来发泄一腔愤怒。作家先得摆脱一时的冲动和挫败感,才可能关注这个世界。从事这样的写作,需要一双清明的眼睛,或者说,一双冷眼,冷静关照这大千世界的众生相。

这样的作家自然不企图充当时代的风云人物,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也是这种写作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现代的隐者,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才可能保持清醒,观察周围的世界,并且赢得精神的余裕,内观人自身的烦恼、焦虑和妄念。

极权制度下,这种选择是不允许的,往往得付出身家性命。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选择也并非容易,非左即右的党派政治并不给这种选择留下多少空间。作家能否超越现实的功利,不为所动而耐得住寂寞,是个关键。当政治风暴席卷整个社会,比如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引发的动乱和内战,法西斯主义的狂热甚嚣尘上,当其时,个人如同风暴中的沙粒,是否还能独立思考,可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这新世纪人类并没有免除战争和暴力,人权和社会正义依然是一番漂亮的空话。民主只是人类不得已的选择,也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民主政体下的社会弊病靠每五年换一届政府来加以调节或缓解,社会公平不过是政党选战时争取选票的口号,从来也不见兑现。作家大可不必去承担这种连国家元首也无法完成的使命,跟随政党的领袖去摇旗呐喊。要求作家去充当社会的良心,只能扼杀文学。

作家孑然一身,以清醒的观察代替情绪的宣泄,也超越是非善恶道德的判断。换句话说,得有一双冷眼来观察社会,世界本如此这般,不是谁的意愿能改造的,在观察外在世界的同时,也审视人的内心。

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是地狱”,呼唤文学介入社会批判,却忘了对人自身的回顾。在他人眼里,这自我何尝不也是地狱。革命家和造反派在颠覆旧世界的时候,来不及再造人和自己,自我的无限膨胀造成的灾难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作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还得关照人自身,去认识人的本性,这恰恰是文学历来不变的宗旨,对世界的认知再回顾加深对人的认知。

文学不以批判代替认知。更何况,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既然连语言的意义也已经解构了,颠覆和批判往往只剩下个姿态,或者就为了作秀。

社会演变的法则和人的本性都无法再造。谁也未曾预料柏林围墙的倒塌,竟然结束了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阵营;谁也没有料到冷战结束对西方国家的解脱,却立刻迎来了一场经济危机;随后的全球化的设想首先是从西方国家的利益出发,没有人预料相反却促进了第三世界经济迅速发展,而欧洲却相对衰落而不见缓解;西方舆论一再预言中国的极权政治会垮台,结果相反,而中国经济的崛起也并非如西方的媒体所一再预言将导致政治的民主化。短短的二十年里,当今世界发生的这些重大的变化没有先知预料到。

对世界的认知只能不断提出疑问,对人的认知何尝不也如此?谁也不能穷尽对人的认知;而对人的本性的改造更从何谈起?谁能充当造物主把人再造一遍;二十世纪那些新人的神话同暴力革命再造的新世界同样可怕。如果人都不能把握自己,又怎么可能去把握世界?人也只能在世界历史的环节中去不断认知人自身的生存状况。

文学正是人的生存状态留下的一个见证。作家不必去作是非、伦理的判断。作家也不充当法官和道德的裁判。就见证这个层次来说,文学同史学一样,把人的经历与感受如此这般呈现出来,留下记载。我们今天对古希腊的政治历史所知寥寥,只有史学的专家去研究,但是了解古希腊文学的却大有人在。

每个朝代、政权、党派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写历史,以便确认自己的权力,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书写的历史随政治权力的更迭,不断修改,但有一种历史是修改不了的,那就是作家的作品。这种历史较之权力书写的官方的历史更为真实。即使是虚构的故事,只要这个故事触及到人生存的真实状况,提供的认知便永存不朽。古往今来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凸现出来,成了人类文化的结晶。

文学不同于史学之处,在于文学书写的是个人的历史和人的心灵史,记载对世界和人自身的认知,这种对人世的认识也可以称之为意识。人不能改造自己,再造人性,却可以认知并且记录下自身的感受,义学的写作以此作为起点。在这个领域里,应该说,作家拥有无限的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仅仅限于他的表述。如果作家把这自由交出去,奉送给权力去谋取别的利益,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或卖给市场,去投合大众趣味和行销的行情,这自由便即刻丧失了。

这种超功利的写作自然不受任何约束,天马行空,任想像驰骋,其价值只在于是否把握住人生的真实,真实才是文学最基本的价值判断。

现如今,伦理的判断早已被政治正确所取代。而所谓政治正确不过是各种权力、势力和利益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达到的某种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随着权力的较量一旦打破,便今是而昨非,而顺应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学,时过境迁也就成了一堆废纸。

文学超越现实的利害关系。作家面对人生的真实,无须去制造其他的价值观。当哲学家企图对世界做出一个充分完备的解说,换句话,把世界建立在一个由概念和逻辑构成的思想体系中,作家却回到真实的人生,去把握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真切的感受。文学不做政治的附庸,也不是哲学的解说,相反得排除各种各样的主义的干扰,尽可能贴近真实是文学的最高的价值判断,也可以说是文学在认知上的终极追求。

文学唤起的对社会和人生的种种思考,首先来自于作家从生活中取得的经验,又化解到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中去。然而,古往今来那些传世之作恰恰蕴藏了作家对人世透彻的领悟,这样的作家也同时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家。而作家不同于哲学家之处,在于作家表述的思想得变成作品中的人物的思考,在特定的处境下活生生的感受。亚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嘲弄今天看来并不过时,莎士比亚对人性的揭示之深还没有哪个哲学家能与之相比。

文学像一条源流不尽的长河,作家则是一个个孤独的行者,总也在探求和摸索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内心世界的真相,尽可能充分呈现出来。这同样是一条无止尽的路,文学提供的对世界和人的认知也同样不可能终结。

二十世纪的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不断宣告旧世界和同这旧世界相联系的文学的死亡,给文学贴上阶级的标签,冠之以进步与反动。所谓进步与反动也是唯物史观这种意识形态强加于历史的。历史这条无止境的长河无所谓进步与否。我们很难说当今的文学较古希腊进步了多少,或人的本性有多大的改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文学对人自身的认知和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就会无穷尽继续下去。

谁也无法妄言文学已死,对文学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把思想和意义变成语义分析的游戏,虽然时髦一时,颠覆的并非现实的社会,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智力的作秀,留不下经久可看的作品。

人类社会再怎样演变,现代或后现代,人在社会中的种种困境却并未消解,人对自身存在的认知的要求也不会改变。作家这孤独的行者踽踽而行,很难说进步与否,但路总是要继续走下去的,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毫无疑问会持续下去。文学作品的价值在时间的长河中日渐凸现出来。文学虽然也可以说是时代的见证,但是更多的是超越时代的人的生存的见证。

作家不仅仅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见证人,同时又是一个创造者,他的见证透过一个滤光镜,以审美的眼光进入写作。文学只诉诸审美判断,这种审美判断,由作家带进他的作品,代替是非善恶伦理和政治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审美超越现实的功利。作家以凌驾于自我之上的第三只眼,姑且可以把它叫做慧眼,换句话说也就是意识,一种清醒的认识,当然也是主观的,却有一个审美的滤镜。经过这番透视,显现出美与丑,崇高或是诗意,悲剧还是喜剧,滑稽或者怪诞,高尚或卑微,可笑与可憎,从而唤起悲悯与同情,感伤和喜悦,乃至于嘲笑与幽默种种情感。人类的生存条件在不同作家眼里,因人而异,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面貌,千变万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卡夫卡的现代寓言和贝克特的荒诞戏剧,也可以写成普鲁斯特的失乐园或艾略特的荒原。这主观的审美又体现为艺术的形式,则全然出于作家的创造,通过主观的滤镜使之得以升华。

文学创作在审美的过程中实现。审美感受因人而异,每个作家都带来他独特的色彩,这当然和作家的出身经历、生活经验、修养、个性与气质,乃至于创作时的心境有关系,凡此种种都倾注到作品中。

作家把这种主观的个人的感受转化为作品,后世的评论往往把它说成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或民族文化的代言人。然而,就作家和作品本身而言,有意味的恰恰不是这类时代的特征或民族的印记。每一个时代的作家留下的作品都是独特的,也是个人的,而且不可以重复。文学作品的产生有很大的偶然性,泛泛的说成是时代的民族文化的产物很不确切,只能说是某一民族某一个时代的一个偶然的特例。一个时代某一国家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作品,多么幸运,恰恰是一个个孤独的行者,给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历代的政权一个接一个湮灭,而时代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暗淡,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却突显出来,照亮人类的良知。

人类文明有双重的历史,以国家政权更迭为轴心的历史和文化思想史。前者伴随不断的战争,以征服者的武功和统治为辉煌的业绩,秦始皇的陵墓和拿破仑的凯旋门都属于这种文明的遗址。另一种文化思想史则由个人来书写,当其时的作家和思想家并非都有幸能秉笔直书自由表述,稍不当心便得罪权贵,或隐遁,或逃亡,乃至于丧失性命。古往今来作家的命运没有多大的改变,从亚洲的屈原到欧洲的但丁,到现代的乔伊斯和贝克特,他们的祖国当其时尚不具备足够的社会条件认可和接受他们的作品。

作家不必去刻意认同民族国家。地域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总出于政治的需要,恰如政党的结集,为了把更多的民众拉进某种似乎是共同的利益中去,才制造出种种身份认同。人的地域和文化身份本与身俱来,用不着加以强调,尤其是现今这时代,交通和文化传播如此方便,没有一个知识人不曾接受多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作家更不必去充当国家或民族的代言人,不如自认为世界公民,用个人的声音说话,更为真实而实在。

作家留下的作品诚然也会带有某种民族文化传统的痕迹,然而,有意味的恰恰在于他的独特而新颖之处。一个作家如果说不出没人说过的话,表述不出新鲜的感受和思想,只一味认同某一文化传统,弄得像旅游广告,该多么乏味。

不同时代的诗人和作家带来不同的经验,以不同的方式加深和丰富了对人的认知。从古希腊悲剧到中国的唐诗,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到歌德的《浮士德》乃至曹雪芹的《红楼梦》,他们的审美经验都不重复。出自个人的这些感受虽然用不同的文字写成,竟然超越国界和时代,成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也因为人性相通,只要受过起码的教育,人与人都会有互相沟通和感知的能力。作家把他的审美经验转移到他的作品之中,后世的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唤起共鸣,同时还会以自身的经验加以补充,引起联想和思考。于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人留下的作品,居然能传之于后世,既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也超越语种,这就是作家不朽的功绩。

作家一旦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困境和自身的局限,有所能,有所不能,做出取舍,独立不移,也就不难在他自己把握的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去赢得充分的自由。从二十世纪遗留的意识形态的迷雾里出来的作家,再也不必依附政治,而文学究其根本,乃是人的意识对自身存在的确认,本超越现实的功利,且历来如此。

二OO七年七月三十日于巴黎

(本文是作者在台湾大学所作的系列录影讲座之一。《作家的位置》是作者应台湾大学邀请作的一系列关于文学、戏剧、美学讲座的第一讲。第二讲《小说的艺术》,第三讲《戏剧的可能》,第四讲《艺术家的美学》。作者当时身体尚未康复,不便远行,用录影的方式作的这一系列演讲,现经作者本人修订整理成文,予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