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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恒:大陆官场风水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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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历经五个世纪的皇城,靠山面水,是风水可考的古建筑实物。故宫的建筑都严格遵循对称规则,沿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排列,而这条中轴线上的建筑都坐北朝南,体现着皇帝的至尊。

官场与风水,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一直若即若离。但中共建政以来,从将风水轰轰烈烈地推翻在地,再到近年来基层“风水腐败”案渐次曝光,昔日的封建残留,反倒成为一些官员叩问仕途的秘密,这其中的时间跨度不超过30年。

河北省高邑县用报废战斗机堵路,寓意飞黄腾达,形成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丁字路口”;安徽省望江县一座规模相当于8个美国白宫的豪华办公楼建成后,因当地领导觉得风水不好,强卖给当地医院;四川省通江县不修危桥,却修风水桥;甘肃古浪县用警车鸣笛开道,放鞭炮、烧纸钱,将一块近400吨重的巨石安置在广场,希望可以时(石)来运转。

官场与风水,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一直若即若离。但中共建政以来,从将风水轰轰烈烈地推翻在地,再到近年来基层“风水腐败”案渐次曝光,昔日的封建残留,反倒成为一些官员叩问仕途的秘密,这其中的时间跨度不超过30年。

当遍地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破四旧”的方式,地方领导干部闻风而动,希望能将包括风水文化在内的封建残余一网打尽,以此获取上一级领导的赏识;当改革开放之后,尽管风水一说,在官场的主席台上依然还带有贬义,但一些官员已经有了私下邀约风水师给自己看风水的习惯。而看风水的主要内容,即是仕途前程。

破立之间,官员对于风水产生兴趣的出发点,惊人的一致。

风水曾是官场控制网

唯恐与风水有所勾连的态度,并不只是当下的特殊现象。大陆学者认为,即使是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在处理与风水之间的关系时,也是小心翼翼的。

赣南师范学院讲师李晓方透过研究赣南地方史志的记载发现,当地的风水信仰不仅影响到民众生活起居,也一直牵系着地方官员的神经。明清地方政府对赣南客家地区风水信仰的姿态,既有否定与打压,又有默认与倡导。

当时的赣南地区,地方官员禁革风水信仰中逾越正统礼教的表达方式,不仅将民间的风水信仰拿捏到位,也十分注重运用柔性控制手段,用正统的儒家文化取代风水术对民众实施教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风水文化与当时的正统文化有相当程度的悖离,另一方面,因风水引起的争田夺地纠纷,也令当地诉讼成风,影响社会稳定。

李晓方认为,民众诉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局执政能力的否定,这影响了政府的社会控制力。风水师因其特殊的身份,又是民间结社的秘密媒介。因此,尽管明清历代皇帝在皇家陵寝选址中,毫不掩饰其对风水术的信仰,但官方对风水信仰适时打压,也同样是必然之事。

但这种微妙态度,反射在当时的风水物,如风水塔上时,又会呈现出超越风水学说的地方政治生态。

大量由地方长官所作的风水塔记的文本显示,地方官员与捐资建塔的当地乡绅,作为在朝与在野的两股势力,共同掌握着风水信仰的话语权—地方官员为风水塔作记,表达对乡绅的尊重,以此争取其对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支持;而乡绅既然征得官方同意修建风水塔,个人影响力也随着工程落成而日益加大。

地方官员与乡绅借风水做文章,交织出一张配合默契的社会控制网。这种情况也不仅存在于赣南地区。

事实上,当下一些地区出现的风水物,即便其建造主导者是地方官员,但真正的资助者并不全是公款支出,很多都是当地老板,或是招商引资过来的外地商人。甚至一些官员因私邀请风水师为自己看风水、卜官运时,也会带上老板买单。故意让老板出现在这种很容易透露出官场风吹草动的场合,官员的用意,并不只是需要一个付账者那么简单。

这种政治生态,与历史上地方官员与乡绅之间的风水关系,显得极为相似。

直到“五四”运动,文化界转向全力学习“赛先生”,举凡与西方科技观念抵触的传统文化,都被打成封建迷信,风水才与中医一样,正式成为“文化糟粕”。

1949年之后,一方面,地方治理陆续被中共政权接管,地方官员多由党员出任;再经历次运动,乡绅这一群体也逐渐失势,传统基层政权的风水政治关系,也就灰飞烟灭。

风水式微的内在逻辑

中共建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风水都是不容于市面的“封建残余”。特别是“文革”开始后,这种消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风水完全转入地下,往往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风水先生点着油灯、抱着罗盘、拉着鲁班尺,在一块即将开工的宅基地上,与几个黑影小声交谈。

风水文化就在这样的秘密状态下流传。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于希贤曾对大陆媒体说,他所知道的一位兰州民间风水师,“文革”期间去世时,上千人自发前往送葬,声望很高。

但由于此时的社会结构较1949年之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所潜藏的风水认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四旧”需要,也无法公开露面,更无能量影响到政府的政治决策。

不过,对于风水一词,毛泽东的形容似乎并不全是贬义。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中,至少两次出现过毛泽东谈及风水的细节。一次是说到李自成,一次是提到湖南老家祖屋的来历。

红墙作家顾保孜在《红镜头中的毛泽东》一书中写到,毛泽东在与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聊天时,得知杜是陕北米脂人,毛泽东说,“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作者系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张在书中记录称,1966年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居住时,曾对他说,“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毛接着自问自答,“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即现在的毛泽东故居)来了呢?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

墓地曾经是风水文化极为浓厚的地方。但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周恩来又第一个主动要求平掉祖坟,以推动当时的“平坟还田”运动。

大陆媒体报道称,这种不同以往又极具魄力的举动,恐怕与周恩来自身的家世有关。周的生母万冬儿年轻病故,周的外婆坚持要按知县大老爷千金早故的规格安葬,此时周家日衰,万般无奈,周恩来的父亲只能将万氏灵柩暂厝于一座庵中,直到28年后,才攒够钱风光大葬。

这件事对周恩来的触动是难以磨灭的。建国后,他曾在一次与亲属谈话中提到,封建家庭一无是处。“我母亲死了,原来那么疼爱我们的外婆竟然不顾我们没饭吃,提出那么刻薄的丧葬条件,我总在心中纳闷:究竟是死人要紧还是活人要紧?”

当与封建迷信划上等号,无论是从领导人的个人主张,还是以中共所坚持的唯物论来看,风水都已位于政治的下风。

而地方执政官员在“文革”期间的大换血,也间接加速了风水的式微。

海外学者薄智跃表示,“文革”前50%的省级领导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这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有在统一战线作用下投诚的原国民党官员或进步人士。“文革”开始后,这些人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两类人—军队干部和造反派。

军队干部历来坚守“党指挥枪”的理念。而“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造反派当权后,也将“破四旧”的“最高指示”最终发展成为政绩工程。

尽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说明“破四旧”的方式,一些地方官员还是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中嗅到了特殊味道,并各自发挥,好让自己的成色“又红又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官员的升迁与其经济工作手腕并无太大关系,政治正确才会引人注目。“砸烂”风水,就是官员获得政治正确的评价,进而得到提拔的途径之一。

政商两界的不同需求

风水再次浮出水面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经扑面而来。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除了民间潜藏的风水文化反弹以外,实际上风水在大陆的再度出露,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香港、台湾等中国传统保存完好地区的文化输入。透过招商引资,台商与港商的风水常识,也伴随着宴会席上的推杯换盏,在大陆官员的头脑中重新普及。

时至今日,当下的政商两界,依然是爆出风水丑闻最多的圈子。但为什么要信风水?关于这个问题,官员与商人的考量,又不在同一起点上。

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专业的何晓昕博士,是联合国环境问题顾问,她从1985年开始研究风水。2003年5月初,她接到一个来自福斯特建筑事务所的电话。何被告知该事务所的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设计方案已经确定,但事务所的英国决策者认为,还需要寻找一位风水专家帮助进行风水咨询。理由是T3位于北京,建筑必须尊重当地的环境与地域文化。

何对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她后来在《中国风水史》一书中写道,应国内一些评委与业主要求,方案做了些改动,但有一片树林按照风水规则布置,希望能发生“风水林”效应。

无独有偶,英国酒店品牌洲际酒店集团也曾经总结过,在中国建造与设计酒店,拟定开业日期之前要咨询风水师。在美国或欧洲,IHG总是尽早开业,但在中国,他们会等到吉利日子才剪彩。

所以,外商看起来比中国人更热衷风水,这似乎是一个文化尊重问题。

但在商言商。香港迪斯尼就曾非常小心地咨询风水师,比如将大门座向微调12度,这都有赖于香港风水师的建议。

而香港迪斯尼之所以这么小心,是因为多年前巴黎迪斯尼开业时,就因为不尊重法国人的文化理念,一直亏损。出于生意的考虑,香港迪斯尼考虑入乡随俗。

现在,这种由商业利益考虑传导出来的文化认同感,似乎也从老外传递到了中国人自己身上。这也成为大陆风水重新兴盛起来的原因之一。当风水这个话题,在当代被逐步去政治化后,中国人也就对此趋于坦然。

而在政界,讨论风水的动机也是相似的—因为以大陆官员的身份,尽管悄悄地做已经不是新鲜事,但还并不适合公开地说。不过讨论的结果却很清晰,无论是看个人官运,还是建立风水物,都是谋求政治利益。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稍一偏差,怪态丛生也就不再稀奇。

于是风水在很大程度上,在官场被扭曲成一种带有神秘力量的政治工具。于希贤透露,近年来大陆各地在建设过程中会邀请风水师,这其中县级城市占多数,省会城市也有。

“风水腐败”向基层蔓延

事实上,在所谓的“风水腐败”群体中,基层容易成为高危群体。

从2010年年初到年末,就有4起在大陆引发广泛讨论的官场风水风波,其发生地都在县城。

这其中包括河北省高邑县用报废战斗机堵路,寓意飞黄腾达,形成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丁字路口”;安徽省望江县一座规模相当于8个美国白宫的豪华办公楼建成后,因当地领导觉得风水不好,强卖给当地医院;四川省通江县不修危桥,却修风水桥;甘肃古浪县用警车鸣笛开道,放鞭炮、烧纸钱,将一块近400吨重的巨石安置在广场,希望可以时(石)来运转。

再纵观近年的官场风水事件,无论是山西省原交口县委书记领导其他官员一起参与风水活动,祈求高升;还是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下令拆掉县政府的门楼,确保不被县政府压住县委的风水,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闹剧,也是由县级官员一手包办。

有评论指,从一些基层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因提拔干部而落马的事件便能看出,由于官员的提拔权掌握在更高一级主管官员手中,提拔因素的复杂性,使得一些当事官员对于仕途升迁缺乏稳定的心理准备,于是就会出现祈求于风水先生的荒诞场景。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新问题是,那些笃信风水的县级官员,特别是县委书记,是如何轻易地跨过一道道门槛,将风水物树立起来?

从制度设计上来讲,大陆的《城乡规划法》,以及基层的公共财务制度,对于城市公共建筑的各种指标都有原则规定。但一涉及到细节,只要握有权力的官员主动为之,原则也可以被轻易突破。

特别是作为被称作“中国权力最大的官”的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军事和国防,其他权力几乎都具备。这一级别的官员权力高度集中,一旦介入城市公共建筑的建造,想要改变公共建筑的设计风格,内部与外观形象,则更像是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

这也是县级官员“风水腐败”的成因—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近年来,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地方也一再发生群体性事件,其爆发的原因之一,或多或少都与县一级官员由于权力缺乏监管,在当地造成行政失当、执法过失有关系。

由此观之,官场风水正在演化成为基层官员“权力自我规范”的晴雨表。

(《凤凰周刊》2011年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