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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为了光,为了时间——东师古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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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慕容雪村。

有人说,陈光诚的遭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所以看望他也如同看望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我当时并没打算去看他,我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盘:我不想自己的书被查禁;不想当敏感词;我计划去几个国家演讲,不想横生枝节;还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疼,怕挨打,也怕失去自由。有人或许会说:看望一个人有这么夸张吗?我要说,这是正常人的正常想法,但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确实就有这么夸张。我不想为自己的懦弱辩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知道自由有多么珍贵,虽然只是可怜的、夹缝中的自由。

如果你生活在东师古,陈光诚离你很近。即使你不在东师古,陈光诚也离你很近。他的遭遇就是每个人的遭遇,他的命运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你可以不关心陈光诚,但应该明白:当他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的自由也将岌岌可危。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段话:在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之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如果注定要有人流血,请从我开始;如果注定有人要承受损失,也请从我开始。如果我流血别人就可以不流血,我愿意流血至死;如果我损失别人就可以不损失,我愿意损失殆尽。

这段话的作者不是陈光诚,但几乎就是他说的。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能将这段话读给他听。然后坐下来喝杯酒,庆祝我们终于实现了一个梦想:正常的生活。

(一)

10月14日晚,我在青岛海洋大学做了场演讲,在交流环节,一位大学生问我:你谈到了陈光诚,我想知道,你会不会去看望他?我解释了一大通,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自己也觉惭愧。我曾经在微博上为陈光诚说过话,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我的言论都显得有点轻浮——他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却在温暖明亮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有人说,陈光诚的遭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所以看望他也如同看望自己,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我当时并没打算去看他,我有自己的小心思和小算盘:我不想自己的书被查禁;不想当敏感词;我计划去几个国家演讲,不想横生枝节;还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疼,怕挨打,也怕失去自由。有人或许会说:看望一个人有这么夸张吗?我要说,这是正常人的正常想法,但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确实就有这么夸张。我不想为自己的懦弱辩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知道自由有多么珍贵,虽然只是可怜的、夹缝中的自由。我以前讲过一个死囚和骨头的故事:死囚跪在地上,只要丢给他一 根骨头,他就会跪在地上等死。而我就是那个舔骨头的囚徒,为了一点小名声、小利益、小安全,吓得浑身发抖,每根骨头都是软的,一直哆嗦到死。

两小时后,我在青岛大剧院见到了王小山,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陈光诚,他说:我们对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赞同,可是依然下不了决心,小山似乎也没有。为此我心里有点别扭,相信他也同样别扭。

第二天中午,在青岛海边的“小渔村”酒家,与小山、恩超、中强和诺拉姑娘一起吃饭,大家一拍即合,决定饭后就出发,去临沂,去东师古,去看望那个饱受折磨的好汉。我是个怂货,需要有人壮胆,至此终于下了决心,心头一阵轻松。诺拉外表柔弱,所有人都反对她去,但她异常坚定:你们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如果你们不带我,那我就自己去。中强拿刘莎莎的例子劝她,说女性不应该参与这么危险的事,因为东师古离我们有好几千年,远在丛林时代,有许多诡异的特产:布袋蒙头、拳头打脑袋、脚踢裤裆,还有抢劫和猥亵。诺拉不为所动:我不怕!反正我要去,要么跟你们一起去,要么我自己去。当时的场面有些尴尬,我笑着打圆场:去吧去吧,不就是猥亵吗?多大个事呀,又不是抢鸡蛋。诺拉眼睛明亮地回答:就是,又不是抢鸡蛋!

作业本帮我们联系车辆、安排行程。为防不测,我和王小山把钱包和银行卡都交给了我们的朋友杨瑞春,身上只带了身份证和现金。作业本已经去过一次,热心地向我们介绍丛林旅游攻略,以及去往野蛮时代必须注意的事项,我听了连连点头,在心里给自己壮胆:大不了挨顿揍,不怕。

一个小时之后,车来了,我们五个人振奋登程。通往野蛮时代的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没人再害怕,我们甚至谈笑起来,中强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被打的准备、受伤的准备和被拘留的准备。恩超补充:还有被爆菊的准备。我调侃道:最怕的是被爆之后, 就爱上了爆菊这回事,一天不被爆就浑身痒痒,跑到大街上四处求爆。这些话不怎么高雅,但挺有意思,一群人哈哈大笑。

进入临沂市区,天已经完全黑了,城中灯火闪耀,一面面广告牌依次进入视野,上面写着“大美临沂”、“文明临沂”、“宜居临沂”,某个路口的电子屏幕上有两行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我想起陈光诚的遭遇,感觉这城市很有点黑色幽默,当时很想把它拍下来,刚拿出手机,它已经变成一个专治不孕不育的广告。

在市中心的荣华酒店开了三间房,诺拉自己住一间,我和小山住一间,房号1310;恩超和中强住一间,房号1317。四个男人中,恩超和中强都是实名上网,怕被追踪,用了我和小山的身份证做了登记(我们俩都是笔名,他的本名叫范春三,我叫郝群),登记时有个中年男人一直盯着我看,不知道是什么人,但心头还是有点紧张。开完房到酒店十七层吃了顿晚餐,几道菜都是当地土产:拌牛蒡,拌三七,一大碗土鸡汤,还有恩超最爱的土豆丝。也许是因为劳累,也许是因为忧虑,平日酒量甚豪的小山和恩超都没怎么喝酒。

饭后在我们的房间讨论第二天的行程,按恩超的意思,进入东师古之前,我们应该做点有表现力的事:每个拿一张纸,上面写着:光诚,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村口到你家。然后拍成照片发到网上。我和小山都不赞成,因为我们只是去探望朋友,这事很平常,没必要搞得那么隆重。根据网上的消息,胡晨晨TIM所谓的“21人人团”也会在第二天到达,中强问: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会合?小山摇头,说这21个人中,说不定就会有几个钓鱼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况且,我们不过是去探望朋友,不需要声势浩大。

夜色渐深,心情也随之沉重,我们共同决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决不动手,如果有人要打我们,那就任由他打;如果打得太厉害,那就跑,跑不掉就听天由命。有人说我们此行意在作秀,但在当时,我们确实做好了准备,准备流一些血,受一些苦,我们只是想验证,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去看望一个未被判刑的“自由人”会有多么艰难。但直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得出结论,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但离陈光诚的家依然无比遥远。正如恩超想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从村口到他家。

那是2011年10月15日, 一个平凡的日子,四个胖子和一个女人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夜色渐深,女人已经睡熟,某间房中的两个胖子响亮地打起呼噜,轮番把对方吵醒。在另一间房中, 一个胖子在打呼噜、说梦话,每过半小时磨一次牙,另一个胖子夜不能寐,坐在马桶盖上抽了几支烟,心不在焉地翻着书。在不远之处的某个村庄,一群身强力壮的人正在彻夜巡逻,目光灼灼地盯着一所房子。

那房中有一个盲人,曾为了众人的福祉奔走呼喊,为此受尽了折磨。他坐在黑暗的底部,却挣扎着为他人寻找光明。在这波澜不惊的夜,但愿他有个好梦,梦见花朵妩媚,满世缤纷,梦见一个光明照彻的家。

(二)

从临沂出发,沿205国道向北,经青驼、双堠,大约70分钟就能到达东师古。这本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乡村,但近段时间名扬四海,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定会誉满全球。在网上,人们把它写成“冻死骨”、“尸骨村”,意在嘲讽, 但“师古”两字的本意并不坏,以古为师,回归传统,重拾中国人温柔敦厚的品格,这无论如何不能算坏事。当然,这里的“传统”是民国之前的传统,不是以阶级斗争和厚黑学为纲的现代传统。

十月十六日早上六点,酒店打来叫醒电话。天已经亮了,我们匆匆洗漱,上了事先联系好的出租车,司机是个笑眯眯的小胖子,样子憨厚,做事踏实,对很多事都抱着善良而一厢情愿的看法,他总是担心自己的收费太高,带着腼腆的表情请我们吃桔子,说 “能认识就是缘份”,我们在临沂见到了许多粗暴的人,但我相信,这小胖子比他们更有资格代表临沂,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世上还是好人多。

我们五个人都不习惯冒起,个个睡眼惺忪。车到青驼,在路边小摊上吃了顿早饭,五碗豆浆, 五个鸡蛋,还有十二根油条,用餐环境不怎么高雅,小桌子、小板凳,豆浆锅上满是灰尘,王小山不敢吃,说是怕闹肚子,我和恩超都笑话他冒充高干、想吃特供, 他反辱相讥:你们就吃吧,多吃点,一会儿全给你打出来。这话有点倒胃口,但油条和豆浆都不错,吃得心满意足,吃完饭我去结账,23元,比北航食堂都便宜。

青驼镇离东师古大约10公 里,我们的车开了十几分钟,到了一座高架桥样的建筑,司机说这是毛泽东时代建的引水渠,已经用了几十年。我们翘首张望,谁都没敢把头探出窗外。这里离东师古很近,已经到了从林边缘,必须时刻小心。我们没有下车,开过东师古的村口又掉头回来,看见几条大汉站在那里,对面有个小院,院子里也有几十到十几个人, 有几个正在吃早餐,看样子全是防守陈光诚的战士。

往青驼方向又开了大约一公里,我们下了车,诺拉没有同行,留在车上做我们的后援。那时已经八点多了,阳光晴好,我们各抽了一支烟,正打算动身,对面远远地走来一个小伙子,个子不高,很瘦,怀里抱着一件军大衣。恩超说:看,这个下班了,这肯定是值夜班的。果然,当我们走到近前,那小伙立刻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接着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估计是在通报敌情。我们假装没看见,顶着阳光,大步走向东师古,传说中的神奇之地。

东师古的村口有一条土路,旁边是两间平房,房里房外都有人,我们慢慢走近,一个穿灰绿色夹克的矮男人迎面拦住:你们干什么?

我笑着问他:请问这里是东师古村吗?

他不答,还是那句话:你们干什么?

我说:我们来看一个叫陈光诚的人,请问他是不是住在这里?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片刻,走上来推心置腹地告诉我:最近吧,俺村里丢了很多东西,什么鸡呀,牛呀,都有人偷,所以你们不能进去。

我笑起来:我们不是偷东西的,放心吧,我们就是来看看陈光诚,看完马上走。

他严肃起来,这时屋里又出来几个人,其中有个穿黑色绒外套的中年人,样子朴实,说起话却很蛮横:现在是秋收,村里的男人都不在,怕丢东西,不能让你们进去!中强再次声明:我们不偷东西,你放心!小山更是讲起了法律,绒外套冷笑:你说不偷就不偷?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我是一个作家,叫慕容雪村;这位是王小山,专栏作家;这位是张恩超,网站总经理;这位是卢中强……绒外 套急了:俺才不管你是什么人,说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

场面僵住了,我动了动脑筋,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大约有两千多,说你不就是怕我们偷东西吗,这样,我把这些钱押在你这里。恩超说: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如果还不放心,出来后你可以搜我们的身。绒外套连连摇头:把钱收起来!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的钱干什么?恩超说:要不我们把身份证押在这里,这你总该放心了吧?他们不说话了,谁都不说话,我试着往村里走,刚走两步,被先前的绿夹克一把揪住: 别走了,站住!站住!

接下来大约有两三分钟,说什么他们都不回应。中强掏出一包泰山,转着圈给他们敬烟,那群人表情僵硬,谁都不接,我调侃道:你们不收钱,连烟也不要,拒腐蚀永不沾啊。小山、恩超和中强都笑,绒外套不乐意了,撇着嘴回敬道:发言的也不一定是好人,对吧?(中强听成“发烟的也不一定是好人”,也许他是对的。)

在中国,遇到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找领导,小山说:如果你们决定不了,把你们村长叫出来,我们跟他谈谈好不好?几个人同时回应,说的全是方言,听得语焉不详,好像是在嘲笑他,意思是你还讲法律呢,现在不叫村长了都不知道?(似乎是叫村委会 主任)。这时我注意到村口平房里有一个眼镜男正在打电话,其人白白净净的,看装扮不像村民,估计是这群人的领导,我对他招手:哎,你出来,我们谈谈!那人很警觉,抬头看我一眼,瞬间消失在窗户后面,片刻之后又露出头来,小心翼翼地观察外面的形势,按说他应该不会紧张,可我总觉得他贼忒兮兮的,像是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僵持了十几分钟,我们不能进村,可是也不想离开,只能在那里耗着。期间不时有村民走过, 或徒步,或骑车,没人在意我们,个个神色安详,一副不足为奇的样子,显然早就见惯了这一切。有些人还会停下来,跟绒外套们聊上几句,笑得嫣然,说得甜蜜, 彼此之间极有默契。这些人一定认识陈光诚,说不定还是他的同学、朋友、亲戚,但在此时此地,没人关心他的境况,这满村的人都视他如路人,如仇敌,这满村的人都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地对付一个瞎子。

据说东师古为了监视他,设置了重重关卡,村口只是第一道,或许也是最容易的,但我们费尽心机,却始终无法闯过这一关。我说过,我只想知道去看望一个人会有多难,现在可以回答了:难如登天。我盘腿坐下,摆出一副耍赖的架势,对绒外套发狠:你不让我进村,我就在这里坐着,要是今天见不到陈光诚,我就不走了!心里想,这么耗下去也不错,反正还有几批人要陆续赶来,等到人越聚越多,看他们怎么拦得住?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很快,一辆大巴开了过来,他们招手拦下,车门打开,一群人立刻忙活起来,又拉又拽地把我们往车上赶,两个人招呼中强,两个人招呼恩超,王小山待遇特殊,也许是被人藐视了,只有一个人对付他。开始没人理我,等把他们三个扭送上车,几个人都围了过来,两个抓我左臂,两个抓我右臂,生拉硬扯地把我拽到车门旁。当时声音嘈杂,每个人都在说话,我连声嚷嚷:别拉我,我不走!几个人还是拼命地推搡,我伸手扳住车门,说什么也不肯松开,那群人一齐发力,拽得车门连连摇晃,大巴售票员急了:你放手,别把俺车门弄坏了!我还是不肯放手,绒外套急了,在我胳膊上砰砰擂了两拳,有人制止:别打,别打!这时小山劝我:算了,上来吧。我松开手,讪讪地上了大巴,车门关闭前,我对绒外套说: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他不理我,对司机厉声吆喝:关车门!走!

买了四张车票,因为太激动,我根本没注意花了多少钱,也没人问我们去哪。司机和售票员显 然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神色极为镇定。我挥着手跟他们解释:我们只不过是来看个朋友!小山也站了起来:这村里有个盲人,叫陈光诚,有人知道他吗?有位乘客回答:听说过,好像坐过牢。我身边有个中年女人小声嘟囔:坐过牢?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无言以对,慢慢感觉手上有点疼,这才发现右手无名指破了一处,流了不多的一点血,大概是扳车门时弄破的。这是微不足道的伤口,不值一提。

大巴又开到了毛时代的引水渠,我让司机停车,他笑着劝我:在这儿下没用,你看看后面,两辆车一直跟着呢,就算你下去了,他们也会马上把你再扭送上来。

那两辆车,一辆是无牌照的黑色桑塔纳,另一辆不知道是什么车,一直紧紧地跟着。不知道这些车属于东师古、双堠镇、沂南县还是临沂市,但可以断定:它们一定属于中国。

在青驼镇下了大巴,身后只剩下无牌桑塔纳,离我们大约三四十米,我们走,它也走,我们 停,它也停。车窗不透明,感觉里面好像是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好像是在给我们拍照。不知道是为了建立敌情档案,还是当成他自己的工作业绩。我很 想走过去跟他谈谈,但被恩超劝住了。

在路边拦了两辆大巴,但都不肯载我们。第一辆停下了,问我们去哪,我说去东师古,售票员手一挥:不去!然后砰地关上车门,径直地驶向东师古。第二辆车停都没停,只是稍微减慢了车速,待到看清了我们的模样,便一溜烟绝尘而去。中强说:这沿线的大巴肯定都收到通知了,我们别指望了。另外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那我们就走回东师古!

从青驼镇到东师古大约10公里,不算远,也不算近,正如小山所说,山东的路修得不错,算得上康庄大道,我们大步登程。这是2011年的深秋,天蓝云淡,空气中有一股干草的味道,路边的叶子落满灰尘。

(三)

我在网上见过一张陈光诚的照片,他穿一件旧西装,站在自家门前,昂头望向远方,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似乎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止一次翻出这张照片,开始不明白他何以会笑得如此爽朗,但渐渐地,我懂了,这就是勇者与普通人的差别,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一定也害怕痛苦,一定也会恐惧,但他依然抱有希望,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相信不正常的年代终将过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多 都读过食指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写于1968年,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那一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作家、《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死于狱中,那一年,许多善良的好人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命运,但真正的勇者依然抱有希望,相信未来会好,世界终将回归正常。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我不是什么勇者,我只愿意追随在他们左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仅此而已。

往东师古方向走了大约一两百米,一辆面包车远远开来,在我们面前倏地停下,一个小伙子率先跳了下来,这人身材很高,留着时髦的发型,穿一件黑色圆领T恤, 胸口露着一个半圆形的刺青。在他身后还有六个人,其中有一些身穿黑衣,另外一些不是,但在我的印象中,这七个人全是一身漆黑,仿佛在黑夜里生活得太久,身不由己地染上了黑夜的颜色。他们一言不发,团团把我们围在中央,为首的小伙子认定了我就是匪徒首领,径直奔来面前,一手掐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力地把我的胳膊反扭到身后,当时恰好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车速很快,中强或是恩超大叫了一声:你们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别动手!那群人不理不睬,推推搡搡地把我们赶到路对面。

我十分愤怒,相信他们三个也一样,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你们凭什么?你们讲不讲道理?

对方有人回答:这是我们的地盘,不跟你讲道理!

恩超大怒:这是青驼,不是东师古,还是你们的地盘?

对方答:就是,就是!

我问:你们这里谁是领导?我们谈谈好不好?

他们不说话,小山说:那我们不去东师古了,我们走路回临沂,这你们管不着了吧?说完作势要走,被一个家伙一把揪住:站住,不许走!

我急了,拿出了看家的本领:你搞清楚,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未经审判,没人可以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

我现在承认,这话说得不合时宜,显得十分幼稚,因为在这个国家,法律并不是挡箭牌,至少不是我们的挡箭牌。果然,领头的小伙子一句话就把我打败了:什么法律?不跟你讲法律!

这下每个人都怒了,我们本来是背靠背站在一起,现在各自寻路突围,我印象最深的是恩超,有个家伙一直在撕扯他,恩超两眼圆睁,长发披散,像一头发狂的狮子,他一次次挣开那人的手,在附近的店铺钱连声怒吼: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不多时又一辆大巴停了下来,他们奋力地拉我们上车,我们奋力挣扎。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 走,走得越远越好!一个中年男人一直跟着我,抓我的肩,扭我的手,他的力气很大,可还不足以制服我,我一边挣扎抗拒,一边艰难前行,耳边有各种喧嚣,汽车 声、喝斥声,还有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你们,这不是土匪吗?!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三个人各有遭遇,恩超新买的皮夹克被撕破了,中强的肚子上挨了两拳, 小山的腿上挨了一记很专业的扁踹,我当时没什么感觉,回北京之后才发现两臂有多处淤青,这些并不严重,几乎不能算打,以对方之实力,要打得我们重伤呕血并不难,打死打残也是情理中事,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并没有真的动手,只使用了象征性的暴力,与其说是殴打,不如说是在恐吓。

我走了大约150米, 那个中年男人一直想制服我,一直未能如愿,两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有一会儿他大概是没力气了,只抓住了我的外套,我拖着他走了几步,他大叫:别走了,衣服都撕坏了!我不听,奋力挣扎,突然身上一松,外套被他扯了下来,我继续前行,他不肯放弃,抱着我的外套亦步亦趋,这时小山他们都已经被弄上了车,那个刺青小伙飞奔赶来,右臂搂住我的脖子,猛然将我摔倒,厉声喝道:叫你别动,听到没有?

我躺在地上大口喘气,愤怒地嚷嚷:好,你打人!你打人!

刺青小伙回答:谁打你了?谁打你了?

我说你把我摔倒了,这还不算打?

他当面扯谎:谁摔你了?你自己跌倒的!

我气得语无伦次:原来你也会害怕呀,你怕什么?你怕什么?

他咬牙切齿地回答: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后面的事情非常模糊,不知道是汽车开到了我的面前,还是他们把我押送回去的。我只记得路边某家商店走出来一个小姑娘,缩在墙边呆呆地看着我们,两眼大睁,样子十分害怕。

又一次被扭送上车,当时车门口的阶梯上站着一个穿浅色衬衫的男人,个子很高,估计是他们的首领。小山和中强一起推他,小山说:你下去!没人帮你买票!那男人稳稳站定,回头怒斥:你们,忒不是东西了!小山说:我记住你了,记住你这张脸了!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没讲一句粗话,“不是东西”就是最严厉的指责。也许有领导专门交代过,也许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纪律,我不能因此说他们是文明人,因为文明人不会这么野蛮。事后我和小山讨论过,我说他们不一定就是坏人,也许只是信了一些不该相信的话,如果组织上认定陈光诚是里通外国的汉奸,他们就会身不由己地恨上他,顺便也会恨上那些支持他的人,这很正常。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刚上高中那一年,我听了太多广播, 所以由衷的相信某个人就是猪狗不如的王八蛋,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清白高尚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小山说:他们也不能算什么好人,做这种事也许只为了钱,每月1600,什么都不用干,只是打打人,活动一下筋骨,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

最后我们都同意:这是一群患有“善迟钝症”的病人,他们不在乎什么善恶,只关心眼前盈尺之地,他们不是大奸大恶,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他们会变成罪恶帮凶。如果手中有枪,他们会尽量瞄准,不管枪口下是暴徒、平民还是自己的亲人,不管发生什 么,他们都不会动摇,绝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公分。

厦门大学前校长、《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前现代社会由三种人构成: 骗子、傻子和哑巴。我想他一定忽略了第四种人:帮凶。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帮凶就是所谓的“群众基础”,他们人数极多,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负太大的责任, 也没人需要忏悔,在多年之后,大多数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受了愚弄,也属于受害者。这话不能算错,但还应看到,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援手,罪恶才得以实现。

在当下中国,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四)

我们坐大巴回到临沂,一辆黑色别克始终尾随,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我们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们加速,它就跟着加速;我们掉头,它就跟着掉头;我们停下来喝汽水、吃拉面,它就在门口一声不吭地等着。我不知道这辆车属于何人,但 可以断定,它花的一定是纳税人的钱。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公款饭局,吃的时候没什么负罪感,但这一次,我要向纳税人道歉,仅代表自己:对不起,因为我们做了一 件微小而平凡的事—看望朋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连累了你们,让你们每个人都有所损失。

我们原计划从济南回北京,可是去济南的路必经东师古,对我们来说,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只能取道徐州。那辆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高速路口,或许它还会继续在那里停留,就像理查.马克思歌中所唱的:无论你在何方,无论你做何事,我都将在此坚守等候。直到徐州方面通报我们安全抵达的消息,它才会欢快地驶回东师古,并以此结算奖金和工资。感谢它的耐心,但我希望奖金的数额不要太大,纳税人已经够无辜了。

我们于下午三点到达徐州,已经出了山东省界,每个人都感觉一阵轻松。笑眯眯的胖司机要价800元,我给了1500,因为他帮了我们的大忙,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他帮的都是不该帮助的人,不知道这笑眯眯的兄弟回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但愿他一切平安。

买了四张回北京的火车票,晚上8点22分开出的G164次动车,我想起7月23日的灾难,心里有点庆幸,也有点悲哀:我们没能见证那次的奇迹,却见证了另一个奇迹,这是奇迹之国。

五个人中,小山的经历最为丰富,也格外谨慎,有人打电话问他身在何处,他只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山东,绝口不提徐州二字。我没什么经验,有人问,我就直说。我的想法是:我们只是去看一个朋友,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证明小山不愧是老江湖,也证明了: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做某些正常的事需要付出代价。因为这里是中国,而我也不是外宾。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错的有道理,因为做正常的事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虽然我不是外宾,但我也有过正常生活的权利。这是人类生活最低的要求,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它竟然会成为一种梦想。

四天之后,我们五个人在北京再次聚首。小山在上网,恩超换了一件新的皮夹克,中强在打牌,诺拉在旁边笑嫣嫣地看着,我开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伤害了恩超,在此向他道歉。我们吃了一顿饭,喝了两壶咖啡,说了一些不需要记住的话,我们像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我并没忘记,陈光诚此刻还在东师古,还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我相信,诺拉也不会忘,中强也不会忘,恩超也不会忘,小山也不会忘,还有更多的人都不会忘:当我们在干净明亮的屋子里端起酒杯,陈光诚正在黑暗中孤独地承受苦难。

如果你生活在东师古,陈光诚离你很近。即使你不在东师古,陈光诚也离你很近。他的遭遇就是每个人的遭遇,他的命运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你可以不关心陈光诚,但应该明白:当他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的自由也将岌岌可危。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段话:在中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之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如果注定要有人流血,请从我开始;如果注定有人要承受损失,也请从我开始。如果我流血别人就可以不流血,我愿意流血至死;如果我损失别人就可以不损失,我愿意损失殆尽。

这段话的作者不是陈光诚,但几乎就是他说的。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能将这段话读给他听。然后坐下来喝杯酒,庆祝我们终于实现了一个梦想:正常的生活。

10月15日深夜,我在临沂荣华酒店读班.哲伦的《暗夜无尽》,书中描写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一些可怜的人活在其中,有人死去,剩下的都在等死,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依然有人珍视时间,他叫迦罕,是个年轻人,他坐在黑暗的角落,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每天三次为囚犯们准确报时。他活在黑暗之中,却在时间中看到了光明。他身陷囚牢,却在时间中获得了自由。

第二天回到北京,有位前辈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你是一个作家,做这种事有意义吗?我回复他:有,为了光,为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