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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的道德底线:真实纪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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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实,新闻才有生命。不管有什么理由,不管有什么借口,也不管动机是否高尚,这是不能突破的底线。

我们不能完全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可以不参加喧哗,可以不附和,也可以保持沉默。因为,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底线。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只会有没有才华的问题、有没有努力过奋斗过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怀才不遇的古老借口。

一位供职于大报的记者,在退休后整理自己写的新闻,想出一本文集以纪念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写了一辈子,没有一篇可以值得留下,没有一篇新闻有价值。老人号啕大哭。

他为什么哭?因为他作为记者,并没有真实地纪录历史。他的一辈子的职业价值,实际上是零。

新闻是什么?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最重要的什么?是真相!如果我们现在写下的新闻,只是一堆假大空的东西,那么,从历史价值上判断,就是伪史,不管你当时化费了多少时间与精力,结果肯定是零。

只不过这位老先生的哭声迟了点。

因为更多的人,在“文革”结束后就哭了,所以,他们能写出真正的新闻。

中国最伟大的记者是谁?是两千年前汉代的司马迁。

不错,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史记》,是人类文学和史学上都难以逾越的高峰。他写了上至黄帝下到汉武的三千多年的东方文明史,但是,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是写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他不隐恶,不虚美,秉笔直书,真实纪录。因为他,东方文明的前三千多年,得以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他当时所为之事,就是合格的记者所做的营生。

读《史记》,有一股沛然的英雄之气扑面而来。因为司马迁明白,真实就是力量。他在写的那一天就坚信,他写的这些文字,肯定能传之后世。因为真实。

读他的《报任安书》,我们会知道,司马迁的底气从何而来。

记者的写作,是公民的写作,而不是臣民写作。为什么公民时代的大报记者还不如两千年以前皇权专制时代的臣民司马迁有公民精神?这主要是因为各自的选择使然。

人在没有选择的时代,是痛苦的。但是,选择多了,无所适从,也痛苦。并且,这种痛苦,会比前者更为无处诉说,所以更为深重。 这是自由的代价。

世界丰富多彩,选择什么,是价值观的直接体现。作为新闻人人最底线,就是真实地记录,探求真相。

只有真实,新闻才有生命。不管有什么理由,不管有什么借口,也不管动机是否高尚,这是不能突破的底线。

想当年,写亩产粮食十几万斤的新闻可能会得奖,写打砸抢造反有理的特写可能会受表扬,写《泥塑收租院》的通讯可能会上头条,但是,这都无法改变它们是假冒伪劣的事实,即使当时可能会出一阵风头,最后肯定会成为新闻历史上的笑柄,写作者会在新闻耻辱柱留下大名。因为这是假的。

我们不能完全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可以不参加喧哗,可以不附和,也可以保持沉默。因为,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底线。

二次大战结束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德政府为了防止人民逃往西德(已有300多万人成功逃脱),1961年修筑了绵延155公里、高3—5米的柏林墙,凡是企图越过此墙的东德人,先后有300位被射杀。

1990年柏林墙倒塌。

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因为在城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20岁的越墙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他的律师辩称,这名警卫仅仅是“执行命令”,是别无选择。但是,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而被判处三年半徒刑,且不得假释。

作为记者,手中的笔,有时候也便是枪。

当年《红楼梦》中的焦大也曾大骂贾府,除了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骂人也是一种爱,至少,比总唱赞美诗和颂歌的奴才们忠烈。但骂人不会骂出新世界。

按照一些论者的说法,鲁迅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什么高论。

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我也提醒,尽管鲁迅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代中国还没有别人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超越他之前,在揭示民族性的真相上大家还只能步他后尘之前,我们还只能尊崇他为我们的精神导师。

我们这个时代,聪明人太多。打开各种论坛,是高手云集,都非常高明,但是,是骂人的多,讲理的少。解构的多,建设的少。泄愤的多,建议的少。

建设新世界,需要平和、理性和知识,更需要需要实实在在的公民行动。

新闻工作者,应当作时代的更夫、守夜人,要做积极的行动者,要传播有思想的新闻,积极推动社会进步。

新闻中要传播的这思想,就是“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等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温家宝语)。

没有一个人生错了时代。

没有一个时代埋没过人才。

所有为这个世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都出生在他父母赋予他的时代,他们都没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从中国的新闻人王韬、梁启超、邵飘萍、张季鸾、王芸生到范长江、穆青,从外国的新闻人普利策、林肯*斯蒂芬斯、李普曼、罗森塔尔到法拉奇、奥普拉,他们之所以能在世界新闻史上留下光辉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才华而同时努力奋斗。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自认为生在了一个好时代,也没有一个人认为生错了时代。而是他们在所处的并不理想的时代中,为了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理想世界不懈努力,才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业绩。

但是,他们追求理想的精神、他们为实现自由公平正义而不断寻求事实真相的勇气,这份遗产,倒是穿越了时空,留给了后人。

埋怨生不逢时的人,是不敢面对自己,内心怯懦。一是向时代撒娇,二是为自己的犬儒主义行为寻找遁词。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只会有没有才华的问题、有没有努力过奋斗过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怀才不遇的古老借口。

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我以为,作为人而言,

最低和

最高的道德律

善。作为记者这个职业,最低

和最高的

道德律

求真

所以,

央视

《焦点访谈》的口号是用事实说话。

所以,央视《新闻调查》的目标

探询事实真相。

所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新闻总是从质疑开始。

为什么要质疑?

为什么要探询?

为什么要“扒粪”?因为

所有

失去监督的

权力和财富

的拥有者,为了自己的不当利益,都有掩盖真相的本能。只有在阳光下的事实

真相的

呈现,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的医生。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则意味深长的对话:

三好学生子贡向他的老师孔丘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老师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武装力量以及国民的信任就可以了。”

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老师说:“去掉武装力量。”

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如何选择?”孔老师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必有一死,但如果没有了国民的信任,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对新闻从业人员而言,要赢得国民和社会的信任,我们必须反映和寻求事实的真相。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2011年7月5日写于白云山下

(赵宗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