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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临沂离北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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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在自由社会,石玉完全可以以记者的身份去探访陈光诚。但是在中国,他只能利用假期,以个人身份往前临沂,结果同样不被容忍。和自由社会中记者工作变更不同,在中国记者因为对敏感事件公开表态而被迫离职,是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政治性惩罚。由于所有的媒体都受宣传部门管控,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记者已被所有媒体拒之门外。

以个人身份探访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新华社记者石玉向德国之声证实,他已经因此事离职。评论人长平认为,记者因为对敏感事件公开表态而被迫离职,是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政治性惩罚。此事也表明,陈光诚在遭受着系统性的打压。

在中国山东临沂市有一个村子,任何陌生人从此经过都会遭到严格盘查,骚扰阻挠,甚至殴打关押。最近有上百人前往验证,屡试不爽。新华社所属《国家财经周刊》记者石玉是其中一位,他利用假期和朋友前往该村,在路口就被拦截,然后被一伙不明身份者抓进车里,戴上头套,拉到不知何处的屋子里,关押殴打和抢劫,非法拘禁约20个小时,随后警方以涉嫌盗窃的理由将他遣送回原籍。两周以后,他被所在媒体解除工作关系。

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叫陈光诚的盲人律师。他曾经帮助残疾人讨回法律规定但地方政府拒绝执行的减免税费,帮助村民减除不该负担的土地承包费,还揭发当地计划生育政策中的野蛮行径,因此而被控以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入狱四年。刑满释放之后,即便在构陷他的法律中,他也理当回归自由之身。然而,他的家成了新的囚牢,而且比监狱看得更紧。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被切断。数以百计的陌生人遭到拘禁、殴打和抢劫,就是因为被认为是前来探访他。为此,从他家到附近国道路口,常年都有数十人看守。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对一个盲人如此残忍,为什么要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藐视法律?有一些不肯相信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人说,这是只会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特例,原因是那地方的法治比较落后,官员比较狠毒,而且可能就是因为刚好遇到几任市委书记都特别坏。他们认为,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大城市的官员也会觉得临沂给共产党和中国抹黑,只要让中央领导知道这事,特别是让主张公平正义的温家宝总理知道这事,一个批示就可能解救陈光诚。

我不怀疑通过舆论的压力,有可能让中央领导批示地方政府放人。但这是社会抗议的结果,而不是山东临沂的作为让他们感到多么震惊–事实上陈光诚事件早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北京有关方面并非毫不知情。如果临沂真是一个例外,那么新华社下属媒体记者石玉在遭到野蛮殴打、非法关押和公然抢劫,回到北京之后,应该得到同事、领导以及更上级机构的同情、安慰和支持。事实上,尽管石玉声明这是个人行为,所属媒体还是受到压力,让他失去了工作。此事足以说明,陈光诚律师在山东临沂的遭遇,是一个系统性反应的结果。

在自由社会,石玉完全可以以记者的身份去探访陈光诚。但是在中国,他只能利用假期,以个人身份往前临沂,结果同样不被容忍。和自由社会中记者工作变更不同,在中国记者因为对敏感事件公开表态而被迫离职,是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政治性惩罚。由于所有的媒体都受宣传部门管控,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记者已被所有媒体拒之门外。

临沂当局收买曾受惠于陈光诚抗争的本人地充当打手,并给予他们公开抢劫路人财物的机会,这对社会和人心的破坏实在是恶劣至极。但是,这样的事情,又何尝不是每天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中国公开的非法监禁,相当部分都发生在标榜文明的大城市里。跟囚禁工人的黑煤窑及关押陈光诚的临沂不同的是,大城市的监禁更加严厉,也更加令人恐惧,很少有人敢于公然挑衅性地前往探访。假如发生这样的探访,谁也不敢保证探访者不会遭到相同甚至更惨的报复。临沂离北京的政治距离,并不比地理距离更遥远。

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于陈光诚的声援,不仅仅是一种路见不平的同情,而且是对危及己身的系统性暴行的反抗。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遭受的往往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但是,毫无疑问地,这些报复也增加了系统运作的成本,最终会导致其破产。

同理,这些抗争也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改变。近年来由于媒体市场化及媒体人的坚持,也由于整个社会的抗争力量不断增强,像石玉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记者往往还有重新找到工作的机会。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