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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喊向执政者的谔谔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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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

辑者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友人发来一副幻灯片,其中有许多喊向执政者的谔谔之言。笔者不揣冒昧地将其辑录下来,但愿那些赫赫然、骄骄然却昏昏然、盲盲然的官员们能够阅览,能够警醒,能够三而思之。

茅于轼: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这使我想起托马斯.潘恩曾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吴祚来: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不是没钱,不是民怨,而是整个中国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想象力!邓小平时代无论怎样,是有想象力的。白猫是想象力,黑猫也是想象力,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想象力,深圳与一国两制是思想,也是想象力。现在呢,只剩下维稳力和无限敏感力。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谁是下家?

马英九: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马英九:搞经济是国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能通过政策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方利益,而不是赤膊上阵去搞经济。否则的话,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能不腐败吗?

雷日科夫(苏联原总理)在反思苏共执政期间的实际状况时说: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我们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梁文道:我真是太佩服北京的领导人了,全国各地发生暴乱、爆炸,他们依然是每天笑得“合不拢嘴”地接见外国所谓的贵宾。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唱的唱,该玩的照玩不误。请问,世界上有那国领导人有如此坐怀不乱的境界?

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

左拉: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国家尊严,国家惟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尊严和荣誉可言?

林肯: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茅于轼: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但是,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苏格拉底: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里,欺骗和暴力掠夺就是法律。

茅于轼: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

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

把国家利益看的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过来。

托马斯.杰斐逊: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马丁.路德.金: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系无可逃遁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处的直接影响,对他处便是间接影响。

鲁道夫:在20世纪前的90年里,大约有1.7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

索尔仁尼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掩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陈独秀: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普列汉诺夫:没有自由和民主,吃得再好,穿得再好,无异于一群饲养得精美的牲口。

米奇尼克: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梅德韦杰夫:绝不应该为(斯大林)屠杀自己人民的做法辩护。至今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为这些屠杀的辩解,称这种屠杀是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我要强调的是,任何国家的发展和强盛都不能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比人的生命更可贵的了。

艾因.兰德:流氓政府的性质在于,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是依凭法律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而是由官僚机构任意决断和侵占。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做事必须经过政府的同意和批准。由此种流氓政府统治的国家,只能处于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梁启超: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普列汉诺夫: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

克雷洛夫:要是我们看到了丑恶,却不用愤怒的手指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离丑恶就不远了。

崔永元:怎样爱国家呢?我们过去的公民教育是:不要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拣好的说就是爱这个国家,家丑不可外扬。错了,真正的公民是有责任的,不光是说这个国家好叫爱国,指出这个国家和政府运作过程中的毛病也是爱国,一定程度上讲是更爱国。我们应该想办法容纳这种声音,让这种声音出来。

白岩松: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依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的。

希特勒: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希特勒的这个治国之道,不禁使人想到我国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

奥巴马:上帝赋予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压制不同意见等手段巩固权势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撒切尔:你们根本不用担心那个“大国”,因为它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英拉:像中国那样,以牺牲底层群体利益来发展证券市场的事情,绝不会在泰国发生!

白岩松: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政府官员不能;在美国,谁的财产都可以保密,但政府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开;在美国,谁的隐私权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员的隐私不受保护。

蒋经国: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马英九:我们愿意支持一个最终的一个中国统一的理想,但必须在自由、民主、均富下。什么时候条件达到,我们才觉得统一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最好维持现状。

戈尔巴乔夫: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马丁.内莫勒: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帮我说话了。

布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胡适: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

艾森豪威尔:自由活在人们的心灵、行动及精神中,因此必须天天去争取、去充实。否则自由就像花朵被剪掉了生命之根一样,会凋零和死亡。

昂山素季:我们这代人必须为儿孙们结束“被代表”的耻辱时代!否则我们将有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胡耀邦: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接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