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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伦斯:批评者也是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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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认为是“永远的批评者”和“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知道,文人的笔可以推动和改变思想,其力量存在于它传达的信息;写下来的真话可以帮助人的意识不断升华、进步。从《圣经》之类纯宗教作品,到《基督教箴言报》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的著述,再到像哈丽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都证明了一点:基于自由平等的人类权利观念可以移山填海。

吃了别人的就决不说别人的不是,受益于体制就一定只能说体制的好话,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其实和正常人类的逻辑完全是拧巴的。甚至动物世界中也只有那些被豢养的宠物才习惯如此,才会在主人面前总是献媚,在外人面前总是狂吠。

每个从现体制受益的人,都有最大的义务来帮助这个体制变得更好。而要帮助一个体制变得更好,除了指出其不足之外,别无它法。

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恰恰是马屁精太多,真正关心国家的人太少。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体制本身做出的最激烈的自我批评,包括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对体制过去一段时期的做法进行了“彻底否定”。

中国有这么样一些人,他们一方面吃着体制的,用着体制的,明里暗里享用着体制的各种好处;与此同时,他们又成天批评体制,要求改革……什么?你以为我说的是那些“知识分子”们?你误会了,我说的是领导们。不信你去查查,他们的讲话、报告中,不都是在天天强调“政府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常常重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吗?

我觉得今年冒出来的最傻气、最萌的一种言论,就是我开头模仿的这种,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一面批评体制,一面又从体制中得益。这种言论的代表人物们,一会儿指责像张鸣这样的大学教授,拿着政府资助大学的薪水又批评政府,是吃了别人的饭还骂别人家里脏;一会儿指责像于建嵘这样经常给政府官员讲课的社科院研究员是在占两头的便宜;一会儿竟然又翻出著有《民主的细节》的学者刘瑜是政府高官的女儿,指责她是以官二代的身份冒充大众代言人……

吃了别人的就决不说别人的不是,受益于体制就一定只能说体制的好话,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其实和正常人类的逻辑完全是拧巴的。甚至动物世界中也只有那些被豢养的宠物才习惯如此,才会在主人面前总是献媚,在外人面前总是狂吠。正常思维应该是与之相反:正因为我们吃了别人的,用了别人的,才有责任和义务给他们指出不足,改进错误。事实上,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听取的最重要的那些意见,都是花了钱请别人来批评我们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们哪个老师不是一直在教训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行?而老师的薪水,说到底,难道不是我们大家付的?如果按照那种拧巴的逻辑,老师因为是吃着学生的、用着学生的,就不能说学生一句坏话,就该唯唯诺诺,作业怎么做都给一百分,这样的老师才是误人子弟。

是否批评,和有无得到好处,这两桩事可以有不同组合。一个人因为得了你的好处,就肆意赞扬吹捧你,有马屁精之嫌;反过来,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好处,就到处骂你,则大可能是出于报复。最坏和最可疑的情况,就是拿了你的敌人的钱,而到处骂你。而最好和最应该信赖的情况,就是那些一面从你这里得益的人,一面对你做出批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你、关心你,希望你进步的,才是建设性的。

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恰恰是马屁精太多,真正关心国家的人太少。一群帮忙或帮闲,拿了体制的好处,就大肆行歌功颂德,这样的人还好意思指责别人从体制里拿了好处?尤其某些人,也算是知识分子,难道不懂得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一个特别群体,肩负着为社会进步探索方向、求新革异的职责吗?难道不明白批评社会和制度才是知识分子应尽的义务,才是国家和社会要付钱给你们的重要原因吗?一个大学教授,拿了国家的钱,整天就知道写一些和官方文件内容一模一样的文章,只会说“英明神武”之类好听的话,那还要大学教授做什么?养一群鹦鹉岂不是更省钱吗?你还好意思赖在体制内的大学里,领那份工资?

每个从现体制受益的人,都有最大的义务来帮助这个体制变得更好。而要帮助一个体制变得更好,除了指出其不足之外,别无它法。不单是那些拿着公共经费的大学教授,不光是像刘瑜这样的所谓“官二代”,其实我们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过去30年里,都极大地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兴体制。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继续批评和改进这个体制。而在体制内越深、离权力核心越近的人,越有这样的责任。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体制本身做出的最激烈的自我批评,包括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对体制过去一段时期的做法进行了“彻底否定”。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体制内部那些最大的受益者们也会审时度势,再度做出自我批评式的变革。

(作者系国际商业和公共事务专家/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