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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士:也说“告别革命”

统治者把广大的底层民众置于必然性的奴役之下,或由于其残暴本性,或出于无知。然而,我国精英知识分子非但不去抨击,反而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帮助它成功地把束缚在身上的对民众的福利责任给解除了。不仅如此,还通过“牺牲一代人”之类的说法把许多人的生存依靠给剥夺了。而这一切与他们所宣扬的“告别革命”是背道而驰的。

大概是近几年兴起的“后清说”,使得对辛亥革命百年的纪念弥散出一种诡异的氛围——用“告别辛亥革命”的方式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由于我对历史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因而不具备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进行评论的能力。不过透过诡异的氛围,我闻到了一种忧虑的气息——来自官方与精英阶层对革命的忧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恐惧。

我想,辛亥革命就算有千不如意、万不圆满,其推翻几千年帝制的功业都是伟大的而无法磨灭的,凭几篇文章如何告别得了!

我一直觉得,中国人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而喜欢在借古喻今中展示才智,还喜欢把一些假说奉为神明。比如,有人说人性本私,所以自私自利才是符合人性的,于是自私合理、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成了真理;再比如,有人说人性本恶,所以干坏事才是符合人性的,相反讲道德却是禁锢人性的,于是坏人是“真小人”而好人都成了“伪君子”,继而就是“真小人比伪君子好”,到最后,坏人都成了好人,而好人又都成了坏人——是非颠倒;又比如,有人说假如慈禧晚死几年,中国早就如何如何了,于是革命先贤就成了坏了帝国千秋伟业的魁首。——只是不知道,躺在慈禧干瘪的怀里还能吸吮到什么!

在这些年“告别革命”热中,我始终想问一个问题,谁告别革命?如何告别革命?一般而言,革命的主体不可能是当权者自己,而是广大的民众。虽然不否认会有一些仁人志士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而投身革命,但绝大多数人革命的原因都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比如:生存难以为继、家园面临毁坏、冤屈无处可申……因而,要告别革命就不仅仅要批评革命进程中的暴力性和破坏性,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消除这些可能激发革命的因素的方法。

我想,从紧迫性看,眼前的急务是: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反面的投入建设,如:失业保障、医疗保险、解决退休双轨制不公等问题;严格限制拆迁,遏制不断出现的“血拆”事件;加大反腐败力度、树立司法公正……当然这是简单的泛泛之论,或者说仅仅是我个人“告别革命”的一点思路。总之,革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总爆发,而只有想办法化解各类矛盾才可以做到“告别革命”。

但是,当今中国的荒诞就在于,高谈“告别革命”的时候,都对革命的暴力性和破坏性感到担忧和恐惧,但无论官方还是精英阶层,甚至民间却又对能激发革命的各种事情趋之若鹜。

比如:官方种种作为不是出于提高人民的福祉,而是为了所谓的国家颜面,结果不仅大量的财富被奢靡和浪费吞噬,而且官员们从中中饱私囊,对民众的福利投入却只有“没钱”两个字。作为精英阶层本应该是为政府出谋划策和以批评政府为己任,令人遗憾的事,他们非但没能及时的指出政府的错误,反而对所谓的“福利国家”感到担忧,把政府加大福利投入说成是“劫富济贫”,甚至是“通往奴役之路”。在唯成功论、道德无用论、金钱万能论的驱使下,全社会的人们都津津乐道豪宅名车,动辄谁谁谁身价多少多少——每一个人都似乎是明码实价的商品。于是,有两套房的瞧不起只有一套房的,有房的瞧不起没房的;开名车的嘲笑开“破车”的,有车的嘲笑骑自行车的,挤个公共汽车还要有 “土著”和“移民”之争;势大的欺压势小的,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嗓门高的压制嗓门小的;……最弱势的群体自然是得不到尊重,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把他们归为“可恨之人”——或许他们将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有时候我在想,作为时代的标志,我们这个时代留在历史上最显著的特征,恐怕就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拆房子卖地运动”了。这场运动不仅制造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还硬是把偌大一个中国造成了一个模样——高度统一,毫无特色。没有特色成了这个时代唯一的特色,到处一样的房子,一样的心态,同一个奋斗目标——钱。

所有的人都像是在参加抢包山游戏,拼命往上爬同时还要无视规则拼命把竞争者往下拽、往下踩,最底层的人就只能成为别人的“垫脚石”。然而,当人民到了“只有人民,尤其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候就离革命不远了。

所幸,今天已非法国大革命时代可比,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比前人更多的解决困难和危机的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告别革命”的可能。比如,《世界人权宣言》就将免于匮乏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因为处于必然状态下的人是不自由的。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论革命》一书中,比较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源自同一种思想源泉的革命,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不同时指出,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美国人虽然贫穷但并不悲惨,他们没有法国人民那种苦难和贫困。在她看来“贫困不只是被剥夺,而且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它的卑污,在于它非人化的力量;它的可鄙,是因为它把人置于肉体的绝对支配之下。这就是必然性的绝对支配,……正是在必然性统治之下,群众投奔了法国大革命,发动它,驱使它前行,最终葬送了它”。

我认为,统治者把广大的底层民众置于必然性的奴役之下,或由于其残暴本性,或出于无知。然而,我国精英知识分子非但不去抨击,反而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帮助它成功地把束缚在身上的对民众的福利责任给解除了。不仅如此,还通过“牺牲一代人”之类的说法把许多人的生存依靠给剥夺了。而这一切与他们所宣扬的“告别革命”是背道而驰的。

想要告别革命,就要把广大民众从必然性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这是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署国应尽的义务。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