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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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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2009年3月17日下午在捷克查理大学中文系为学生们演讲。(摄影:黄频/中欧社)

很少有电影像这部影片令我无法呼吸,如此痛苦,而这篇文章拖的时间也特别长。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过去,无法承担的沉重历史。尽管在今天,当年的血腥野蛮残忍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它们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晦涩,难以理解,是因为彻底无法接受。

1970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毛泽东发表针对支持柬埔寨的“5·20”声明,半夜里我敲开贫下中农的门,将他们的孩子从被窝里拎出来,把小伙伴们拉到一条新开的大河边去游行。那天的风很大,天很黑,我们呼喊的口号全被大风刮走了。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常举措,在他们看来正是吸收了中国的经验。而实际上,等到波尔布特自己能够去做时,则比“中国的同志”更加彻底。将城市居民全部迁到农村,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更加极端的还有取消货币、取消商店、邮政和学校,禁止一切传统信仰,实行集体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当暴行针对一部分无辜的人们,那么势必扩展到一切人。后来逐渐演变为任何对新政策不满的人们,乃至自己党内军内的高级将士,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们,一概被列为整肃对象,对他们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人。

哦,对于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里的人们,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被木棒打昏后又被镰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残暴虐杀的姐妹,作为中国人,是要负起某些责任来的,至少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些冤魂也是面对我们自身。这就是我为什么称呼他们为“我稻田里的兄弟”,他们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2003年面世的这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将镜头对准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最大的审查中心“S21集中营”,其全称为“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到1979年时期,这里至少关押了14000~15000名囚犯(有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最后幸存的只有六七个人,称之为“灭绝营”一点也不过分。

此地并不拥有高效率的现代杀人工具,能够将人整批地处死,如同纳粹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在经受了不同阶段的酷刑逼迫之后,囚犯们被木棒、铁棒、铁锹、镐、弯刀这些最简单、最原始的工具杀死,它们原来主要是劳动工具,连一粒子弹的代价都不付。将这么多人一个一个从后脑勺敲死,或用镰刀割断喉咙,这真是一桩令人难以想象的浩瀚工程。囚犯中也有一些人因为饥饿、疾病或者抽血过度等而死亡。

活下来的人数如此之少,年轻的导演只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两位。因此而带来了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特色在于,不是众多幸存者,而是当年的看守来到镜头面前,成为影片中主要“出镜者”。他们一共有八九位重返旧地(超过整个活下来的人数),来到如今已经成为大屠杀纪念馆的场所,对着镜头讲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想法”。那些长眠于地下冤屈的人们不再开口,我们只能通过看守们的讲述,来想象和感受冤魂们痛苦的身影。

影片导演潘礼德1964年出生,11岁时与家人一起被投入集中营,15岁时逃出,经由泰国到了巴黎,考取巴黎高等电影学院,1989年拍出一部关于柬埔寨难民营的纪录片“Site 2”受到关注,此后拍过剧情片《稻田里的人们》、《战后的某个夜晚》。这部纪录片花了3年的时间得以完成,引起巨大反响。

不知道导演是如何说服这些人来到镜头面前的。他们看上去如此单纯,应该是刚刚从稻田里走出来,脸上挂着羞涩的微笑,身材单薄,穿着土制的衣服,肤色黝黑,个子不高,看起来仍然十分年轻,40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只有30来岁,当年应该是十几岁的娃娃兵。任何人不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他们的过去,若是放到人群中去,没有人会感觉到他们的不同,一点异常的动静都没有。

看看这一位吧,他叫Houy,窄额头宽脸膛,典型的当地人面孔。影片的开始描述了一段他的家庭生活。一个刚刚洗浴过的婴儿被放到他手中,应该是他的骨肉。他父母亲坐在地板上,母亲缓缓地说:“我的儿子从未举止无礼过,从未在家里侮辱老人。他们教导他,把他变成一个杀人的流氓。”母亲建议儿子去做一个仪式,超度那些死难的亡灵,从此不再见到他们,开始做一个崭新的人。Houy本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是自己杀人,那是坏,但是坏是那些下达命令的人,他们手中有武器还有权力。在我心里,我害怕做坏事。”

与自己曾经“共事”同志们的见面,他们有一种老友重逢的腼腆和欢欣,各自欠着身,互相握手问候:“你老了”,“你还记得我”,“看着眼熟,想不起名字了”,“你再想一想”,“我们虽然都在这里,但是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别人以为我们是在一个整体里工作。”这位来自Takeo地区的男人看上去更年轻,他说当年他们一共200多个小孩子,被卡车运到某个地方,在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就被送往不同的监狱充当“守卫”。

审讯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由不同的小分队担任。第一阶段是“好心”,主要是施加政治压力,目的是使得犯人服软。如果拒绝回答,就被送到第二“热”小组的手中,“热”施加刑罚,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再不招供,那么便送到“咬”手中。一旦“咬”成员的木棒打下来,原来的旧伤口马上破裂,喷出鲜红的血,很少有人受得了。影片中的一位幸存者就在这种情况下,供出了64个他所认识的人,指称他们是“叛徒特务”。

为了逼真地再现当年的生活,影片让这些看守站在如今的空房子里,扮演起自己当年的角色。Houg要去一间牢房提审一个犯人,他在手心里记下这个犯人的号码。到监牢时,对守在门口“娃娃看守”说:“把13号给我带出来提审。”“娃娃看守”便走到屋里靠近窗口的地方,大声说:“13号,起来。”这位看起来仍十分年轻的看守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我命令他站起来,把他的眼睛蒙上,从背后把手铐铐上,然后我把门再插上,把锁锁了又锁,我抓住他的胳膊,然后出去。”Houg站在门口等着,得到这个犯人之后,他“扭着他的胳膊,带他走”。

这应该是当年每天发生无数遍的简单事实,平淡无奇。然而正是无数这些平淡无奇的细节,构成了那场大悲剧的一个小的部分,积累起那个在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实际上,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恐怖事情,与人们眼下经历的所有事情一样,同样也是发生在日常时间、日常光线之下,是一点点添加进来,危机是一点点加深加重的。其中并不是每个细节都那么可怖。日常时间的节奏将事件分成不同单元,它们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时段,人们在经历它们的时候,是逐步接受和承受的。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这里。所有这些单元,它们如何加在一起?当它们加在一起时,将通往何方?如何获得整体的意义?这是那些看起来普通的执行者们不知道的。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总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长长行为的尽头是他们望不见的,他们只能做分配给他们的事情,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对于自己视野所及范围之外的事情,他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实际上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是在“无知之幕”底下行动。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最终结果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这天,这座城市200万居民接到通知说,为了躲避美军轰炸,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以为也许三天就可以回来。结果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远没有再站起来。

其余抵达“新农村”的人们,一下子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先“故事”的环节突然断裂,被导向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谁也没有谋面的更高的“讲述者”,他凭着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不需要对这些人作出解释和负起责任,便随意地决定了所有这些人的命运。

无论如何,当Houy和他的同志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演示自己当年的行为时,当他们大步跨到屋子中央,做出开门、关门、扭着胳膊带走某人的动作时,当他们对着不同的牢房,为了一点小事大声训斥时,观众会明显感到在他们的举止以及身材中,流露出无可救药的卑微,体现出某种猥琐。他们的脸上越是无辜,他们的胳膊和腿的举动看起来便越是下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法令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这是“工具”的特点,也是他们本人作为“工具”的代价。他们的确受人驱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接受了自己作为“工具”这个事实,同意维护那个吃人的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最初并不为人所知,他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一般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由“安卡”掌权。一切命令均是由“安卡”发布的。1977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还帮助园林工人们修剪花枝,以体现自己保持劳动的本色。他喜欢用“细菌”这个词,来代表所有那些不同于他立场的人们,对于“细菌”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影片中的另一位幸存者是画家Heng Nath。作为S21集中营的受害者,他再次来到当年的看守面前,与这些人构成面对面的质询。这种对质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结构。

一行简短的材料显示,画家当时35岁,1977年7月1日被捕,排号18,在他的备注中有一条:“保留使用”,这几行字使得他幸免于难。具体原因是他为这所集中营的头头Duch画像,将此人的面部画得如同少女般细腻光滑,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满意。其余画家则几天到一个月、两个月不等,陆续被杀害了。

画家已经两鬓斑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忧伤。他单刀直入地问那些看守:“你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吗?”“这么野蛮的原因是什么?”看守们显然被问过这个问题,有他们自己现成的看法,但是在表达时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Houy答道:“这件事……我觉得,就像发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样……”他的意思是谁都是不得已。画家不依不饶:“就一句话,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如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像我那样的犯人,他们算什么?”

有人说,死去的人们应该叫做“被判刑的受害者”。言下之意,他们本身则是“施加刑罚的受害者”,听上去只是名称不同。“如果不服从,我们就会死,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位画家继续追问:“你们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怎么能够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这是历史性的追问,任何在那种机构里呆过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一问。每个人都有站在他“身后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在恰当的时候,将他带到某个“质询的中心”面前。

Houy的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进入S21军部,他们对我进行灌输,S21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支柱,我们是国家的一只手,面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疑。”这个回答符合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这些人刚刚从农田里上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来得及除尽,当他们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替这个国家清除敌人,这会让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带来那种决绝的冷酷表情。一个人本来意义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进无比崇高饱满的人生意义,这会让他觉得特别神气。

他们仍然习惯沿用“安卡”这个说法。另一位说:“安卡唤醒了我的革命意识,让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阶级敌人的痛苦和愤怒。但我参加革命的真实原因,是1970年郎诺集团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号召他的兄弟姐妹们与游击队会合,共同解放自己的国家。”西哈努克是在北京发出的这个号召。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右翼郎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飞抵北京,3月23日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

1970年和1975年是两个不同的起点。最初这的确是被当做一场反美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然而到了1975年,轮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他们继而将战争延续到了民族内部,危害最烈的是革命队伍内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一条粗重的传统。事情在某个时刻起了变化。本来追求理想的人们,突然掉转过来,去追求和抓取最为现实的个人利益,但是却继续称自己从事的是全民的利益,或者劳动阶级的利益。

对于那些不同层次的个人来说,当他们一旦进入某种既定格局,他们就要变得适应这个格局本身,服从这个格局,被这个格局所引导,继而从这个格局里产生出新的东西,发展出新的面向和行为。本来也许的确没有个人权力要求的,后来就变得非常渴望,急于或乐于在小圈子里扮演一个权力角色,显得自己分量不同。到这个时候,仅仅用最初的单纯动机来说明则远远不够。源头上的东西经过一系列过渡,已经发展为别的东西,甚至相反的东西。

一个好的格局保留了人们得以上升和升华的空间,而一个坏的格局则把人性中最坏的一面调动出来,他们甚至显得比原先的那个格局还要坏。画家描述了他刚刚进S21时的某些情境。当装运他们的卡车半夜里到达,囚犯们的双腿还处于麻木之中,他们听到了两个年轻士兵欢快的叫喊,“像狼看到食物一样”。囚犯们的眼睛很快被蒙上,一根绳子将每个人的手拴在一处,像牵牛一样牵着这许多人,而周围的卫兵“他们全都在笑”。笑他们的可怜,笑自己的杰作。无疑,半夜里的这种笑声,属于这些人的自作主张,不在“安卡”的计划列表之内。画家将这个牵牛般的场景和尸横遍地的场景,通过回忆又画了出来,令人震撼。

年轻的看守也被看守,也需要写检查。他们的检查这样写道:“党禁止打他们,我们却打了。党让施加一种压力,我们却施加了另外一种。(我们会)不针对政治历史进行审查,而是针对道德败坏、针对女人。”第一句“党禁止打他们”,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是写给党看的。影片有谈到他们在审查中遇到“困难”时,上级则指示要进一步施加压力。但是看守们的确承认了存在许多极为恶劣的、虐杀性自选动作。比如针对女囚犯的做法有,将她们带到远离人群的房间里去审问,趁机摸她们的身子或强奸她们,在审问中烧烂她们的屁股。这是男人不会遇到的。而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可能采取另外一些相反方向上的行为,比如保护这些无辜的女性。对这些已经遭受屈辱迫害的人们,不要来施加他本人的屈辱和迫害。留出良心的空间,也留下日后正义的空间。

有人谈到一位有名有姓的女性:“nay nan非常漂亮,我喜欢她,也可怜她。但她是敌人,爱上敌人是禁止的。我心里火一样地烧,性欲折磨着我。我非常恼怒不能碰她,不能与她做爱。这让我很生气,我充满了怨恨,于是就打敌人。”这个属于非常恶劣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换了一个出口来释放,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原意应该是彻底铲除这种“不健康”的现象,但是他最终收获的,仅仅是人性中最为肮脏、低劣的东西。

“当你把人带走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画家追问。Houy答道:“这期间,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得服从安卡的命令。”画家凝重地说:“我不喜欢听这个‘服从安卡’的说法。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安卡,想着纪律,服从和执行命令,那么就是我们世界的末日,公正的末日。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类良知。不再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

画家也谈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当他被上电椅,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只有胡编乱造。这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强迫人说谎的法律系统。为了得到暂时的缓解,人们必须撒谎。然而这种欺骗的第一个对象,按照画家的说法,所要过的第一关不是审查官,而是人们自己,即首先是欺骗自己。

审讯官在得到了一些“故事”和“词句”之后,就再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人,而将他们丢弃。在缺乏食物、医疗的情况下,这些人逐渐失掉了人的形状。画家悲哀地说,这连“杀人”都算不上。如果是“杀人”,所杀的也是一些人,而这些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将“人”杀掉,其中还有“人”和“人性”的成分,知道自己的对象是谁,而如果仅仅是“灭绝”,那么就丧失人性,或只剩下人性的灰烬了。

很少有电影像这部影片令我无法呼吸,如此痛苦,而这篇文章拖的时间也特别长。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过去,无法承担的沉重历史。尽管在今天,当年的血腥野蛮残忍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它们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晦涩,难以理解,是因为彻底无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整个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时期。虽然隔着老远,但是诸如“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这些称呼,令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们如同那些最初的语言一样,进入我们的耳朵,构成我们当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毛泽东发表针对支持柬埔寨的“5·20”声明,半夜里我敲开贫下中农的门,将他们的孩子从被窝里拎出来,把小伙伴们拉到一条新开的大河边去游行。那天的风很大,天很黑,我们呼喊的口号全被大风刮走了。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常举措,在他们看来正是吸收了中国的经验。1965年底至1966年初,波尔布特来中国,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传授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实际上,等到波尔布特自己能够去做时,则比“中国的同志”更加彻底。将城市居民全部迁到农村,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更加极端的还有取消货币、取消商店、邮政和学校,禁止一切传统信仰,实行集体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残酷清洗的对象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早期为郎诺政权旧人员、有产有业者、地主富农、一切专业人士(教师、医生),被认为是“亲越”“亲美”“亲西方”的人们,会说外语便是一种罪过,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知识分子若不能彻底改造过来,那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当暴行针对一部分无辜的人们,那么势必扩展到一切人。后来逐渐演变为任何对新政策不满的人们,乃至自己党内军内的高级将士,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们,一概被列为整肃对象,对他们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人。

所有这些,是对于当年中国许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这部影片的开头那个兴修水利的镜头,人山人海,红旗飘飘,歌声阵阵,与我们当年所看的新闻记录片没有什么两样。哦,对于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里的人们,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被木棒打昏后又被镰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残暴虐杀的姐妹,作为中国人,是要负起某些责任来的,至少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些冤魂也是面对我们自身。这就是我为什么称呼他们为“我稻田里的兄弟”,他们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