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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潮涌

中共十八大日益逼近,各个派系之间的话语权争夺战和知识思想界的左右碰撞,也因此而空前激烈——张木生的新书本来讲的是历史是文化,然而与会者的发言却主要是讲现实讲政治,就是很好的证明。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又恰逢茉莉花革命、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在这个大背景下,无论是体制内外或左或右的思想界知识界的精英们,还是有些中央和地方或高调或低调的中共大员们,纷纷“解放思想”,直抒胸臆。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本文介绍的三个言辞火爆、直指最高层、政治敏感性极强的研讨/座谈会。一批与会发言的、对最高层有影响力的“通天”学者们毫不忌讳的呈现多元甚至“异见”思想,是否预示着最高层的政见也并不一致?火爆言辞中,诸人纷纷亮出自己“非正统”的观点,是否预示着中共最高层“各管一摊,斗而不破”的“维持会”体制再有新裂纹?

非常值得关注。

超越左右而无共识的新书研讨会

第一个座谈会,2011年4月,被视为刘少奇之子、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智囊”的、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超越左右界线,重建朝野共识——《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新书发布、研讨会”。

该书先是在2010年8月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没过几个月,刘源主政过的军事科学出版社再次出版。书的一大亮点是刘源几万字的长篇序文。新书发布会、研讨会上,刘源又发言力挺张木生,两人关系如何可窥一斑。

张木生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中共高层文胆,政治思想左倾,其父亦为中共前高官。张木生和刘源同是杜润之的门生,张木生赴西藏工作期间,和在西藏修建水电站的刘源相识相交,成为非常亲近的朋友。两人的关系刘源在序文中也有“交代”: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
当今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多了,几乎没人“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多种思潮、多极政见、多元文化甚嚣尘上,反复碰撞、磨合杂交、融会贯通。加上阶级界限模糊、人际关系繁复,差别含混重迭,虽有新的矛盾凸显、激化,倒也并非你死我活……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

刘源认为,时下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张木生和自己推崇的“新民主主义”莫属了。也正是在思想混乱下大现实下,在“中纪闻”党员不得就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的棒喝下,刘源张木生高举出新民主主义的旗帜,既算是已经到来的大争论年代里种种声音中的一种,又寄望此“灵丹妙药”能成为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和弥合“左右理论”的“最大公约数”。固本培元,进而在中共理论体系内终成大统。

但父亲刘少奇凄惨结局的前车之鉴下,在全党左转、党内民主黯然无光的背景下,在党早已宣布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家不仅能入党、高级干部更可以经商当老总的现实下,有望在体制内再进一步的刘源有些话自然不好痛快的说出,也因此他“使大劲郑重推荐:读张木生!”

对此,张木生也毫不忌讳,他直白的说,刘源是借我的嘴表达他想要说的话。

张木生的这场新书发布会着实不简单。首先,出席人不简单。给张木生的新书捧场的,既有军方高级将领,也有知识界的重量级人物。特别扎眼的是,在军方高级将领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是军中著名的鹰派人物,也是身世显赫的太子党,还是蔑视普世价值的左派;他们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少奇之子刘源;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少将、朱德外孙朱成虎;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罗青长之子罗援;还有空军少将乔良,《超限战》的作者,此书因为建议弱小国家用非常手段挑战超强国家,同宾拉登用飞机炸美国世贸大楼如出一辙,而受到美国国防部的关注。

此外,自由派也有一些重量级人物出席,如《炎黄春秋》主编吴思、财新传媒总编胡舒立、《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还有80年代改革时期的风云人物翁永曦和白南风、共识网主编和《领导者》杂志主编周志兴、《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丁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铁军等出席。

既有军方将领,又有文化名流;既有体制内高官,又有民间人士,还有80年代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而后又淡出政界的人物捧场,而发言者的政治观点有很大差别,有左派有右派,有批判普世价值的有倡导普世价值的,能不因人注目?

不光是这些出席人的身份不简单,这个新书研讨会召开的时机其实也不简单。“茉莉花革命”在中东搞得如火如荼,在中国则把中共高层搅得心神不宁,生怕中东的星星之火在中国燃起燎原之势,因此正在不择手段地干扰、监控、抓捕一切跟火种传递有关的民间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及其亲友。

自由亚洲电台未普评论指出,中共十八大日益逼近,各个派系之间的话语权争夺战和知识思想界的左右碰撞,也因此而空前激烈——张木生的新书本来讲的是历史是文化,然而与会者的发言却主要是讲现实讲政治,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这个微妙的时机,这些身份不简单的人们凑在一起,难道只是为了超越彼此、建立共识吗?当然,在座的这些人有不少共同的地方,譬如,他们都喜欢读书,都忧国忧民,都认为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担心,但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南辕北辙,在思想观点上风马牛不相及,而且都固执己见,因此,要想超越左右,建立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张木生主张把意识形态的时钟回拨至60年前的新民主主义,而刘源上将大力支持这种观点,吴思等自由派们则多不以为然,双方除了都认为是“该告别不争论的年代”外并无多少实质共识。但是,与会者的发言和交流也确有智慧的火花——有一个争论,有一个妥协,可能会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刘旋/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