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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今天的中国和阿Q时代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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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和阿Q时代完全不一样,当时的人们缺少公民意识,浑浑噩噩过日子,现代人不缺公民意识,但因为现实中屡屡碰壁、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公民意识的热情被浇灭,进而采取冷漠回避的态度。如果这时有人能站出来,让事情多少出现进展,就能激发更多人参与及支持人民代表选举的意愿。

中国选民不应再冷漠回避

时下的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因一批评论员、学者和维权人士宣布“独立”参选而显得与众不同。当局担忧这些人士当选后会挑战当前政治格局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大事件》采访时表示,虽然人民代表的权力有限,但极权统治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才得以维系”,因此胡平希望选民别再冷漠、应站出来支持这些独立参选人,毕竟人民代表的作用不只在职位本身,它还能带动公民权力与意识。

胡平于北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79年投入民主墙运动,1980年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当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1988至1991年担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先后于《中国之春》与《北京之春》杂志主持笔政。

80年代参选空间较大

中国五年一次的区县级人民代表换届开始,与以往个人参选者只是零星散布的情况相比,本届出现许多独立参选人,既有维权律师、评论家、学者,也有农民工,参选人利用微博等互联网平台发表政见,快速传播讯息,吸引许多人关注。

胡平对《大事件》回忆,80年代的竞选大环境与现在这几年相比有很大的差异。1980年,根据新的《选举法》,中国各地陆续进行县区级人民代表选举。10月,北大开始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除了胡平外,包括技术物理系的王军涛、哲学系的杨利川、经济系的张炜等人都站出来竞选,候选人多达18人。
胡平指出,虽然80年前后民主墙运动刚遭到镇压,但“六四”之前的选举气候仍比现在好得多,当时的选民热情尤其高,整个竞选活动在北京大学便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学生有朝气,在学校写大字报、张贴及发送宣传材料,也组织大规模的选民见面会、答辩会,同学另成立几家中立组织,进行民意测验、发表评论,竞选空间较大,选举思潮的影响也较大。

参选人与选民拥有高度热情外,校方领导也相对较为开明。胡平对《大事件》表示,当时校方干预或粗暴破坏选举的情况较少见,只是大学之外,仍常出现领导层出来干涉选举的情形,例如上海工人傅申奇宣布竞选后,遭到厂方种种阻挠,尽管他在工人之间拥有威望,但最后并未竞选成功。“不过总体来说,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比现在好得多。”

如今,“六四”已过去22年,但中国的民主进程并未明显向前。虽然过去几年里,中国的人民代表选举曾出现较为正面的例子,比如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公盟)共同创始人许志永代表北京邮电大学竞选区人民代表获得成功;湖北潜江姚立法长期以来致力人民代表的选举,也相当关注选举的种种问题,即使遭遇许多挫折,仍越挫越奋,屡挫屡战,最终当选人民代表;但中国政府打压独立参选人的事件仍屡屡传出。

“中国名义上进行基层选举,但实际情况相当恶劣,很多参与竞选的人,才刚刚宣布竞选,就遭到地方的压制,有的甚至被捕入狱、被失踪,有的则在竞选过程中受到官方的干涉。” 胡平对《大事件》说。

人民代表作用有限但漠视不得

以往中国的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当选者多半为政府官员或与政界关系密切的企业家,因此被批评为名义上代表人民,但实际上却代表政府,人大会议则只是个橡皮图章。这次的人民代表选举,在北京、上海、杭州、昆明等地都有独立参选人出来竞选,其中不乏在网络上拥有号召力的人士,例如时评家李承鹏,不过,当江西下岗女工刘萍宣布参选人民代表、通过微博广泛传播,受到许多知识分子支持时,却传出当地政府特别针对此事召开维稳会议,接着以西方敌对势力幕后操纵为理由,在投票选举日的前几天让刘萍失踪,最终落选的事件。

胡平对《大事件》指出,刘萍事件通过互联网引发强烈的反弹,好的影响是,最近一段时间许多独立参选人的竞选过程,比刘萍要顺利一些。“到目前为止,全国大概有40、50个(独立参选)人出面竞选,这些不包括网上查不到的。但从全国范围来看,40、50个人还是相当少。”

胡平认为,独立参选人少,和大环境有关。在刘萍竞选受到官方阻挠时,他注意到社会学家于建嵘写道:“刘萍,你在哪里?!我得向你认错。第一次接到你因参选区人民代表遇到困难的求助电话时,我告诉过你:别怕,你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现在看来,我错了!现实是,有人不仅害怕你手中的选票,还把你变成了敌对势力进行打击。可是,如果我告诉你,不要去理睬那张选票,就对了吗?”

“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只有县、区一级的人民代表,才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也只有在这一次的选举中,独立竞选人才多少有出头、透过互联网发表自己政见的机会,即使选上,这么小的一个层级代表,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对于这样一个基层、有限的选举,当局还要用种种办法阻挠、破坏,使得参加这种选举实在是费力不讨好。”胡平首先向《大事件》解释独立参选者人数少的原因。

但是,胡平认为,就如同于建嵘反问的一样,如果不认真看待这件事,不去理睬这张选票,情况岂不是更坏?“在国内环境下,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从事维权或选举的活动,或对各种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只是围观,都会面临几个问题:第一,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第二,能起的作用都非常小。因此很多人采取放弃的态度。”

对于人民代表选举,批评者称参选人是政治花瓶、给中国共产党当摆设,或是想到体制里分一杯羹、帮共产党粉饰太平,胡平指出,这种冷言冷语没有必要,如果按这种逻辑,就是取消基层选举,什么都不干,但放弃只会让情况更加恶劣。

“在整个大格局的限制下,现在要做任何一件推动民主、公民社会的事,都要冒很大的风险,能取得的成绩都非常有限,但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这种仅有的、狭小的空间,从中拓展影响力,是很糟糕的事。因此这样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还是有其意义的,应该对每一位站出来的人给予大力支持与鼓励。”胡平对《大事件》说。

集权制度的维持靠冷漠

胡平曾在《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一文中写道:“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后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后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

而今日中国的集权体制,正是胡平所指的,在人民的冷漠与消沉下维系着。“其实冷漠的人不是没有看法的,中国社会里有公民意识的人也相当多,正因为他们看得清楚,知道局势恶劣,而且认为做任何事都是图劳无益的,所以采取回避、不参与的态度,但他们的态度反过来构成体制维持的条件。”

胡平对《大事件》指出,现在的选民对参选人的态度较冷漠,“人大在整个权力结构中,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不起作用,党的领导才是至高无上,选民认为就算你选上了,小小一个区、县的人民代表又有多大权力?能独立竞选的人很少,就算全部人都当选,在全国的规模中只是很小一部分,连改变县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所以人们普遍的气氛就是冷漠。”

确实,胡平坦承,县区人民代表大会本身的职责范围就相当有限,很多事情轮不到他来管,而且作为独立竞选人,当选的人数在整体看来又更少,因此要指望独立餐选人选上后靠自己的努力制订、推动一些议案,可能性不大,因为别的代表不会跟他配合,而要通过议案必须有多数票支持。

但胡平提醒,人民代表并非只能在职务范围内起到作用。独立参选人的当选,本身就是公民权力和意识的一种胜利,其感召力、影响力都远超过一个区的小代表,此外,作为代表也有更正当的权力为民请命,讲的话多少比以前更受人关注,可对舆论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们可发挥超出一个代表席位的作用,这点还是该重视。”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唤回人们对公民意识的热情。胡平对《大事件》说,今天的中国和阿Q时代完全不一样,当时的人们缺少公民意识,浑浑噩噩过日子,现代人不缺公民意识,但因为现实中屡屡碰壁、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公民意识的热情被浇灭,进而采取冷漠回避的态度。如果这时有人能站出来,让事情多少出现进展,就能激发更多人参与及支持人民代表选举的意愿。

胡平指出,随着时代的不同,人民对“起不起作用”的想法也不同,“六四”之前,即使“说了也白说”,但觉得“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因为当时说的风险不大,有这种态度的人多了,就会发生一定的作用,但如果积极派的人少,讲话的力量很微弱,大家就会采取不说的态度,事情也没有任何好转的希望,因此现在的关键是让更多人摆脱消极的态度。

“尤其选举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举手之劳,无非就是投个票,毫无风险,在此情况下,我更希望呼吁广大选民,郑重其事投下一票,只要一勾一划,就能使情况多少产生变化。”胡平对《大事件》说,事实也证明,虽然选上了,受到打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如果有更多独立竞选人获得成功,对竞选人的个人安危也会多一层保护,因为如果没有选上,之后受到迫害的可能性更大,当局要“治”这些人将更容易。(黄舒心/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