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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还得从破除意识形态壁垒开始

意识形态控制可能会造成一个好的政策或方案被抛弃。要消除意识形态壁垒就必须首先摒弃姓“社”与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

苛严的意识形态控制容易导致社会对立。

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还导致了思想“僵化”并衍生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衡量是否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标准,导致广大党员干部不讲或不敢讲真话。官僚体系官话、空话、套话连篇,弄虚作假严重,泛滥的形式主义让人们感到厌烦并失去耐心。

破除意识形态壁垒是思想解放的风向标。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提得起、迈得开,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朝着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前进。否则条条框框太多、敏感议题太多,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动。

从亚洲金融风暴到近年的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和近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早些年中亚的“颜色革命”到中东、北非动荡再到近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形势似乎呈现出由二战后的相对稳定期向如今的全球大动荡演进的危险。全球大动荡的根源和基本诉求均在于呼唤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新秩序,长期被推崇的西方政治体制亦将在这场大动荡中接受严峻的考验。政治体制改革已不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只是由于中国体制在世界政治生态中的少数性和其国内矛盾的尖锐性,才使中国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尤显紧迫。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能否将破除意识形态壁垒做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意识形态在中国政策导向中的作用开始下降。然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又无处不在。

意识形态控制可能会造成一个好的政策或方案被抛弃。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姓“社”与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要消除意识形态壁垒就必须首先摒弃姓“社”与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放进理论家的书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只是一种虚拟的理论界定。众所周知,不管在什么主义下,只要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能不断改善人的生活,不断提升人的幸福感,它就是优越的。所以,对制度优越性的判断不在于给它戴上了什么样的帽子,而根本在于其制度施行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实体社会中揪住虚拟的意识形态不放而造成的恶果。华约与北约的诞生同样是在意识形态作崇下造成东西方长期对抗并最终拖跨了苏联。小平先生的真知灼见“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老鼠都是好猫”其中的“白猫、黑猫”就是“姓社”与“姓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股票市场能够解决经济领域中企业的融资瓶颈,中国当然没有理由因为它已经存在于西方社会而给它打上资本主义的烙印。实践也已经证明,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

苛严的意识形态控制容易导致社会对立。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并非是二元对立,关键要看能否在诸如文化、学术和媒体等领域建立多元思辩的自主空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无论是对体制内的“持不同意见者”还是对体制外“持不同政见者”一律加以取缔和镇压,这虽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同时也伴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它造成了苏联社会的割裂与情绪对立,“地下刊物”和“非正式组织”大量蓬生。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境内从事地下刊物的人数超过400人,并开始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其中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激进化。这些活动也开始影响到东欧的捷克、波兰等国家。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亦显严重。

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还导致了思想“僵化”并衍生教条主义。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一直占统治地位,就在于其对人性的理想化假设和“道德越位”思维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封建统治者大多以儒家文化做为意识形态引领并引导国民遵从。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使中国社会一直重道德教化而疏于制度创新与法律创设。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客观上抑制了这种被儒家美化了的人性的劣根性的暴露与表演,有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前苏联同样经历了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担心出现赫鲁晓夫所谓“新闻改革”带来的混乱局面,把社会主义片面理解为斯大林模式。其本人内容空洞的“著作”也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发行,导致越来越多的苏联公民以讥讽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剧了信仰危机,使得苏联社会在苏共对意识形态高度控制和对新闻严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动。

意识形态忧虑淹没了实事求是精神。意识形态成为衡量是否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标准,导致广大党员干部不讲或不敢讲真话。官僚体系官话、空话、套话连篇,弄虚作假严重,泛滥的形式主义让人们感到厌烦并失去耐心。如果建议将中央领导集体“代”的提法改为“届”是不是就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了?劳财不利民的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为什么没有人建议干脆取消?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本身就是名符其实的私有经济,却要高喊中国永远不搞私有制的口号。说什么和做什么首先要考虑是否有脱离思想路线的危险,真实的声音被隐藏,社会矛盾被掩盖,社会缺乏纠错和清理机制。

过度强调单一的意识形态统领,是中国体制由个人崇拜向集体崇拜的一种欠缺进步的消极转变。在江山永固、红旗不倒的意识左右下,党员干部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从而脱离群众、贪污腐败、追求个人享乐。这是一种变相的“万岁”意识,芜湖国电高管“反对他就是反对党”的言论让人啼笑皆非。如果有更多批评的声音、警戒的言论,对权力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外部压力。

破除意识形态壁垒是思想解放的风向标。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提得起、迈得开,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朝着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前进。否则条条框框太多、敏感议题太多,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动。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由“帝治”向“党治”的转变,第一次将中国社会由个人领导、家族统治带入团队领导、政党统治。它开启了中国民主之门,却远未是中国民主的终结。意识形态和个人信仰不能靠灌输、绑架,而应在政治力量示范、制度执行成果、宣传推广与百家争鸣辩论中激荡、碰撞、比较、沉淀从而达成共识。

(黄松海/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