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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信:我与卡扎菲的零距离接触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追求自己心目中的“世界革命”,应当是卡扎菲失败的原因之一。

从利比亚危机爆发那天起,我就在密切跟踪事态的发展。个中原因,除职业习惯外,还因为我与利比亚有着不同寻常的“缘分”。作为新华社前驻中东总社记者,我曾两次出访利比亚。第一次是1989年8月底至9月初,我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报道“绿色革命”20周年庆祝活动。第二次是1992年4月,我率记者组独家采访卡扎菲,在班加西与他面对面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中国记者与卡扎菲零距离接触,这是第一次;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其他中国记者享此“殊荣”。

“不定向导弹”卡扎菲

1989年9月1日,是“绿色革命”20周年。应利比亚方面的邀请,新华社中东总分社(驻开罗)派我去利比亚,报道相关庆祝活动。卡扎菲人称“不定向导弹”,常让全世界瞠目结舌。就在我动身去利比亚之前一个月,卡扎菲刚刚表态称,阿拉伯世界不仅同属一个民族,而且应当属于一个统一的阿拉伯联邦。作为实现阿拉伯世界统一的第一步,应当把阿拉伯国家的国界从地图上抹去。

卡扎菲不仅这样说,还亲自开推土机推倒了利比亚、埃及边界上的界碑。埃及朝野为之震动,却又无可奈何。埃及第一大报《金字塔报》副总编辑穆斯塔法·塔里克向我抱怨:“对于这个政治疯子,你能说什么?”

8月26日,我乘利比亚航空公司班机来到的黎波里。正值“绿色革命”20周年大庆临近,的黎波里大街两旁、房顶上绿色国旗飞舞,到处是卡扎菲的戎装彩色肖像。“绿海洋”中树立着无数高音喇叭,没日没夜地喊叫“革命领袖卡扎菲是阿拉伯世界的指路明灯”、“利比亚是全世界革命者的家”、“打到美帝国主义”、“消灭以色列,把犹太复国主义者赶进地中海”等。

当地时间晚7时,利比亚官方电视台开播,映入眼帘的是一轮绿色太阳冉冉升起。神采奕奕的卡扎菲高举右手,在四射的绿色光芒中现身。凡有外宾出没的饭店、会堂、书店等,都设有“绿皮书”(即《卡扎菲语录》)专柜。不过这“绿皮书”只有阿拉伯文、意大利文两种版本。利比亚方面的陪同解释说,英语是“帝国主义语言”,不能用“帝国主义语言”亵渎“最高革命真理”。

为了庆祝“绿色革命”20周年,卡扎菲决定向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各地革命领导人“授勋”。对于中国,利方要求“授勋”仪式在毛主席纪念堂举行,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接受利比亚高级代表团颁发的“最高革命勋章”。遵照中央指示,外交部、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在适当照顾利方面子的情况下取消了这场闹剧。对于这张闹剧,新华社奉命不予报道。

我被关进了一座豪华监狱

如果说卡扎菲的言行经常匪夷所思,那么我在第一次利比亚之行中的遭遇也只能用“匪夷所思”形容。先说利比亚方面发给我的邀请信,它既不是英文,也不是阿拉伯文或中文,而是一堆拉丁字母乱码。飞机落地后,利航工作人员把我“移交”给一名彪形大汉,此人验明我的护照后,便陪我上了汽车。我心里一个劲儿嘀咕:别是把我当成偷渡者送进监狱吧?于是斗胆问他到哪里去。总算得到了明确回答:“水上宾馆(floating

hotel)。”

汽车开到的黎波里港客运码头,原来“水上宾馆”是利比亚政府租用的一艘意大利籍五星级豪华游轮。晚饭后,我想下船走走。走到船舷,发现舷梯已被撤掉。就这样,来自各国的200多名记者被关了禁闭。船上的电话线路被切断,海事卫星信号被屏蔽。总而言之,与外界的联系全部被切断。

三天之后,禁闭终于解除,傍晚时分,记者们被送到的黎波里国际会议中心,说是有“重要活动”。原来是一个自称来自国外的“政治学教授”向各国记者讲解讲解“卡扎菲思想”。“教授”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说什么利比亚“绿色革命”是继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发生的又一件大事,其意义超过了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战争,也超过了中国革命。我无法忍受这神吹胡侃,于是设法逃走。走到大厅门口被门卫拦下,说“不能提前退席”。

我溜进厕所,看看无人,便从窗子跳出去。最后好不容易从后门溜到大街上,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赛法拉希尼”(阿拉伯语:中国大使馆),就这样,终于“回家”了。当时的王厚立大使批评说,按照新华社通知,你早就该到达的黎波里了,为何一连几天不见踪影?我如实奉告:“我被关进了一座豪华监狱。”

9月1日晚,“绿色革命”20周年庆典在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濒临地中海的绿色广场举行。游行的看点之一是一些非洲国家派来象征性的军队,多的一个排,少的一个班,从主席台下正步通过,接受卡扎菲检阅。由大约100名女民兵组成的方队是另一个看点。这些年轻姑娘身穿绿色连衣裙,斜挎AK-47步枪,走过主席台时齐声高呼“绿色革命万岁”、“革命领袖万岁”。

在东观礼台上,我遇到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卫生部长陈敏章教授。观礼台上一片混乱,利比亚显贵有折叠椅可坐,而不少外国贵宾却干站着。我看到一位利比亚军官舒舒服服地坐着,旁边两个折叠椅上放着报纸,显然是占座。我快步过去,二话不说把报纸扒拉开,让陈部长坐下,我也坐下。这位军官气得直瞪眼,哇哩哇啦地冲我喊,我只能假装看不见。

“中国记者,请勿开枪”

当晚在绿色广场采访的外国记者,满打满算不过十多个。应邀前来报道绿色革命20周年的西方记者,绝大多数已经“逃离”这个国家。9月3日,我乘坐希腊航空公司的班机取道雅典返回开罗。飞机在的黎波里机场腾空而起,我在心中默念:永别了,利比亚;永别了,卡扎菲!

没料到,我与利比亚的“缘分”并没有就此“打住”。1992年2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利比亚驻开罗“人民代表处”(使馆)一位外交官打来的电话,请我吃饭。我满腹狐疑,不过还是与这自称名叫穆罕默德、官衔为一等秘书的人见了面。在饭桌上,穆罕默德有意把话题引到“绿色革命”20周年大庆,夸奖我的报道“写得好”,暗示希望我再访利比亚。两个星期后,穆罕默德又请我吃饭。谈话内容如前,不过口气似乎更急切。他说,如果我再访利比亚,可以去任何地方,采访任何人。我问道:“你说的‘任何人’是否包括贵国革命领袖卡扎菲?”穆罕默德回答道:“英沙安拉。”阿拉伯语“英沙安拉”字面意思是“如果安拉(上帝)允许的话”。这句话模棱两可,可以是委婉的推脱,也可以理解为“有可能”。

我捉摸着,利比亚方面找上门来,可能与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面临的困局有关。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103号班机执行航行时成为恐怖袭击目标,在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270人罹难。1991年,洛克比空难调查指向利比亚;1992年初,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制裁。利比亚方面向我这个新华社记者主动示好,个中奥秘,值得思索。

1992年4月,新华社当时的总编辑南振中来到开罗,在中东总分社全体人员会议上传达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我当场提出,现在利比亚可能有求于中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争取独家采访卡扎菲。南振中同志当场批准了我再访利比亚的请求。随后,中东总分社组成了以我为首的记者组,成员为总分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以及突尼斯分社阿拉伯文记者拱振喜。

4月16日下午,我和唐师曾从开罗出发。由于开罗至的黎波里的班机已经停飞,我们只好改乘长途汽车。出发前,我听说埃及与利比亚边界已经被封闭。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算偷越国境。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准备了一面五星红旗,还找了一块白布,请人用大字写上阿拉伯文“中国记者,请勿开枪”的字样。次日凌晨到达边界,才知道两国陆路交通依旧畅通。下午3时左右,班车到达终点站班加西。此时去的黎波里的班车早就没有了,我们便登上一辆去的黎波里的黑车。又经过将近24小时奔波,18日下午,我们终于来到中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次日,拱振喜也到了。

到达使馆后稍事休息,我便拜会3年前见过面的王厚立大使,汇报我们采访卡扎菲的设想。对于我提出的当前形势下利比亚可能有求于中国的观点,大使表示同意。

性格独特的理想主义者

1992年4月22日上午10时许,使馆接到利比亚外交部电话,要大使和中国记者立即去的黎波里机场。我们心里明白,卡扎菲要接见我们了。

登机前,一位利比亚礼宾官员正式宣布:革命领袖卡扎菲阁下将在班加西会见中国大使阁下和中国记者。

这是一架长十来米的小型公务机,座舱分为前后两部分。大使和翻译小张在前舱就座。两个姑娘已经在机上等候。前舱的那个身材修长,皮肤白皙,自称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学生。后舱有两个沙发床,一位身材粗壮、看来孔武有力的黑姑娘坐在我们对面的沙发床上。这两位便是卡扎菲的贴身女保镖。一路上,前舱那位“白妞”滔滔不绝地向大使倾诉利比亚遭到的“冤屈”,一个劲儿赞扬中国,说“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中国应当而且有能力站出来领导第三世界”。后舱的“黑妞”则面带温厚的笑容,一言不发。

一个半小时后,专机在班加西机场降落,两辆奔驰轿车随即把我们一行5人送到一家五星级宾馆。下午2时半左右,又是这两辆奔驰轿车送我们去见卡扎菲。汽车在班加西郊外转来转去,终于驶上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前方有个拱门,拱门上的大字标注着“十月三日农场”。仔细看,能窥见路旁茂密的橄榄树丛中有高射机枪和地空导弹阵地。

我们先后路过两座大门。进入第一座大门前,尽管我们有利比亚官员陪同,几个手持AK-47步枪的便衣壮汉还是要大使下车核对名单。在第二座大门口,又有几名便衣壮汉拦下我们乘坐的汽车,再次核对名单。汽车又往前开了将近二十分钟,终于来到卡扎菲的住处。刚下车,大使和翻译小张就被“请走”了,有人把我们三个记者领进一间小屋,并命令我们不得离开。

一个多小时后,卡扎菲与王大使的会谈结束后,轮到我们采访卡扎菲了。我们三人以及使馆翻译小张被领进一座深绿色的帐篷。这帐篷占地大约30平方米,地上铺着地毯,还摆着几个席梦思床垫,没有任何装饰。卡扎菲坐在门口小桌后面,右手有个老人用小泥炉给他烧茶。

我们在席梦思床垫上坐定,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谈话的气氛,我说了几句恭维话:“革命领袖阁下,您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民关心您的健康。您好吗?”卡扎菲感谢我的问候,说他最近做了扁桃腺切除手术,身体已经恢复。唐师曾正要举起相机拍摄,有个人突然闯进来制止。没料到卡扎菲哈哈一笑,挥手对那个人说:“让中国记者随便拍照!”

这次采访,围绕洛克比空难以及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制裁决议,我先后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6个问题,卡扎菲一一回答。他并不直接否认利比亚与洛克比空难的牵连,也不反对针对利比亚与洛克比空难的牵联展开调查。他说:“利比亚将配合任何调查,只要调查是公平的。”如果确认利比亚公民是犯罪嫌疑人,利比亚主张把他们交给某个阿拉伯国家的法庭、用阿拉伯法律审判。卡扎菲还说,只有中国能为第三世界主持公道,并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充当第三世界领袖,并且支持利比亚的立场,那么“利比亚拥有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将由中国任意使用”。

一个小时后,我们与卡扎菲握别,走出帐篷,立刻被几十个嘻嘻哈哈的姑娘包围。她们都是卡扎菲贴身卫队成员。我问一个懂英语的姑娘:“领袖对你们好吗?”她回答说:“就像父亲一样。”

这次采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对卡扎菲的看法。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卡扎菲表现得十分理性,语调平和,用词注意分寸。采访结束后,我请他签名留念。他欣然提笔,在我的名片上题写了阿拉伯文“向你致敬,卡扎菲”的字样,还幽默地说:“在利比亚,这张名片值100万美元。”

王厚立大使曾经对我说,卡扎菲是个“多面人”,他有疯狂的一面,但归根结底,他是个性格独特的理想主义者。在我看来,他的那些匪夷所思的言行,往往反映他对所谓“世界革命”的追求。如今卡扎菲大势已去,个中原因十分复杂;我认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追求自己心目中的“世界革命”,应当是卡扎菲失败的原因之一。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凤凰周刊》2011年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