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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北岛回国与王荔蕻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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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苿莉,原名莫莉花,在瑞典教育机构任职,兼香港中文杂志专栏撰稿人。二零零一年获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二零零五年获香港记者协会、外国记者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颁发的「人权新闻奖」。

中共当局在蛮横堵住人民维护权利的大门之时,又为北岛等著名流亡人士“善意”地开了一扇小门。这也显示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道扬镳:一部分人从反抗、出走、到驯服地回归体制,点缀了强权的盛世;另一部分人则仍然坚守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挺身而出,走入民间维权,以自己的受难,点燃中国公民社会进步的火苗。

这两件事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生:8月8日,因六四流亡国外多年的诗人北岛应邀回国,参加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与青海省省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青海省长、宣传部部长等同台讲话,诗歌在那里与权贵结盟。8月12日,致力于为弱势群体维权的王荔蕻女士,在北京朝阳区温榆河法庭遭到审判。而后,在国内外一片抗议声中,王荔蕻被当局强行宣判有期徒刑9个月。

把两个消息放在一起看,就比较有意思了:一位座上宾,一个阶下囚。由此看来,中共当局在蛮横堵住人民维护权利的大门之时,又为北岛等著名流亡人士“善意”地开了一扇小门。这也显示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道扬镳:一部分人从反抗、出走、到驯服地回归体制,点缀了强权的盛世;另一部分人则仍然坚守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挺身而出,走入民间维权,以自己的受难,点燃中国公民社会进步的火苗。

◎ 北岛背叛诗歌的自由精神

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大都记得这样凝重的诗句:“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正因为写出了这样“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诗歌,正因为这样的诗饱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感,北岛才在八十年代戴着反叛诗人的桂冠成名。1989年1月,北岛等组织了33人联合签名,要求邓小平释放魏京生,希望当局改善人权、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这次签名被认为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开端。

六四后,北岛在法国申请了政治庇护,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为六四写的《悼亡》诗句仍然感人肺腑:“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曰般殷红的天空下/ 结伴而行/……不是肉体是灵魂/ 每年一起再过一次生日/ 你们有同样的年龄/……。”

然而,二十一年过去,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北岛,也没有兴趣再为六四的死难者过生日了。他悔其少作,否定自己早期诗歌的艺术价值,也把其中的自由反叛精神一并否定掉了。美的诗歌必然是自由的象征,其中必然蕴含不与强权妥协的自由精神。从抗议强权、流亡他乡到回归体制,昔日的异议诗人在与权势者和解的同时,也背叛了诗歌的自由精神,其诗人的尊严就成了铺路的祭品。

和北岛同时流亡的中国作家刘宾雁,还有晚几年流亡的王若望先生,相继客死异乡。他们有中国传统士人的铮铮骨气,因此至死没有获得中共当局无条件的回国许可。郭罗基先生曾撰文谈到他申请回国奔丧的经过,由于不拿原则做交易,拒绝写悔过书,至今,年迈的郭罗基先生仍然被拒于国门之外。

比较起来,当局给予北岛的优待是非同寻常的了。获得同样优遇的还有流亡美国的原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回国是公民的天赋人权,回国探亲更是人之常情,因此,很多网民出于人道主义同情心,对北岛等人回国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当局“人性化的举措”。但网民们不知道的是,北岛从2001年起就已经多次回国,包括为父奔丧、再婚。

今年这次的情况非常特殊,作为一个具有指标性的代表人物,北岛这次不是低调地回国探亲,而是公开而高调地出现在中共官方的诗歌节上,荣任为“和谐盛世”助兴的嘉宾。他的照片被登上《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做了专访。负责对外塑造中国形象的《环球时报》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说:“北岛这次在青海的出现,让人感觉到复杂环境下的一点善意,这种善意既有知识分子内心的,也有国家政治层面的。”

◎ 昔日学运鼓动者向强权输诚

许多国内的诗人以及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中国那个环境里生存,因此不得不适应那里的一切,是可以理解的。而北岛等人却不同,他们长期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庇护和善待,以“异议人士”的名义在海外获得不少支持和资助,但他们却背叛自己过去所追求的一切,以输诚的方式,获得被专制政权宽恕、恩赐的机会。

北岛的输诚方式是公开宣布退出海外的“中国人权组织”,不再担任其理事,不再在政治问题上批评中国政府。对北岛释出这种“善意”,中共当局深为赞许,并且以同样的“善意”回报。这以后,北岛和刘再复一样,被中共官方的文艺界、学术界正式认可,当局为他们的书籍出版、演讲和获奖大开方便之门。

刘再复回国向当局献纳诚心的方式,是啧啧不已地夸赞太平盛世:“这是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强盛过。”对于盛世里丑陋可怕的另一面,他闭口不谈。当年刘先生热情投入的八九民运,其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反腐败”,要求社会公正,但刘先生现在却为腐败遍地的“盛世”献上赞歌。如果说北岛背叛的是诗歌的自由精神,那么,刘再复背叛的则是八九民运的初衷与理想。

在2004获邀回国讲学时,刘再复对台湾中央社记者强调说:“六四问题迟早要解决,但我同意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说,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至此,没有比六四受害者更惨痛的牺牲品了。当年八九学生运动在北岛、刘再复等知识分子的鼓动下掀起波涛,酿成血腥惨案至今二十多年,不少受害者亲属都过世了,他们至死没有看到昭雪的一天。1989年5月14日,刘再复在12名学者作家发出的《紧急呼吁》中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上述要求,他们将和学生一道绝食,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而现在,刘再复竟然认为解决六四问题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在《漂流手记》中,刘再复曾专文谈论中国人染上的一种“良知麻痹症”,他分析说:“得了这种病症,一切都会变得古怪,一切该不安的再也不会感到不安,一切该感到焦虑的再也不会感到焦虑,一切该感到羞耻的再也不会感到羞耻,……。”不知刘先生本人是否也染上了这种麻痹症,他已经不再为中国大量存在的人权侵犯事件感到不安、焦虑和羞耻了。

这几个流亡西方的著名文人回国造势,给中共当局塑造了一副有凤来仪、万众归心的胜景。当局略施小惠,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大的面子,减少了国内外批评的力度。在目前大批追求民主人权的人士入狱、遭受酷刑之时,北岛和刘再复的言行,无异于默认中共的“政治迫害文化”,背叛了所有仍在为民主人权抗争的中国人。

我们只能为中国知识分子忘却前事的能力而哭泣。中国有这么多悲剧,却很少有承担悲剧的人。当初北岛诗歌中的英雄气概和独立人格,已经让位于实用主义者的功利算计,摧眉折腰换来的是出版市场的丰厚收入。当年身处政府的“反面”更容易获得名声,而现在,难以忍受异国寂寞、缺乏承担的流亡者,不再反对、质疑和批判,只要乖乖顺从政府,就能在盛世的大锅里分到一杯羹。

◎ 王荔蕻看见“房间里的大象”

和北岛、刘再复等人一样,王荔蕻也是八九民运的支持者。1989年春,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的荔蕻穿着印有“自由万岁”四个红字的衣服,走进游行队伍。在血腥镇压发生之后不久,她离开了政府机关。

和北岛、刘再复等人不同的是,二十年过去,王荔蕻仍然清楚地看见了“房间里的大象”,而北岛等人却对此闭上了眼睛。“房间里的大象”的比喻来自一个英语谚语,其中的“大象”是指某种巨大而无可回避的真相(包括惨案),人们往往以合谋性的沉默与之相安无事。

东德时期的诗人库纳尔特曾这样形容那些假装看不见“房间里的大象”的人:“对时代的声音充耳不闻/ 对身边的事件视而不见/ 心知肚明却不言不语/ 这样的人才能活下来终老/ 当然,但是,得有个条件/ 要想这么活,他得是石头刻成的。”

荔蕻不是社会名流,但是她承担了很多社会名流不肯承担的责任。在《“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想念王荔蕻》一文里,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以她动人的笔调,叙述了王荔蕻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

荔蕻是共产党的将门之女,曾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少女,下放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文系大学生,政府机关干部,在年过半百的时候,她终于找到自己愿意为之献身的理想——推动维权,争取言论自由。最后,荔蕻因参与福建三网友案围观活动而被控“寻衅滋事”,招致判狱。

艾晓明的描述,展示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不灭的精神追求。她说:“荔蕻的人生轨迹,因网络而改变。网络凝聚了理想,让一群关注弱势群体命运的人从线上走到线下,力图改变人们在现实中的命运。”艾晓明还告诉我们,荔蕻曾经有过物质上的满足,但她不快乐。一直到几年前开始在北京救助流浪访民的志愿行动,她才重新找到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友谊和内在的丰盛。

而北岛和刘再复等人,已经不觉得人生还有什么内在的精神理想需要守护,不认为他人的苦难还值得关注。他们的变化,来自他们迷茫而冷漠的内心,心里没有高尚的价值定力,在万花筒一样变幻的现实里,精于算计却价值模糊的他们,就舍弃自己的责任,选择附庸强权的时髦。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回答自己为什么不回国时说,他不想以一个观光客的身份访问自己的祖国,不想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接待。在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有一种超脱俗世的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而中国文化的实用性格是非常惊人的,统治者可以利用被统治者的私欲,不费力气地去实施控制。因此,像王荔蕻一类具有高尚精神性的人,只能被孤立于普遍犬儒的社会主流之外。

◎ 具有内在光辉才是真正的诗人

在法庭宣判之后,王荔蕻的儿子齐健翔对记者说,他母亲的作风一向敢于承担,而且又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名,将所有罪名一个人给全扛下了。王荔蕻是幸运的,他的儿子理解母亲为什么坐牢,能认识到母亲的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这应了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一文中的话:“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艾晓明说王荔蕻有一颗抗拒平庸的“诗意的灵魂”,这体现在荔蕻的囚室诗中。去年十月,荔蕻被拘留了八天,她写道:“我如此年轻/ 鬓发葱茏/ 踏进铁笼的‘新房’/ ……秋色苍黄/ 白墙黑窗/ 我是光明待嫁的新娘。”

“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同了……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通了/……从此,我和你们一样/ 用尖刻的冷眼/ 剖解饮鸩的国/ 它以寒冰锁我的身/ 我用滚烫的心拥抱我的骨肉山河/ 从此,站在鸡蛋一边……”

读一读王荔蕻的囚牢诗歌,我们的眼睛会因为她的诗句而明亮起来,这种明亮来自她的信念、正义感和责任感,来自她对被剥夺被欺侮的弱势者的爱,以及为之分担痛苦的热忱。王荔蕻站在鸡蛋一边的事迹很多,例如:救助北京访民、支持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家庭、为艾滋病维权者田喜送钱、为山东李淑莲的事奔走、参与“福建三网民”的围观活动等。

好的诗歌,能使人们从麻木中惊醒,获得一种宽广的生命感,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以这个标准看,北岛后期的诗歌已经不配称为真正的诗歌,而王荔蕻却由于其诗歌的内在光辉,成为一位真正优秀的诗人。

(作者赐稿/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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