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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礼庭: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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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礼庭。

如果没有完善的、健全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即使有了“思想创新”,如果不能说、不敢说、不愿意说,或者是没有地方说,那么又有什么用处呢?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党和政府不能切实地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和支持说真话,真正实现言论出版自由的话,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自主、自觉、坦然地面对“真话、真情、真相、真理”的四真原则的话,可能不但会就此断送“解放思想”的英明决策,甚至不可能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如果普遍地缺乏真话、信用、诚信,就必然极大地提高市场成本。

论解放思想的最主要前提是言论出版自由

胡锦涛主席在去年10月26日在十七大前夕到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重点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号召。“解放思想”中的所谓解放,就是指要冲破传统的、习惯的思维模式,主动、积极地去争取实现“思想创新”。那么,如果没有完善的、健全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即使有了“思想创新”,如果不能说、不敢说、不愿意说,或者是没有地方说,那么又有什么用处呢?而且事实上,越是需要“思想解放”的领域,特别是在长期禁锢的政治领域,所谓的“创新思想”就往往越是敏感,就越会产生这种情况。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思想往往是最禁锢不住的,甚至在最恐怖的十年动乱时期,也无法禁止人们科学地、自由地思考问题,受到禁锢的往往是人们的言行。

在新中国的半个多世纪历史中,言论自由,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说不同观点的真话分别经历了党内外二次血腥的打击,和一次“边缘化”,民众就很难再有“讲真话”的传统和习惯。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巨人巴金在临终前耿耿于怀,并为之鞠躬尽瘁,舍命呐喊的问题。

说真话受到第一次血腥打击是反右的“引蛇出洞”,先是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为改进党的工作而向党提意见,当坦诚的知识分子说出坦诚的真话后,不管是因为意见提得过分,还是真的早就计划好的,历史的结果就是上百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为说真话付出了血的代价。从此,党外人士立刻就禁如寒蝉,我们的党再也听不到党外人士的真话了。

第二次血腥打击说真话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还保持着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如果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为彭德怀元帅平反是证明彭老总当时说的真话确实没有错,那么在当时,在庐山会议后期,彭老总被点名批判后,接下来接是全体中央委员逐个“指鹿为马”式地过关,凡是说指“鹿”为“马”的谎话的,全部过关,保持高干待遇,凡是说指“鹿”为“鹿”的真话的,又一次地付出血的代价。

历史记载,当时有四位说真话的高干,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好象还有李锐),都坚持说真话而被打倒。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黄克诚将军,当时任

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在会议前期,作为备战需要,留守北京,但彭德怀被点名批判后,全体中央委员被招到庐山,黄克诚临危不惧,说真话支持彭老总。历史上黄克诚并不是第一次说反对毛泽东观点的真话,以前都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表扬,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军东北,和四平会战时,都提出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不同意见,使中国革命避免了巨大损失。但这次,他过不了关了。甚至到了最后结案阶段,中央还想给他“机会”,政治局指派周总理去做他的工作,再三强调,只要承认“错误”,作个检讨,就既往不咎。但黄克诚将军坚持说真话:“原则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结果就是二十年的非人生活的代价。有资料记载,当时,要“统一”全党意见并不容易,大会、小会轮番开,思想工作轮番做,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从此以后,党内各级干部也就一样禁如寒蝉。成为十年动乱的前奏,为十年动乱埋下了隐患。

记得曾经看到过毛泽东的某个警卫员写的回忆录,说是60年代初全国大饥荒时期,毛泽东接到完全不同的二种汇报,一种是形势大好,最大的一个“卫星”是“亩产14万斤”;另一种是中国农村已经造成大规模饥荒。那位警卫员说,为了搞清真相,毛泽东在一次外出的路上,当火车高速行驶时,突然看见远处有个村庄,当是正好是吃饭时间,毛泽东就立刻叫停自己的专用列车,说“我要到那个村庄去看看农民午饭吃些什么。”当停车后,毛泽东步行到那个人民公社的大食堂,看到有一只猪被绑在长凳上,村长说:正准备杀猪,为农民开饭。实际上,毛泽东的“中办”随员不知道是出于安全保卫需要,还是其它原因,早就打电话通知当地领导了。那位警卫员想说明毛泽东是被蒙骗了,所以才会发生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我们且不说毛泽东为什么会被蒙骗,在改革开放后,就有人提出了一个千古难题:农民出身,又亲自种过地的毛泽东到底是真的不了解“十万斤谷子堆在一亩地里可以实实足足堆一米高”的事实呢?还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别说,这真是千古之迷,除了毛泽东自己,没有人真正地知道这事的真相。

第三次说不同意见的真话的人被迅速“边缘化”,是在改革开放那个突发事件后,被朱学勤称为“徘徊的三年”中,全国人民在经历使新中国获得新生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民众刚刚有点向说真话的传统回归后,在这个突发事件后,说真话的,特别是在敏感的政治领域说真话的人士,虽然再也不会受到牢狱之灾,但还是迅速地被“边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出国,就是再也不被重用。在中国,不被重用,被边缘化,就是意味着“和名利地位无缘”。虽然在邓小平南巡后,再次掀起改革开放的高潮后,在敏感的政治领域,说真话却还是不能真正地春回大地。甚至在十七大前夕,还出现通过审查已经出版的图书被禁的事实。

所以,我在此冒死斗胆预言,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党和政府不能切实地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和支持说真话,真正实现言论出版自由的话,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自主、自觉、坦然地面对“真话、真情、真相、真理”的四真原则的话,可能不但会就此断送“解放思想”的英明决策,甚至不可能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如果普遍地缺乏真话、信用、诚信,就必然极大地提高市场成本。

像上面毛泽东到底是否被蒙骗的问题一样,我在这里也提个疑问:

像世界公认的著名经济学专家和权威,喝洋墨水的美国博士,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先生,反对杨小凯提出的“制度模仿”,认为只要“技术模仿”就可以赶超发达国家的理论观点,说的是真话?难道他是真的认为“民主共和”和“福利制度”在市场经济中无足轻重?

同样,尊敬的经济学界最老资格的权威茅于轼先生说:“我国一年创造的财富或GDP是21万亿元人民币。我国腐败的总数有人估计是5千亿,只占GDP的2.3%。……由此可见腐败并没有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严重。”我不知道到底是茅于轼真的不理解“五千亿”腐败资金的“分量”,才说“没有像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严重”?还是说了善意的、违心的“假话”?

够了,不用再举例子了,连这些被称为“政府智囊”的学术权威尚且如此,中国民众和中国的决策者应该能够明白我文章的主题:“解放思想最主要的前提是言论出版自由”!

最后的愿望是,本文作为冲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的实例,希望不要因为涉禁而被封杀。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