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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毛泽东六问纪登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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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

3月18日,毛泽东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中说:“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晋见毛泽东。

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基本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工作。

在纪登奎结束汇报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登奎回答:“挨过,挨过两次。”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

毛泽东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纪登奎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登奎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登奎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最后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并随即检讨说:“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应该说,毛泽东在专列上对纪登奎的工作汇报是满意的,紧接着向纪登奎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面试。

毛泽东首先问纪登奎挨过整没有,纪登奎说挨过两次整,并说两次挨整都是整错了的,也就是说自己在革命队伍中受过两次冤屈。这时,历史上曾经受过三次错误打击和处分的毛泽东从内心与纪登奎产生了共鸣,并说“挨点整,有好处”,展示了一个笑在最后的胜利者回首过去憋屈往事时的那种淡定、从容和自豪。那些挨整后至死都没有洗清冤污、讨回公正的蒙冤者们是很难像毛泽东那样潇洒地向人们说出“挨点整,有好处”的大度之言的。

精通辩证法的毛泽东不仅问纪登奎是否挨过整,还问他是否整过人。纪登奎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整过人,而且整人比自己挨整要多。在毛泽东问“整错过没有”时,纪登奎仍不回避,承认自己整错过人。即使在毛泽东层层递进连续问到“你杀过人吗”、“杀错过人吗?”的问题时,纪登奎同样没有回避,回答自己杀过人,而且“杀了不少人”,并坦陈其中也有杀错了的。

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使毛泽东甚为满意。后来,毛泽东在“九大”会议的大庭广众之中称比他小30岁的的纪登奎为“老朋友”,并把他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首先应当归功于这次专列上成功的面试。

纪登奎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或者上推下卸,或者文过饰非,谎称自己没有整过、杀过人,或者虽然承认自己整过、杀过人,但却泯灭良知,强词夺理,硬说整得对,杀得好,而是坦率地承认自己整过、杀过人,而且整错、杀错过不少人。当然,他同时也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实在有点强调客观原因、为自己减轻和开脱责任之嫌。因为,人命关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怎么能不做调查就把人给杀了呢?尽管如此,总体上说,纪登奎对毛泽东六问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的,非常难能可贵。

至于是在什么情况下错杀了多少人、错杀的都是哪些人以及对那些被错杀的人是否作了纠正平反和善后处理等问题,纪登奎都没有作进一步的介绍,毛泽东也没有再问,只是泛泛地说“还是要刀下留人,能不杀的不杀,能少杀的要少杀”。

此时,我忽然想起毛泽东当年刚到陕北面对当地“肃反”扩大化的紧急关头所展示的鲜明态度和采取的果断措施。

1935年10月,陕北的“肃反”正在疯狂的高潮之中。据亲历者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披露,当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都被抓了起来,“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此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听说这些情况后,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委派新任国家保卫局长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对王首道等人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王首道回忆录》第167页)

但当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同了。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指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3月18日,毛泽东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中说:“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并要求“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3月24日,毛泽东在给饶漱石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4月13日,毛泽东在转发南京市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中说:“过去该市手面太小,不敢大张旗鼓杀人,现已彻底转变,做得很好,大有成绩,并且跑到许多城市的前面去了。”毛泽东严词批评“不敢大张旗鼓杀人”是“手面太小”,多次督促各地“大杀几批”,堪称大手面了。

平心而论,毛泽东也知道如果无节制地放手大杀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他在督促各地“大捕大杀”的同时,也说了些防止错捕错杀的话,如1月24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局电报的批语中既强调“应当放手杀几批”,又强调“不要随便捕人杀人。”3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中说:“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这些话与跟纪登奎谈话时讲“能不杀的不杀,能少杀的要少杀”是一致的。(上述资料均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

然而,在建国之初的土改、镇反运动中,被错捕错杀的人不在少数。如文化名人金庸(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梁羽生(陈文统)的父亲陈信玉、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等人,尽管他们为人民做过好事,如资助革命,掩护党的干部等,其中朱迈先在1936年读高中时就秘密加中国共产党,并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在1951年土改、镇反运动中都被以“不法地主”、“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处决。金庸、梁羽生、朱自清都是知名人士,朱自清曾被毛泽东高度评价,金庸、梁羽生在改革开放之后都受到邓小平、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邀请和接见。这样的名人,其至亲尚且蒙冤30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八十年代才平反昭雪,至于那些被错捕错杀冤沉海底的平民百姓则不知凡几!

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管以什么罪名为借口,利用手中的权势和运动的风头强行剥夺无辜者的生命都是罪恶。对错杀人问题,毛泽东在初到陕北时是把这个问题提高到“犯罪行为”的高度来强调的,并采取断然措施予以纠正。而当新政权建立之后,他虽然在强调“大捕大杀几批”的同时也泛泛地讲过不能错捕错杀之类的话,但只是说错杀人“影响很坏”,仅此而已。所以,在纪登奎回答说自己错杀过人时,毛泽东既没有追问错杀人的详情,也没有了解错杀者的后事。由于毛泽东没有严词追问,所以,纪登奎也就没有谈及错杀之后是否给冤主平反昭雪及善后处理等问题了,只是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轻描淡写,一言带过,虽然也说了句“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对被自己冤杀的亡灵却没有表示应有的痛惜和负罪之感。

回首在历次运动中被错捕冤杀的人们,不知有多少冤魂没有得到抚慰!想到这一层,令人心有戚戚焉。因为,对任何人来说,有什么比戴着莫须有的罪名冤沉海底更让人悲哀和伤痛的呢?我想,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像毛泽东刚到陕北时那样,牢记“人头不是韭菜”和冤杀无辜“就是犯罪”的观念,多一些慎重,少一些疯狂,尊重人的尊严,珍惜人的生命,那么,许多像文革中发生在首善之区、“天子脚下”——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将大批“五类分子”及其子孙不经任何法定程序,或刀砍、或棒杀、或绳勒、或活埋,甚至将婴儿活活劈成两半的人间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的吧!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