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茅于轼:再访俄罗斯

p091120102
资料图片: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

看起来现在俄国人对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分得很清,他们和我们不同,他们是改朝换代,我们是改革,是性质不同的政治变化。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是靠自然资源获得的财富建成一个福利国家,培养了群众靠政府不靠市场的心理,再加价格的扭曲,引导资源配置的错误,经济效率很差。百姓的生活不错,但发展缺乏潜力,经济陷入了停滞。这种陷阱很难纠正。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和我国的正好相反。我们是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但百姓的生活改善有限。俄罗斯还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每年人口下降几百万(超过总人口1%),而且男性死亡率大大高于女性,是全世界性别死亡率差距最大的国家。

1988年我曾有机会访问苏联,23年后再次来到俄罗斯,城市面貌、人民思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前后对比感慨良多。

23年前的那次访问是受美国在苏联的一个基金会邀请,目的是讨论全球裁军和环境。出席的有十几个国家的能源专家,其中包括苏联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他是苏联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那时候苏联已进入戈尔巴乔夫时代,政治空气逐渐走向开放。这次会议明显受到当局的认可。政府招待全体代表观看歌舞表演,我们分散坐在一桌桌圆桌旁。演出中女演员的衣着非常暴露,演出结束后不是我们上台合影,而是女演员走近观众祝酒。据说只有高级官员才有权享受这种出格的表演,这是苏维埃政府特权的一部分。

1988年的那次会议是在列宁格勒召开。我先坐飞机到莫斯科,转机到列宁格勒,又坐火车去了莫斯科。回程买机票出了问题,卡在货币转换上。当时苏联执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为了换钱,一位美国基金会的职员陪我排了半天队,才把票买上。这次的行程和上次相反,先到莫斯科,再坐火车到圣彼得堡。在莫斯科到处都有换汇的小商店。买进卖出的差价很小,说明竞争充分。但是在飞机场唯一的一家换汇商店换汇差价达15%,大概是世界上买卖差价最大的换钱所。我没看到有谁光顾这家垄断的换汇商店。

莫斯科街上的商店和23年前大不一样,多的是银行、花店、教堂和小卖部。使我吃惊的是大大小小的银行,都是名称各异的小银行,什么阿尔法银行、第一银行、罗西银行,这有点像美国。这些小银行肯定是百姓办的私人银行,只有美国花旗银行一家大银行,繁华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它的分理处。花店多是因为百姓的收入提高了,有钱买奢侈品了。教堂多是因为信仰自由了,大家经常进教堂从事宗教活动。俄国人绝大多数都信东正教,那是大约一千年前从拜占庭(现在的土耳其)输入的,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现在东正教在其他地方都消失了,唯独在俄罗斯得到巨大发展。现在宗教活动是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教堂都建得雄伟壮丽,圆顶都有黄金包饰,在太阳底下金碧辉煌。

23年前苏联的各种供应非常差劲。只要有一点额外的供应,立刻有顾客排长长的队,这和改革前的中国很相似。改革以后中国和俄国的排队都消失了,但是堵车代替了排队。莫斯科堵车的队非常之长,远超过北京。我们埋怨北京堵车,但是比莫斯科好多了。23年前苏联街上走的都是国产的又小又丑又费油的拉达牌小汽车,质量很低劣,排气管的后面拖着长长的黑烟,那时莫斯科的空气质量非常差。现在马路上各种牌子的车都有,黑烟也不见了,中国产的宇通牌大客车在俄国有很多被用作公共汽车。这里汽油的价钱比北京低约1/5,每公升28卢布,约合一美元。

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排队,得到一分钟的机会去看列宁遗容。列宁的遗体保存得非常好,可说像真人一样。瞻观列宁墓的有俄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俄国人自己怎样看待苏联这段历史,这是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苏联时代的镰刀锤子国旗已改回沙皇时代的三色旗(但是颜色变了);原来的圣彼得堡在苏联时代改称列宁格勒,现在又改回去了。现在的俄国不是继承了苏联的文化,而是继承了十月革命前俄国的传统。苏联时代虽犯过严重的错误,也留下它的成就。卫国战争的胜利,人造卫星上天,都是人类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大事,所以国内国外都有人纪念它。

在莫斯科我们参观了圣女公墓,本来我不想去,看死人的墓地有什么意思,但是亲临该地才感到意义重大。公墓建于16世纪,共有约一万个名人葬于此地。近年来的有赫鲁晓夫夫妇,戈尔巴乔夫的夫人以及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她没有结婚,其他人都和配偶子女葬在一起)。还有我们老年人所熟悉的,苏联时代的米高扬、葛罗米柯、卡冈诺维奇,以及更早的文学家果戈理。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对俄国的了解远不及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国家路线,要与苏联紧密结盟。中国派了大批留学生去苏联(少数去了捷克),也邀请了许多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搞经济建设。干部政治学习的材料是联共(布)党史,不是中共党史,我们对苏联革命时期的领导人都有所了解。那时还鼓励大家学俄文。读,写,听,说,每学会一种加薪5%,那时对苏联有任何不敬是政治性的大错误。许多人因为批评了苏联而被打成右派,可是两年后忽然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政治风向这样变来变去,反苏的挨了整,亲苏的也挨了整,倒霉的是不知就里的无辜老百姓,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跟风快的“风派人物”。

莫斯科的红场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都是高度政治化的活动场地。不过两国的文化不同,广场的布置非常不一样。红场除了列宁墓,就是苏联时代的国家领导人的骨灰葬地,包括斯大林的。苏联垮台后,叶利钦葬在了名人墓。看起来现在俄国人对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分得很清,他们和我们不同,他们是改朝换代,我们是改革,是性质不同的政治变化。

在莫斯科参观两天之后我们坐火车去了圣彼得堡,坐的是软席卧铺。23年前也是坐的软卧,那时候的感觉非常舒服,是和国内同时期的卧铺比较。这次去感觉相反,很不舒服,因为国内的卧铺有了很大改进。圣彼得堡是俄国第二大城市,百姓对圣彼得堡的尊重超过莫斯科,因为圣彼得堡在俄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圣彼得堡建于1702年,彼得大帝立志要为俄国建一个出海口,就在一个小渔港上建设了城市,并把首都从莫斯科迁过来。从那以后圣彼得堡对俄国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人民最喜欢的作家普希金(中国人更记得高尔基,但高尔基在现在的俄国地位远不及普希金)就成长在圣彼得堡,他在此因爱情与人决斗而被杀。现在的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也都是圣彼得堡人。

在圣彼得堡我们参观了冬宫和夏宫,印象非常深刻。欧洲的几个有名的皇宫我都看过,总的说起来欧洲的宫殿和中国的皇宫格式完全不同,从建筑的设计到内部的布置都只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美”,而中国的皇宫所追求的是雄壮和威严。当然各有特色,但我更喜欢欧洲的风格。特别是圣彼得堡的夏宫花园,简直是如入仙境。作为经济学家,看了这么多宫殿更让我坚信:住房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集中表现。现在富人和穷人在吃、穿、行方面尽管有很大区别,但和住房的区别比起来都不算大。一个月赚3000元的人和赚一万元的比较,吃的穿的差别都有限,和赚10万元的比较也不算大,但他们的住房绝对不一样。不管是原始社会,皇权社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住房的差别始终是最大的。而且愈是豪华宽大的房子所住的人口密度愈稀;愈是破烂狭小的房子所住的人口密度愈高,这也是住房不公平的证据。

我国50年代对西方实行自我封锁,技术文献很少有英文的,绝大多数都是俄文资料,所以我们都学俄文。对俄文掌握的奖励实行两三年后也废止了,但俄文还是唯一和世界交流的渠道。我也花了十几年学俄文。上次去俄国俄文还没有全忘,街道上的店铺还能看得懂。可这次去俄文忘得差不多了,只有最简单的几个单词还记得,沟通全靠导游。我们在莫斯科的导游是一位俄罗斯中老年妇女,大约50岁。她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出来当导游挣外快,据说她还和中国的社科院有合作项目。俄国的教授待遇很低,拿不到俄国的平均工资。她的知识很渊博,对历史非常熟悉。哪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年能脱口而出。她的观点倾向于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般看法,她反对斯大林,欢迎叶利钦主导的改革。但是在圣彼得堡的导游则不同,那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孩。她忙于赚钱,夏天当导游,冬天淡季就去哈尔滨做翻译。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好丈夫,能买上房。我问她,大学里学中文的人多吗?她说现在越来越多了,因为好找工作。

莫斯科的物价很高,特别是旅馆很贵。看芭蕾舞票价120美元,坐在最后一排(我怀疑买票有回扣,我们谁也没有追问)。吃的也不便宜,蛋卷冰淇淋每个合15元人民币。特别是在圣彼得堡旅馆里上网费用每小时35元人民币。俄国人月平均工资是一千美元,比我们高多了,按人均GDP来看比我们高一倍多。但俄罗斯的经济大家都不看好,因为过分依靠石油等资源性产品,制造业很不行。光是石油的产值就够每个俄国人每年分配2500美元,一个家庭三四口人一年可分上万美元。物价很不合理,政府补贴巨大,导致资源配置错误,低效率在所难免。虽然现在的人均GDP还算高,但前景欠佳。据我看,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是靠自然资源获得的财富建成一个福利国家,培养了群众靠政府不靠市场的心理,再加价格的扭曲,引导资源配置的错误,经济效率很差。百姓的生活不错,但发展缺乏潜力,经济陷入了停滞。这种陷阱很难纠正。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和我国的正好相反。我们是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但百姓的生活改善有限。俄罗斯还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每年人口下降几百万(超过总人口1%),而且男性死亡率大大高于女性,是全世界性别死亡率差距最大的国家。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警惕。

(《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